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贵族——试以张伯驹为例
2026-01-26 09:12阅读：
中国式贵族
——试以张伯驹先生为例
近日读张叔钧女儿的《往事》，书中写的几位人物可谓都是近现代种谷的
张伯伯早年从过军，还曾弄个团长、旅长的干干，但多数都是虚职或挂职。之后又在盐业银行任职，却是常常身在曹营心在汉，他的营地在琴棋书画，在余叔岩，在孟小冬。
有一次，张叔钧的女儿问章伯钧，这个大名鼎鼎的张伯驹到底是什么来头，或者做过什么工作呢？张叔钧笑了笑对女儿说：“他曾是盐业银行的董事。其实公子哥儿，就是他的工作。”，这让女儿很是不解，怎么可能呢？
张叔钧解释说：“别以为说个公子哥儿，就等于游手好闲啦。小愚（张叔钧女儿的小名，引者注），你要知道中国文化很有一部分，是由统治阶层里没有出息的子弟们创造的。张伯驹就在玩古董字画中，玩出了个大名堂，有了大贡献。”（小愚《往事如烟》第10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1月北京出版，下同）
小愚还专门在书中记叙了父亲对这位有大学问、大贡献的张伯伯的介绍：
父亲说：“此人大有名气。他的父亲张镇芳，曾当过直隶总督和河南总督。他本人入过军界，搞过金融，最后扬名在诗词文物。你看的旧小说里，形容才子不是常用‘诗词歌赋，无所不晓，琴棋书画，无所不通’吗？张伯驹就是这样的人。他与张学良、溥侗、袁克文一起，被人称为‘民国四公子’。家中的收藏，多为罕见之物，那是他用大
洋、金条、首饰乃致房产换来的。别看爸爸有字画五千多件，即使都卖掉，也未必抵得上他的一件呢。”
小愚听了感到不可思议。
“你从小背过‘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吧？”
“这是李白的诗。”
“张伯驹就藏有李白的真迹，叫《上阳台贴》。他把这个贴送给了毛泽东。”
“你的罗伯伯（罗龙几）不是常爱唠叨‘十年一觉扬洲梦，赢得青楼薄幸名’吗？这诗句是谁写的？”
“杜牧。”
“对，张伯驹就收有杜牧的字。”
“你知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吧？”
“它是范仲淹《岳阳楼记》里的，我们中学的课本里有。”
“张伯驹藏有范仲淹的手卷。……”（小遇《往事如姻》第99-100页，同上）
接着张叔钧又告诉女儿：“我们去他家，这些东西都看不到了，他把最好的藏品都捐献给了国家。我们只能看到文化部长沈雁冰给他的一张奖状。”（同上）
1956年，张伯驹与夫人潘素向国家捐献的字画有：
西晋陆机《平复贴》卷，隋展子虔《游春图》，唐李白《上阳台贴》，杜牧《赠张好好诗》卷，宋范仲淹《道服赞卷》，蔡襄自书诗册，黄庭坚《诸上座贴》，元赵孟頫《千字文》等。（据小愚《往事如烟》）
有一次，张叔钧与张伯驹谈到他的那些名贵字画，张伯驹喟叹道“不知情者，谓我搜罗唐宋精品，不惜一掷千金，魄力过人。其实我是历尽千辛万苦，也不能尽人如意。因为黄金易得，国宝无二。我买它们不是为了钱，是怕它们流入国外。唐代韩干的《照夜白图》，就是溥心畬1936年卖给了外国人。当时我在上海，想办法阻止都来不及。七七事变以后，日本人搜刮中国文物就更厉害了。所以我从三十岁到六十岁，一直收藏字画名迹。目的也一直明确，那就是我在自己的书画录里写下的一句话——予所收藏，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小愚《往事如烟》，第117页，同上）
潘素也告诉说：抗战爆发以后，他俩为保护这些文物珍品，把所有的字画一一缝入衣被，全部携往西安。一路的担惊受怕，日夜的寝食不安。怕土匪抢，怕日本人来，怕意外的闪失，怕自己的疏忽，时刻地小心，整日地守在家中。外面稍有动静，气不敢大出，心跳个不停。总之为了这些死人东西，活人是受够了颠簸和惊吓。（同上）
《往事如烟》中还记载了这样一件事，说是在一九四九年，张伯驹看上了一幅古画，但此时的他已家财散尽，于是他便要求妻子潘素出手相助，潘素自知手段拮据，不免有些犹豫。“张伯驹见妻子没有答应，先说了两句，接着索性躺倒在地。任潘素怎么拉，怎么哄，也不起来。最后，潘素不得不允诺：拿出一件首饰换钱买画。有了这句话，张伯驹才翻身爬起，用手拍拍沾在身上的泥土，自己回屋睡觉去了。”（小愚《往事如烟》第108页，同上）1949年的张伯驹应该已经五十出头——这还不活脱是一个公子哥儿的形象么？
潘素（1915-1992）同样是名门之后，中国著名女画家，但少年时因母亲亡故而被后娘逼迫沦为歌女。20岁时遇到公子哥儿张伯驹结为伉丽，从此举案齐眉，相伴一生。
