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语文，四个字蕴涵的分量是每一个中国人，尤其是以语文为所操之业的语文人都应该用心用情切身体验的。自1904年《奏定学堂章程》对语文学科的单独设立与实施始，语文就以独立的身份伫立于国民教育舞台的中央。尽管时代不同，其被赋予的价值与意义不断变化，但“语文”的本质始终没有改变，即使也曾歧路漫漫，所幸“迷途之未远”，很快又回到正轨。只不过，这种“回归正道”不是自觉性的纠偏纠错，而是一批批语文界的“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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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语文，四个字蕴涵的分量是每一个中国人，尤其是以语文为所操之业的语文人都应该用心用情切身体验的。自1904年《奏定学堂章程》对语文学科的单独设立与实施始，语文就以独立的身份伫立于国民教育舞台的中央。尽管时代不同，其被赋予的价值与意义不断变化，但“语文”的本质始终没有改变，即使也曾歧路漫漫，所幸“迷途之未远”，很快又回到正轨。只不过，这种“回归正道”不是自觉性的纠偏纠错，而是一批批语文界的“仁
人志士”的不辞辛劳的奔走呐喊和殚精竭虑的艰辛付出。语文从成为独立学科到如今的繁花似锦，不论是从官方的层面，还是从民间的角度，都涌现出一大批对语文抱有深情的语文人。他们站在自己的角度，用自己的方式为语文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劳神苦思、费尽心血。正是有了他们默默的耕耘与付出，才有了今天语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盛。
历数120多年语文发展经历的风风雨雨，为呵护语文幼苗茁壮成长直至枝繁叶茂而呕心沥血付出的语文人，虽称不上恒河沙数，但也数以千万计。每个人所处的时代环境不同、置身的教育生态不同，他们对语文的认识和与之相处的方式也就不一样。不论是名声显赫的，还是默默无闻的，有了他们不计回报的付出，才有了语文学科的今天。《百年中国语文100位教改人物》丛书从庞大的语文人队伍中遴选100位代表，作为一个切片，带领读者回望120多年语文学科栉风沐雨一路走来的不同寻常。从“频年炼石天何补，容我传薪路正宽”的李廉方到“心怀星辰大海，探索步履不停”的洪方煜，100位入选的语文人，不论他们身居何位、所任何职，褪去外在的附加，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语文人。把100位入选者按照时间和所处的阶段进行简单的分类，1904-1949开创期16位，1949-1976探索期3位，1976-1999改革期39位，1999-2023兴盛期42位。其中有一辈子在小学教苑默默耕耘的，有从小学起步到初中再到高中不断转变身份的，有从教学一线到教学行政管理转换角色的，有从基础教育阶段到大学教育华丽转身的，有从教学实践者到理论研究者转型的。检视他们的从业历程，语文始终是他们一直守护的职业家园，也是他们在其中精耕细作的精神堡垒。
“卡片识字教学”的开创者李廉方，以近代民主革命家和教育家的身份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人生的画卷。身为革命家，他为国运苍生奔走操劳，不计生死；作为教育家，他致力于小学教育研究与改革。他所著的《改造小学国语初步课程方案》一书较为全面系统地论述了自己小学国文教育的思想，并把杏花园实验小学和大花园实验小学作为实践经验教育思想的阵地。他倡导以儿童为中心，亲力亲为自编教材、变革学制、革新教法。“一个大多数人民是文盲的国家，是不能走向进步与发展。”正是有了这样的清醒认识，所以李廉方亲自创办两所小学，“使工农子弟能学到一定的文化科学知识”。两所小学选址因地制宜，一所招收“生活贫苦、没有文化的小手工业者的子弟”，一所招收“粮菜兼种的农村孩子”。教育思想的平等、教材的因地制宜、教学方法与手段的循序渐进与多样化……一系列突破传统，并收到奇效，有力地验证了“廉方教学法”的应时性和前卫性。尽管李廉方的教学思想与教学改革是在特定历史背景下提出并具体落实的，但是他提出的一系列的教育思想放在“素养教育”的现场，仍然具有积极的启示与引导作用。“知识可以利国，亦可以祸国；教育可以牖民，亦可以愚民。所期望于国民教育者，国民道德尤重于国民知识。”“夫教育之术多端，其旨趣当以全人为主。所谓全人者，从生活方面言，基本当完成其作用。从本体言，身心当无缺陷。”……从李廉方的这些有关教育的论述中，我们不难看出，他当时已经充分认识到教育不是单纯地教授知识，而是培养“全人”。一方面要尊重儿童的天性发展，一方面要重视对孩子今生道德教育，尤其是爱国主义教育。而这些不正是当下教育的核心要义吗？
