“金元四大家”是指金元时期四位著名的医学家：刘完素、张从正、李杲、朱震亨。在学术上，他们各有特点，代表4个不同学派。
刘完素（公元1120-1200年）亦称刘河间，是宋金医学界最早敢于创新并且影响较大的一位医家，著有《素问玄机原病式》二卷和《宣明论方》十五卷，认为疾病多因火热而起，倡“六气皆从火化”说，治疗多用寒凉药，世称“寒凉派”，提出“降心火，益肾水”为主的治疗火热病的一套方法，给后世温病学派以很大启示。
张从正（约公元1156-1228年）也是一位具有革新思想的医家，代表作是《儒门事亲》（其中前三卷为张氏亲撰）。他善用攻法，认为“治病应着重驱邪，邪去则正安，不可畏攻而养病”，发展和丰富了应用“汗、吐、下”三法，世称“攻下派”。他还十分重视社会环境和精神因素等致病作用。
李杲（公元1180-1251年）自号东垣老人，发展其师张元素脏腑辨证之长，区分了外感与内伤，认为“人以胃气为本”，内伤脾胃，百病由生”。首创内伤学说理论，代表作是《脾胃论》。他采取了一套以调理脾胃、升举清阳为主的治疗方法，是中医“脾胃学说”的创始人，世称“补土派”。
朱震亨（公元1281-1358年）世居丹溪之边，因以为号，30岁时才改儒学医。主要著作有《格致余论》《局方发挥》。他创造性地阐明了“相火”有常有变的规律，提出了著名的“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观点，临症治疗上提倡滋阴降火之法，世称“滋阴派”。他同时强调节制食欲、色欲的重要性。他的学说丰富了祖国医学，被誉为“集医之大成者”。在国外，日本于15世纪曾成立过“丹溪学社”，专门研究他的学说。
元末明初著名文学家宋濂（公元1310-1381年）在为朱震亨《格致余论》题词时说“金以善医名凡三家，曰刘宋真（刘完素）、曰张子和（张从正）、李明之（李杲），虽其人年之有先后，术之有救补，至于推阴阳五行升降生成之理，皆以《黄帝内经》为宗，而莫之异也。”又说：元朱震亨《格致余论》“有功于生民者甚大，宜与三家所著并传于世”。自此而后，“金元四大家”之称，则流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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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震亨（1281~1358年），字彦修，元代著名医学家，婺州义乌（今浙江金华义乌）人，因其故居有条美丽的小溪，名“丹溪”，学者遂尊之为“丹溪翁”或“丹溪先生”。
朱震亨医术高明，临证治疗效如桴鼓，多有服药即愈不必复诊之例，故时人又誉之为“朱一贴”、“朱半仙”。他先习儒学，后改医道，在研习《素问》、《难经》等经典著作的基础上，访求名医，受业于刘完素的再传第子罗知悌，成为融诸家之长为一体的一代名医。朱震亨以为三家所论，于泻火、攻邪、补中益气诸法之外，尚嫌未备滋阴大法。力倡“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之说，创阴虚相火病机学说，申明人体阴气、元精之重要，被后世称为“滋阴派”的创始人。与刘完素、张从正、李东垣并列为“金元四大家”，在中国医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弟子众多，方书广传，是元代最著名的医学家。
浙江乃“文化之邦”，人杰地灵，历代名医辈出，中医学术流派纷呈，诸如医经学派、钱塘学派、绍派伤寒、温病学派、永嘉学派等，其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当首推朱丹溪学派。
朱丹溪是养阴学派的倡导者。他信奉理学，援儒入医，是金元时期的著名医家。朱丹溪著作甚丰，亲自撰写有《格致余论》《局方发挥》《本草衍义补遗》，还有后人整理《朱丹溪心法》《朱丹溪治法心要》《金匮钩玄》《脉因证治》《朱丹溪手镜》、《素问纠略》、《伤寒论辨》、《外科精要发挥》等。，其他散佚的著述仍有许多。