第一次去张伯驹家，小愚就明显感到“与陈半丁的热情相比，张伯驹待客就要冷谈些，常常是父亲发问，他作答，且措辞简短”。张叔钧也是第一次造访，所以“西服领带，高车驷马，极其郑重”。而张伯驹则穿着古铜色中式夹袄，聚精会神地琢磨着自己一幅未完成的画作，直到夫人喊话，才“不紧不慢地离开画室，跨进正厅，把目光投向了我们父女，并用手势招呼我们坐下”，连寒喧一句也没有。这在世人眼里谓之清高，但清高之意一般是指狗眼看人低，而张叔钧在中国各民主党派中也算屈指可数的人物，不久前还担任交通部部长，中国农工民主党主席、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光明日报》社社长。因此，对张伯驹来说，这不是清高，而是君子之交的散淡与超然。
到是当小愚在张伯驹家混熟以后，张伯驹便不时地要跟她聊上一阵：
“谈棋、谈诗、谈字、谈戏，其中尤喜谈戏。京剧名角孟小冬的名字，菊坛泰斗余叔岩的故事，我都是从他嘴里知道的。他是河南口音，标准中州韵，话又说得极专业，很多地方我听不大懂。可我从不打断他的话头，也不发问，更不会对他说：我听不懂。我自己常纳闷儿，一位饱学之士，怎么能和一个毛丫头聊天呢？琢磨来，琢磨去，我想：一方面是因为‘三红旗’、‘大跃进’、‘政治挂帅’、‘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时代烈焰之中，还有我这样一个女学生跑到冷落的宅院，去听被时人冷落的老话、旧话、无用之话。这情景多多少少也能牵动出他的热情。另一方面是出身、修养、禀赋、学识、品行、爱好、趣味待诸多因素在他身上融合而成的文化自豪，使其不自觉地要充任一个文化的传播者。”（小愚《往事如烟》第107页，同上）
那天，小愚还特意寻找那张文化部发给张伯驹的奖状，但客厅比较显眼的地方挂着的都是潘素的画和张伯驹的诗作。直到告别之时，才意外发现那张奖状“高高而悄悄地悬靠在贴近房梁的地方。‘奖状’不甚考究，还蒙着尘土”。（小愚《往事如烟》第105页，同上）
除了收藏字画，张伯驹还有两大爱好，一是写诗，二是研习戏文。尤其看重诗，他甚至认为，“文物，有钱则可到手；若少眼力，可请人帮忙。而诗，完全要靠自己”。但张伯驹虽然创作了大量诗作，却“不求发表，是兴之所致，是习惯使然。一段时间下来，他就自掏腰包，把这些新作油印成册。这些灰蓝封面、薄薄软软的小册子，一摞一摞地码放在客厅沿壁而立的竹质书架上……犹如一个身着素色长衫的文人，长久静立，沉默无语。”（小愚《往事如烟》第121页，同上）
至于戏曲，早在年轻时张伯驹就心往神驰，1928年他正式拜余叔岩为师，1931年与梅兰芳、余叔岩等创办“北平国剧协会”，任理事和审查组主任。他还特别喜欢与京城名角一起登台演出：比如，梅兰芳饰褚彪，他饰黄天霸的《八蜡庙》。余叔岩饰王平，杨小楼饰马谡，他饰诸葛亮的《空城记》。
1858年张伯驹被打成袖破，主要也是为了争取一出叫《马思远》的戏能够公开演出，而持续地甚至“死皮赖脸”地与文化部唱对台戏。对此，小愚在书中写道：“说白了，《马思远》不就是一出戏吗？让演就演，不让演就不演。有什么大不了的。张伯驹肯把价值连城的的东西捐给政府，却要为几个演员一出戏跟政府叫板又较劲呢？”作者想来思去，觉得“这和政治家为了维护自己的政见豁出性命的道理有相通之处”，在张伯驹看来，这《马思远》如果不能演出，就跟战乱时期大量珍贵文物流失一样，他“痛心于这种有形的文化财富的流散和无形的文化精神的坠落，他必须尽其所能去挽回或恢复原来的文化品质和文化意境。”（小愚《往事如烟》第130-131页，同上）
张伯驹被打成袖破令许多亲朋好友感到困惑。连德国柏林大学哲学系毕业的张叔钧也百思不得其解。他曾直截了当地问张伯驹：为什么你捐献了那么多有价值的文物，居然在政治上没有起到作用？
张伯伯回答说：“张先生，你不必向我讲这些话。你是个懂政治的人，都成了袖破。那么，我这个不懂政治的人划成袖破就不足为怪。再说，袖破帽子对你可能是要紧的，因为你以政治为业；这顶帽子对我并不怎么紧要，我是个散淡之人，生活是琴棋书画。用我，我是这样。不用我，我也是这样。”（小愚《往事如云》第113页）对此，作者小愚也深切感受到张伯伯的淡然与超然，许多来她家的袖破大佬，如罗龙几、黄琪翔，只要提及自己的袖破帽子，不是愤愤不平就是泪流满面。可同样是袖破的张伯伯，好像根本就没有被打倒的样子，所以也就没有要“爬起来”、要翻身的意思表示。难怪张叔钧夸他是“真公子也”！
从张伯伯身上我们应该能够感受到中国式贵族的大致轮廓：无所事事却独树一帜，无所用心却心系家国；自由而执着，散淡而坚韧。
写于2026年1月25日星期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