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着韬奋的足迹——记雷群明
2022-10-14 16:41阅读：
1981年,学林出版社成立时，刚从出版局理论研究室调来社里当编辑的雷群明,接受的第一项任务就是编写《韬奋与出版》。他,既是作者之一，同时又是该书的责任编辑。
在半年多的时间里,他大量阅读韬奋及与之有关的书籍,访问韬奋的亲友和同事,边学习,边思考,边写作,“出版事业模范”邹韬奋的崇高精神和伟大人格给了他深刻的教育和影响,使他从一个对韬奋所知甚少的人成为韬奋的崇拜者和追随者。
《韬奋与出版》一书的编写,使他与韬奋结了缘,甚至可以说,决定了他的一生。正是韬奋，使他懂得并且深深地爱上了编辑出版这一行。几十年来,他总是把韬奋作为自己的榜样，沿着韬奋的足迹,
努力前行。他说：“一生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有两个人,一个是鲁迅,还有一个就是韬奋。”
编辑—“天底下最好的职业”
有些巧合的是，与韬奋一样,
雷群明也是“差不多出了学校就踏上了编辑之路”，只是他的进入上海出版界纯属偶然。
1967年，正值“文革”高潮。从复旦大学中文系研究生毕业的雷群明，在“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影响下,被胡乱塞到江西某县
城的一个报社。由于他爱人王龙娣是独生女儿, 已先于他分配在北京，她在上海的父母无人奉养，经过一番努力，才让他
“顶替”一个被出版局退回的66届大学生名额进入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当时,给他定的身份是：编辑。
这个由别人替他选择的职业,在他看来,简直是世界上最好的选择。以至后来还在一篇文章中公开宣称：“编辑是天底底下最好的职业。”主要“理由”是：编辑从事的是一种“不朽的事业”。
为了这一“不朽的事业”,他无怨无悔，付出了毕生的心血。
雷群明认为,作为“不朽的事业”的出版,必须具有内容与形式的高质量,才能名实相副。因此,他对于所编辑的图书,总是力求做到内容的健康和编校的高质量的统一。韬奋办《生活》周刊以没有一个错字为目标，他也暗中发狠，要力求使自己编的图书消灭明显的差错。
别看平时接人待物，雷群明总是笑口常开，显得很随和，但做起编辑工作来，他却是异常的认真和严格。他把责任编辑的“责任”看得很重。为了对得起这个“印在别人书上的名字”，他不辞辛苦地“为他人作嫁衣裳”,力求达到最好的质量。一段时期,人们批评出版界有一句话叫做“无错不成书”。他觉得这是出版的耻辱。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变这个现状。因此,面对书稿和校样,他总是如履薄冰,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在编辑《<</span>吕氏春秋>校释》时，他把这本160多万字的著作看了好几遍，向作者提出了大大小小的修改意见和建议500多条，小5号字的注释校样看得他眼睛发花，以至他不得不买了一个放大镜来读校。在编大部头的《明清娱情小品》、《蒲松龄全集》时,他已经担任社长,但是他在已经请了高手校读的基础上,仍然坚持把这两部100多万字的作品再仔细校读一遍,努力把差错降低到最低程度。由于他的努力,他责编的书，编校质量都相当之高，由他任责任编辑的《节趣》就曾荣获上海市图书编校质量一等奖。但是,他从来不满足取得的成绩,而是常常为自己编的一些书没有达到优良的标准而觉得对不起读者和作者。他在谈到一本书因为出错而加了勘误表时,曾这样强烈自责说：“面对那张小小的勘误纸片,我有时竟会产生幻觉,仿佛那不是一片纸,而是一把锋利的刀片在割我的心。”
韬奋做编辑,强调“以读者的利益为中心”,注重创造精神。雷群明对于他所编的图书,也总是尽量多为读者着想,努力做到新颖而实用。表现之一是在他编的许多书中都有“附录”。这些附录有的是他建议作者增加的,有的是他自己或组织别人加上的。如他最早编辑普及读物《文艺小百科》时，通过广泛调查研究了解到，对于这类篇幅小而跨度大、知识新而又密集的图书，读者希望最好能有大量知识密集的附录。他及时向作者转达了这一想法，并协同作者共同完成了7个附录，占了全书内容的1/5，结果很受欢迎,甚至有些读者反映,他们就是冲着这些附录才买书的。这本书在80年代曾一再重印,印数达70多万册。在他后来编辑的《应用文大全》、《日本俳句史》、《日本和歌史》等图书中，他都比较注意收入必要的附录材料,为此,他还获得了一个“附录编辑”的雅号。
