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魂》随感——兰江河畔谈中国历史之八
2025-10-22 20:09阅读：
《叫魂》随感
——兰江河畔谈中国历史之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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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年来，我逐渐对中国历史感了兴趣，尤其是中国的近代史和现当代史，但有关这段历史的权威著作并不多见，甚至没有——我指的是当代中国学者写的。比如中国近代史，网上首推蒋廷黻（1895-1965）的《中国近代史》，读后确实获益匪浅，书的篇幅虽然不长，却让人了解中国近代史的大概。而且，由于“主义”不同（蒋廷黻是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对“问题”的解读也各异。新文化运动时，胡适提倡“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但问题是，同样的“问题”，在不同的“主义”下，终究五花八门，解决的路径也各奔东西，甚至兵戎相见。
近日去泗门参观成之庄，其中有一幅由泗门乡贤绘制的泗门古镇的写意图，好比周庄。上面标了许多庄园、牌坊、楼阁，讲解员指着“谢阁老”的那一处庄园说，这个后来被太平天国起义烧了。
太平天国在余姚烧掉的东西不止“谢阁老”，龙泉寺也被烧掉过一次。但讲解员还是在“太平天国”后面加了“起义”两字。同样的“烧”，光是太平天国为之便是暴行，若是“起义”，那就成了革命的义举，所以这“问题”还是跟“主义”有关。
现代史中，周策纵（1916-2007，美籍华裔历史学家）的《五四运动史》确实让人耳目一新，值得一读，尽管只是近代史的部分，却是最要紧的部分。
至于当代史，那就更需要听命于“主义”的指导。听说，目前比较“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的著作是《1949——1976年的中国》，分三部，即《凯歌进行的时期（1949——1956）》、《曲折发展的岁月（1956——1966）》、《大动乱的年代（1966——1976）》。最后一部为王年一所著，颇受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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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后来我就读西方汉学家写的中国史，但也面临一些问题：一是这些史著都卷帙浩繁，大多是千万字级的，如《剑桥中国史》，光是注释和参考书目就有几百页；二是太学院派，不是剑桥就是哈佛，而我只是一介“民史”——民间史学爱好者。
于是，我有时也会另辟蹊径，看看有什么捷径可走。如有好多史书都引用或提到孔飞力（1933-2016，美国汉学家），尤其是他的《叫魂》，而早在四、五年前，我曾在余姚保庆路上的“特价书店”里翻阅过这本书，但不知所云。之后又买了他的《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也是簿簿的一本，还煞有介事地边读边勾勾划划，其实仍是山东人吃麦冬——一懂也不懂。
这让我联想起陈寅恪，号称中国史学四大家之一的陈寅恪，究竟是什么让他获此殊荣。他以研究唐史见长，不像钱穆、吕思勉都有大部头的中国通史闻世，而晚年更倾心于《柳如是别传》这种不伦不类的史学巨著，真不知他的史学地位从何而来？后来才得知他的史学贡献在于“以文证史”，即通过文学作品来发现和印证历史，这是一种前无古人的史学研究方法，从而也推动了中国史学研究的范式转型。
而孔飞力所以成为汉学家中的费正清第二——他于1977年接任哈费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也是基于他对中国史研究的全新视角。以费正清为代表的汉学家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一直以“西方冲击、中国反应”的范式为主导，而孔飞力对此则不以为然，坚持从中国社会本身寻找“内部导向”，即拒绝“西方中心论”而致力于挖掘中国历史的内在逻辑。
这一新的研究范式在具体的史学创作上就体现为：“学者们在寻找与界定中国近现代化进程的最初动因时，着眼点必须由外部转向内部，注意力必须由大处转向小处，研究的重心必须由上层转向下层。”（陈兼、刘昶《叫魂译后》，参见孔飞力《叫魂》第340页，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6月出版，下同）而这也正是我们读懂《叫魂》的最有效的提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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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魂》一书的全名是《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1768年即乾隆三十三年，也就是在那一年，中国发生了一起以叫魂为主要形式的妖术大流行、大恐慌。大流行是指遍及江南为主的半个中国，大恐慌是指在整个社会的上层、中层以及下层都引起了各自不同的反响和恐惧。
如今已是六、七十岁以上的人，对叫魂应该有所听闻，我本人就经历过一次叫魂。那年我可能只有七、八岁，不知什么原因，突然出现全身发抖、嘴唇发黑、目光呆滞等症状，外婆认定这是我魂灵吓出之故。于是她就把我叫到堂前，拿来一碗清水，一只手用清水洒我的头，一只手拎着我的耳朵并不停地念着“阿姚魂灵走进”、“阿姚魂灵走进”。同时，外婆还叫我的哥哥站在旁边，不时地配合她印证“阿姚魂灵走进朗哉”，直到我的神志恢复为止。