朱丹溪学派的形成背景
宋元程朱理学对朱丹溪学说的影响。朱丹溪是朱熹四传弟子理学家许谦的学生，他将理学的一些观点引入医学，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学术思想，如理学“格物致知”理论催生了朱丹溪《格致余论》这部名著。
《和剂局方》所产生的流弊对朱丹溪学说的影响。《和剂局方》处方用药偏于温燥，因其为朝廷制定和颁发，因此流传甚广，造成温燥伤阴、阴虚阳亢的弊端，触目皆是，促使朱丹溪奋笔疾书，写下了《局方发挥》这部名著，对《和剂局方》的缺点进行了深刻批判，旨在进一步阐述“阳有余阴不足”论，为其滋阴降火的治疗法则铺路。
地区方域对朱丹溪学说的影响。朱丹溪生活在东南沿海地带，地卑湿处，气候温热，因此湿热致病甚多。朱氏“六气之中，湿热为患，十之八九”的观点以及治病重视祛除湿热，不能不说是与他的生活地域有很大关系。
金元时期医学界百家争鸣、学派纷呈对朱丹溪学说的影响。朱丹溪较刘河间“寒凉学派”、张子和“攻下学派”和李东垣“补土学派”晚出，有条件吸取三家之长。在继承前贤学术思想和诊治经验的基础上，他结合自己的实践经验，从而提出了新理论和新方法，形成了独特的“养阴学派”，与上述三个学派齐名，被后世誉称为“金元四大家”。
朱丹溪学派的主要学术思想
一是阳有余阴常不足论，是朱氏的核心学术思想，也是后世称其为“养阴学派”代表人物的主要依据；二是相火论，是朱丹溪学派的主旨性学术观点之一；三是气血痰郁学说，这是朱丹溪论治杂病的总纲；四是湿热观，朱氏认为“六气之中，湿热为患，十之八九”；五是治未病思想，他对《内经》“上工不治已病治未病”的名论作了进一步发挥：“与其救疗于有疾之后，不若摄养于无疾之先。盖疾已成而后药者，徒劳而已。是故已病而不治，所以为医家之法，未病而先治，所以明摄生之理。夫如是则思患而预防之者，何患之有。”基于此，朱氏对摄生防病十分重视，尤其在精神调节上强调正心、收心、养心；《格致余论》还设“饮食色欲箴”、“养老论”、“茹淡论”、“倒仓论”、“慈幼论”等篇，提出了诸多养生方法，弥足珍贵。
朱丹溪所创制的名方如大补阴丸、越鞠丸、二妙散、左金丸、上中下痛风方等被后世广泛沿用，疗效显著。
朱丹溪学派绵延六百余年，至今仍旺盛不衰，尤其是江南一带，该学派流传甚广，其中对徽南“新安医学”的形成和发展，更有重大促进作用。另外，朱丹溪学说还名扬海外，早在公元十五世纪就传入日本，日本医学界曾成立朱丹溪学社，专门研究朱丹溪学说，足见其影响之深远。
我省对朱丹溪学派的传承和弘扬，取得了很大成绩，如出版了《朱丹溪医集》《朱丹溪学研究》《一代医宗朱震亨》《名医朱朱丹溪论治痿痹的经验》和《朱朱丹溪医药文化研究》等专著，还举办了多次相关的学术会议。这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朱丹溪故乡义乌在上个世纪末修葺和扩建了规模盛大、风景秀丽的朱丹溪陵园（现改名为中华养生朱丹溪文化园），已成为知名的旅游景点和中医药教育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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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子和学术思想简介作者：吉祥慧狮子
张从正的攻邪论和情志疗法
张从正，字子和，号戴人，金代睢州考城(今河南省兰考县)人，因久居宛丘(今河南淮阳一带)，故有张宛丘之称。约生活于金正隆元年至金正大五年。其幼承家学，随父习医，青年时任过军医，晚年曾在太医院供职，其学远则取法于《素问》《难经》《伤寒论》，近则私淑于刘完素，临床用药偏于寒凉，自述用河间辛凉之剂四十余年，论治消渴亦宗刘完素之学，而倡“三消当从火断”说，但其又不尽同于刘完素。鉴于当时嗜补之习颇盛，凡治疾病，不问虚实，滥投温补，以致邪气稽留，为害甚烈，因而大倡攻邪论，主张“先论攻其邪，邪去而元气自复”，治病一以汗吐下三法为主要手段，丰富和发展了《内经》的有关理论及方法，被后世尊为攻邪派的宗师。元人张颐斋序《儒门事亲》，盛赞其术，谓：“南渡以来，宛丘张子和出焉，探历圣之心，发千载之密，凡所拯疗，如取如携，识者谓长沙、河间，复生于斯世矣。”清代医家王土雄亦对其评价甚高，称“自古以来，善治病者，若如戴人”。