附录虽然“附属”于正文,但做好并不容易，既要注意内容的新鲜、选择资料的准确和广泛的适应性，还要使之与正文有互补效应，难度可谓相当之大。因此,并不是所有的作者都能够体谅编辑的苦心，而乐意认真地去做。对于那些无心或无力去做附录的作者,
雷群明并不强人所难，而是另请他人或者由自己代劳。虽然既辛苦又无名无利,但是他说：“只要想到这些附录能够给读者带来实惠，带来方便，就是对我最大的奖赏了,个人得失又何必计较！”
社不在大,书好则名
1986年1月,雷群明从一个普通编辑被破格提为学林出版社副总编辑，两年后,又被任命为社长。直到1999年因为年龄关系改任总编辑，在学林当社长整整11年。
在此期间,学林出版社社址三迁,办公环境逐步改善，从最初租借的定西中学搬到新买的文庙路办公房再到入住宽敞的出版大楼,名副其实地是一步一个台阶。小小的学林社,两次获得国家图书奖提名奖,五次获得中国图书奖,还数十次获得省市级以上的其他许多奖项,许多图书得到国内外广大读者的好评。
学林社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社变得有一定的知名度，从“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的困窘境地到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雷群明作为社长，可以说是功不可没。但是他却说，学林社在他任职期间取得的一些成绩,许多是前任领导和全体职工努力的结果,自己不过是赶上好的机遇而已。他多次强调,由于自己工作没有做好,致使社里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特别是他上任之初,由于经济困难和缺乏经验，在“合作出版”方面遭遇了挫折,给出版社带来的不良影响,更使他自责不已。他常说,如果历史能够重来,他愿意以更大的付出,把工作做得更好些。
在雷群明的领导下，学林出版社蓬勃发展，也摸索出一系列的出版经验。譬如说,除了自费出版外,小社出大书就是一条比较成功的经验。雷群明认为，“水不在深,有龙则灵。”“社不在大,书好则名”。出版社办得如何,不在规模大小，而在有无特色。学林出版社的特色就在于一个“学”字：学术之林,学习之友,学问之源。十几年来，学林一是坚持出版以人文社科类为主的各种学术著作，实行大中小并举的方针，在每两年左右推出一部大型学术著作的同时，注意中高档学术著作的出版，特别注意扶持青年学者的处女作；二是注意抓好各类学习辅导读物的出版。因而在学术著作和小学习辅导读物出版方面有了一定的名气，《中国青年报》的一篇文章中曾有“北有三联,南有学林”的评价。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学术书一定是“赔钱书”，因此,有些出版社对它敬而远之。雷群明对此并不苟同，他认为,学术水准一般的学术书和质量低劣的平庸书，销量不会好，肯定要赔钱，但优秀的学术著作却未必一定赔钱，如果操作得当，往往可以“名利双收”。
学林出版社是以出版学术著作为主要任务的,
学术著作不但不能不出,而且还要出好,也能出好。办法之一就是抓好大型学术精品。他称之为“两年左右爆炸一颗‘原子弹’”。实践证明是比较成功的。
在《中国历代服饰》、《中国历代妇女妆饰》成功的基础上，学林又先后推出了《隋唐文化》、《中国民居》、《金文大字典》等大书，还以《隋唐文化》为切入点，将它扩大为一套包括《原始文化》、《商周文化》、《秦汉文化》、《魏晋南北朝文化》等在内的“中华五千年文化系列”，使之无论在收藏、学术方面，还是作为大众读物，都有相当的价值。以这些书为骨干,加上其他的优秀学术书,逐渐形成了学林高品位的学术特色。这些大书不但屡屡获奖,得到好评,而且,经济效益也很显著。如被王元化先生誉为“划时代的著作”的《金文大字典》，原来不少人都担心要亏本,但是,经过精心的策划，通过提高规格,
精装精印, 特制100部编号签名本拍卖等形式，这部大书不但获得了国家图书奖提名奖、全国图书整体设计一等奖等奖项,而且还取得了不少的利润。另外,像包括梁漱溟的《中国文化要义》、《人心与人生》,陈原的《社会语言学》等在内的“学林文库”,由于都是由一流的学术著作组成，出版后几乎都很快出重版,没有一本是亏本的。