“魂灵”是中国古代很早就有的观念，屈原的《楚辞》就专门有《招魂》一章，而照历史学家余英时的说法，“魂灵”是佛教传入以前中国人对“后世”的一个概念。不仅如此，中国古代还认为，在一个活人身上同时存在着代表精神之灵的“魂”与代表躯体之灵的“魄”。“魂”用来控制较高级的机制（脑与心），而“魄”则管理有形的感觉和身体的功能。这方面我们余姚人也是分得煞煞清爽，我们叫一个精神萎糜、死快活样的人为“魂灵吓出朗啊”，叫一个心不在焉、做事混沌的人为“侬个死魂灵”，而把一个敢作敢为、呼风唤雨的人叫作“胆魄佬大”。
我外婆是通过她的法术将魂灵招回我的体内，问题是魂灵也一样能够轻易地被人摄走，与你的身体相分离。“通常在人睡觉的时候‘魂’就是与人体分离的。当然，它通常会回到人体。但如果‘魂’离开人体的时间延长，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异状和反常情况，包括人会生病、昏昏沉沉、发疯，或者死去。”（孔飞力《叫魂》，第125页，同上）而《叫魂》一书所反映的就是人的魂灵被施行妖术者取走后引起的社会大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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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飞力是从三个层面对此作了详细的描述与分析：
首先是低层民众的反应。因为叫魂这一妖术主要发生在社会低层，一来叫魂有着深厚的历史和民众基础，二来所谓施行妖术的人多为和尚、道士、乞丐以及各种各样的工匠，其施行的对象自然也以小孩、妇女、穷困之人为主。
叫魂本来只是一种迷信活动似乎不值得大惊小怪，但为什么在号称乾隆盛世的1768年却引发社会大恐慌呢？这正是孔飞力所要探究的历史真相——他的意思是，所谓的乾隆盛世其实已经隐藏了巨大的社会和政治危机。对于低层民众来说，这一危机主要表现为人口大幅增长而生存渐入困境：“眼看周围不断增多的流民乞丐，他们害怕同样的厄运会降临到自己头上，他们汲汲于保住自己仅有一份温饱，社会上的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会让他们如惊弓之鸟。当叫魂妖术的谣言在地方上一传开，他们脆弱的神经立刻绷得紧紧的，唯恐自己成为妖术的受害者。”（陈兼、刘昶《叫魂·译后》，参见孔飞力《叫魂》第355页，同上）
对民众来说是生存危机，而对这个社会的最高统治者乾隆来说，叫魂让他感到的则是执政危机，即政权合法性危机。这一危机感跟叫魂中有一种剪人发辫的妖术有关，而整个社会似乎只有乾隆一个人感觉到这一点——因为他联想起当年满族征服和统治汉族最具象征意义的仪式就是强迫剪掉汉人的头发。如今叫魂中重现剪发这一幕一定有什么寓意，这使他把叫魂当作一件重大的甚至有关满清生死存亡的正治事件来抓。
但乾隆皇帝对叫魂中的剪发行为所蕴含的正治寓意却秘而不宣，这让帝国的官僚们——从军机大臣到督抚到知县在处理叫魂这一事件中不得要令。他们仍习惯于隐瞒、搪塞、拖延等传统的官僚手段应付皇上。结果自然令皇上勃然大怒，并向涉事的各级官僚展开了一场大清洗，从而在官僚层面引起大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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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底层民众来说，他可能既是妖术的受害者，又是妖术的施害者。除了任何人都可能偷偷地对伤害自己的人或出于报复施行妖术外，《叫魂》中还多处写到民众对那些叫魂者展开的集体暴力，因为这些人（乞丐、游僧等）也是社会的最底层，从而成为普通民众的报复和泄愤对象。这一方面说明在近代中国的前夜，整个社会充满了冤冤相报的戾气，同时也意味着民众试图从中获得某种权力的快感。“没有一个平民百姓会指望从这个制度中得到公平的补偿，于是人们便会不择手段地抓住任何趋利避害的机会，并不惜牺牲他人，特别是社会中的弱者，求保护和增进自己的利益。”（陈兼、刘昶《叫魂译后》，参见孔飞力《叫魂》第356页，同上）
孔飞力则将这种权力的快感称之为“权力的幻觉”，有意思的是，作者还专门为“权力的幻觉”做了一个长长的注释；
“当代中国的历史中充满了这种幻觉权力进入社会的例子。我还记得1982年在北京与一个老红卫兵的谈话。他当时是一个低收入的服务工。他感慨地说，对于像他这样没有正式资格循常规途径在社会上进身的人来说，毛泽东文化革命是一个黄金时代。毛号召年轻人起来革命造反。这一来自顶端突然可得的权力使他的野心得到了满足。他抱怨说，现在的社会样样都要通过考试，他再也没有希望从现在这个最底层的位置爬上去了。”（孔飞力《叫魂》第286页注释{8}，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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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魂》译者之一的刘昶（现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在其《<</span>叫魂>译后——翻译札记及若干随想》一文中（与另一译者陈兼{美国康奈尔大学历史系中美关系史讲座教授}合写），提到了这样一件事：
“孔飞力研究的是十八世纪的中国，但他有强烈的现实关怀。记得我去取复印材料时，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这本书也是在写今天的中国，中国人看得懂吗？’我当即回答说：‘当然看得懂。’（后来回想起来，他说的只是一句平常话，他所担心的是自己以西方人的视角和观点写的中国历史，能否为中国读者所接受和理解。）我们在书中看到的是，他所讨论的全是历史，对现实并无半点影射。我们之所以在读此书时会感到似曾相识，那是因为现实中还常常有历史的影子罢了。”（参见孔飞力《叫魂》第344页，同上）。
写于2025年10月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