张氏的著作惟《儒门事亲》一书，凡15卷。据考，该书并非张氏一人之专著，其中前3卷系《儒门事亲》本书，计30篇，除最后2篇为弟子麻九畴记述外，其余皆为张氏手笔，麻氏润色；卷10、14、15系后人整理之作；卷13乃刘河间之《三消论》；卷11乃弟子常德补遗的张氏著作；余者均由张氏口述，麻氏执笔而成。
其学术思想略陈如下：
一、病由邪生，攻邪已病
1．病由邪生
张从正认为疾病是由邪气造成的，邪气或由体外入侵而来，或由体内变化而生，停留于体内而不去，是一切疾病产生的根本原因，正如其所云：“夫病之一物，非人身素有之也，或自外而人，或由内而生，皆邪气也。天之六气，风暑火湿燥寒；地之六气，雾露雨雹冰泥；人之六味，酸苦甘辛咸淡。”并指出由于邪气的来源有三，性质各不相同，因而侵犯人体的部位亦有所区别，其云：“天邪发病多在乎上，地邪发病多在乎下，人邪发病多在乎中，此为发病之三也。”
张氏的这一观点，是符合中医学传统认识的。如《灵枢·百病始生》说：“夫百病之始生也，皆生于风雨寒暑，清湿喜怒。喜怒不节则伤脏，风雨则伤上，清湿则伤下。三部之气，所伤异类。喜怒不节则伤脏，脏伤则病起于阴；清湿袭虚，则病起于下；风雨袭虚，．则病起于上，是谓三部。”强调疾病总是由邪气强加于人体而成，不是人体本身应有的变化，风雨清湿，属于外在的因素；喜怒不节，属于内在的因素。由来不同，性质有别，故所伤各异。
另外，张氏还指出邪气影响于人体，能否导致疾病，以及致病之后，病情的轻重、预后的好坏、病程的长短等，皆取决于邪气的盛衰，其云：“邪之中人，轻则传久而自尽，颇甚则传久而难已，更甚则暴死。”充分反映出张氏重视邪气的发病学观点，是对中医理论的发展。
2．治病首当攻邪
张氏认为疾病的形成、转归、预后，既然都系于邪气的进退，因此治疗疾病便应首先攻击邪气，其云：“邪气加诸身，速攻之可也，速去之可也。”而反对
“先固其元气，元气实，邪自去”的作法，指出：“若先沦固其元气，以补剂补之，真气未胜，而邪已交驰横骛而不可制矣。有邪积之人而议补者，皆鲧湮洪水之徒也。”强调早补或误补易致闭门留寇，使邪气嚣张蔓延，病情加重，故而主张“先论攻其邪，邪去而元气自复也”山。即使有该补之证，也当“以攻药居其先”，如治息城酒监赵进道之腰痛，先以通经散下五、七行，再用无比山药丸补之；又如治妇人月事沉滞不行，先用桃仁承气汤加当归下之，次投四物汤调补等等。此与明清医家张景岳、高鼓峰强调扶正以托邪外出形成鲜明的对照。
张氏关于攻邪已病，邪去正安的认识；，从祛邪的角度看，是颇有见地的。其理论根据，亦来源于《内经》，如《素问，至真要大沦》云：“盛者夺之，汗之下之，寒热温凉，衰之以属，随其攸利。”“暴者夺之，皆随胜气，安其屈伏，无问其数，以平为期。”“病气衰去，归其所宗，此治之大体也。”
3．损有余即补不足
张氏受《内经》“土郁夺之”及王冰“夺谓下之，令无壅碍”的启发，认识到：“《内经》一书，惟以气血流通为贵，《内经》之所谓下者，乃所谓补也。陈垄去而肠胃沽，症瘕尽而荣卫昌，不补之中有真补存焉。”“下中自有补'。这种以泻为补，寓补于泻含有辩证法的治疗思想，不仅是其重视下法的理沦根据，而且亦成为其倡导攻邪、慎于补正的理论基础，故其指出：“医之道，损有余乃所以补其不足也。”
4．攻邪应就近而祛之
张氏认为攻邪宜针对邪气所犯的部位，因势利导，分别予以汗、吐、下三法，使邪气或从外解,或从上涌，或从下泄，皆就近而祛之，如其云：“处之者三，
出之者亦三也。诸风寒之邪，结于皮肤之间，藏于经络之内，可汗而出之；风痰宿食，在腮或上脘，可涌而出之；寒湿固冷，热客下焦，在下之病，可泄而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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