雷群明说,做社长这十几年中可聊以自慰的是自己没有偷懒,再苦再累,误解再多,都咬着牙挺过来了。只要力所能及,多做点不算什么。正因为如此,他在当社长期间,从没有放弃编辑工作。他说，这样做,一则是感情上难以割舍，二则是不使自己手生，三则是通过编辑实践,可以更有利于做好管理工作。据统计,在他做社长的11年中,他每年利用业余时间所责编的书，无论质量、数量还是效益，在社里依然名列前茅。1997年年底，领导上要他主持编辑学会的常务工作并主编《编辑学刊》,他二话没说,答应了下来。1998年起的四年中,他以业余时间做主编兼文字编辑，在另外“半个”美术编辑的帮助下,坚持认真编辑、读校不放松,保证了刊物的质量和准时出版,使之在全国同类刊物中名列前茅。他说：“韬奋两个半人能办好一个周刊,我们两个‘半个人’也应该能够办好一个双月刊。”当然,期间的甘苦是可想而知的。
雷群明说：“人生最宝贵的，就是去闯自己的路。这当然会很难，但是，当你努力闯出来之后，无限风光就展现在你的面前。人生的乐趣也就在于此。”这话对雷群明本人而言是如此，对由他领导的学林出版社而言，也是如此。
“学者型编辑”
2002年,上海市新闻出版局组织出版了一套“名家与名编”丛书,其中就有雷群明的《编辑修养十日谈》。他在这本书中,专门有一章谈“学者型编辑”。他认为,“在出版社当编辑，不读书，不写作，没有专业强项是不行的，当领导的更是如此。”“学者型编辑第一位的是要做好编辑工作,但是,在行有余力时,有条件的编辑也不妨顺应自己的编辑专业特点,在某一个方向上做一点学者的工作,并且争取成为该方面的专家。”因此读书写作，成了他的自觉追求，也成为他人生之旅甘之如饴的美事。在繁杂的社务工作和编辑工作之余，他见缝插针地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钻研学问,勤奋写作。晚上,他差不多总是看完新闻节目之后,便埋头于读书写作之中。
他研究生时读的是元明清文学,他的研究和写作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聊斋志异》是中国古代短篇小说的高峰，也一直是雷群明的兴趣所在。他花费了十多年的时间，到1981年，终于完成了自己对《聊斋志异》研究的第一本著作——《聊斋艺术谈》。这是一本十几万字的小册子,但也是《聊斋》研究史上第一本专谈《聊斋》艺术的书。这本书写得有理、有情、有趣，读来引人入胜，社会反响良好，得到了不少专家和普通读者的赞赏。但也有一些读者反映，创作中最难而又最有意义的是构思艺术，希望他能增加这方面的内容。雷群明觉得很有道理，于是继续重读原著，重新发掘，对原书作了大幅度的修订，于1990年出版了《聊斋艺术通论》,专门增加了10节谈构思艺术的文字。《通论》还洗去了《聊斋艺术谈》的“左”的时代烙印，在各个方面更臻成熟。1993年，他还为上海古籍出版社的“中国古典文学基本知识丛书”写了一本全面介绍蒲松龄及其著作的《蒲松龄与聊斋志异》。因此,在《聊斋》研究专家的名单中,理所当然地找得到他的名字。
在此之后，雷群明的学术视野越发宽广，其研究触觉延伸到许多相关的领域。他先后出版了《中国古代童谣赏析》、《中国古代童谣（图文本）》（均与王龙娣合作）、《古代文言小说精华》、《明代散文》等著作，此外,他还参与了《中国历代小说辞典》、《古典文学三百题》等几十种图书的部分写作。《中国古代童谣赏析》深受赵景深先生赞赏，认为“这本书可说是在童谣的整理和研究方面填补了一个空白，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临近晚年,雷群明的学术研究重点转到了编辑出版方面。他结合编辑和出版社领导工作的实际,撰写了大量质量上乘的理论文章和各种书评、书讯、编辑札记、杂文等，除了《韬奋与出版》外,还出版了《微型书论》、《心路历程》、《编辑修养十日谈》、《编辑应用写作》等书，广受学者和同行的好评。
2002年初,雷群明离开了学林出版社，调到韬奋纪念馆去当馆长。在这里，他说这是他是最好的归宿。“我的工作,从韬奋开始，以韬奋结束,我要尽最大的努力，沿着韬奋的足迹，有始有终地把学习、宣传和研究韬奋的工作做好。”据说，
他已经有了许多计划,正在一步步实施之中。
我们祝他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