“素怀凌云志，补天洗胡沙。毕生勤奉持，鞠躬新中华”的李廉方拉开小学教育改革的大幕，为后来者提供范本的同时，也为他们继续探索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指出明确的方向。“预备-提示-应用三段教学法”的姚铭恩就是接续星火的代表者。姚铭恩终其一生把精力都投放到小学国文及其作文教授的实践与研究上，《小学作文教授法》和《小学校国文教授之研究》是他留给后人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姚铭恩长期工作在语文教育教学一线，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与深厚的学养基础，有着明确的科研自觉与科学的研究方法。”不过，姚铭恩的实践与研究不是在封闭的场域进行，也不是脱离实际的个人想当然式的单打独斗，而是“内外求法，科学研究”，即立足本土，结合实际；借鉴西洋，学习国外成功经验。这样，他的语文研究观、课程观、教材观、学生观、教学观等都极具现实的实用性与指导性。自语文成为独立的学科始，关于学科的宗旨、使命担当、具体目标等问题的争论就始终没有消停过。针对这种无法定性的争论，姚铭恩给出明确的答案：“国文教授之目的，以修炼形式的方面（言语、文字、文章的理会、运用）为主，实质的方面（收得知识、涵养德行、养成趣味）为副。”不可否认，他的“主副说”无疑是为语文科“验明正身”的“定海神针”。有了这样的定论，凡是与语文科有关的活动都有了清晰的路径。
方向明确，实施教学就避免了做低效甚至无效的工作。而要真正发挥语文科的价值，必须有配套的教材做保障。好的思想理念需要有针对性的材料辅助落实。“教材是教育与教学的重要工具。现代语文教育要落地生根，不能没有现代教育理念、语文教学规律和母语特质的新式语文教科书。”根据自己对语文科教学的理解与认识，姚铭恩认为语文新式教材应该具有“立意新、内容新、编排新和体例新”的特点。然后以这个为编写教材的指导精神，“姚铭恩参与了由陆费逵、李步青等人组织的《新式国民学校国文教科书》的编写工作”。方向明确、工具齐备，接着就是具体实施教学的问题。很显然，姚铭恩的语文教学不是固守传统落后的条条框框，而是立足实际，结合社会发展的需要，与学段学生的认知和心智特点相结合，“革故鼎新”，不断变革创新。综合姚铭恩在教学方面进行的突破创新，其价值和贡献主要体现在：提出“导儿学步”教学法，即“儿童作文，等于孩提学步，渐进而达于能自行立之径途”；他对读本教学（阅读教学）、文法教学、习字教学、作文教学等语文教学领域全面、深入的改革实践；对作文教学进行精细、深入地研究，是较早把写作文体从形式上作区分的人……
不论是李廉方，还是姚铭恩，他们怀着对国文教育的深情，把目光投向教育的初始——小学教育，以平民化的思想立足实际，坚守语文科的阵地。不管时代如何风云际会，但是他们痴心不改，执着地在自己的语文世界里深耕。时间永是流逝，带走的是他们在语文教学征途上筚路蓝缕探索跋涉的身影，留下的是他们对语文，尤其是小学语文教育的真知灼见。有理由相信，有了这些警言睿语的启迪与引领，行走在语文教育之路上的语文人就多了几分底气和战胜困难与挑战的勇气。（一）
历数120多年语文发展经历的风风雨雨，为呵护语文幼苗茁壮成长直至枝繁叶茂而呕心沥血付出的语文人，虽称不上恒河沙数，但也数以千万计。每个人所处的时代环境不同、置身的教育生态不同，他们对语文的认识和与之相处的方式也就不一样。不论是名声显赫的，还是默默无闻的，有了他们不计回报的付出，才有了语文学科的今天。《百年中国语文100位教改人物》丛书从庞大的语文人队伍中遴选100位代表，作为一个切片，带领读者回望120多年语文学科栉风沐雨一路走来的不同寻常。从“频年炼石天何补，容我传薪路正宽”的李廉方到“心怀星辰大海，探索步履不停”的洪方煜，100位入选的语文人，不论他们身居何位、所任何职，褪去外在的附加，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语文人。把100位入选者按照时间和所处的阶段进行简单的分类，1904-1949开创期16位，1949-1976探索期3位，1976-1999改革期39位，1999-2023兴盛期42位。其中有一辈子在小学教苑默默耕耘的，有从小学起步到初中再到高中不断转变身份的，有从教学一线到教学行政管理转换角色的，有从基础教育阶段到大学教育华丽转身的，有从教学实践者到理论研究者转型的。检视他们的从业历程，语文始终是他们一直守护的职业家园，也是他们在其中精耕细作的精神堡垒。
“卡片识字教学”的开创者李廉方，以近代民主革命家和教育家的身份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人生的画卷。身为革命家，他为国运苍生奔走操劳，不计生死；作为教育家，他致力于小学教育研究与改革。他所著的《改造小学国语初步课程方案》一书较为全面系统地论述了自己小学国文教育的思想，并把杏花园实验小学和大花园实验小学作为实践经验教育思想的阵地。他倡导以儿童为中心，亲力亲为自编教材、变革学制、革新教法。“一个大多数人民是文盲的国家，是不能走向进步与发展。”正是有了这样的清醒认识，所以李廉方亲自创办两所小学，“使工农子弟能学到一定的文化科学知识”。两所小学选址因地制宜，一所招收“生活贫苦、没有文化的小手工业者的子弟”，一所招收“粮菜兼种的农村孩子”。教育思想的平等、教材的因地制宜、教学方法与手段的循序渐进与多样化……一系列突破传统，并收到奇效，有力地验证了“廉方教学法”的应时性和前卫性。尽管李廉方的教学思想与教学改革是在特定历史背景下提出并具体落实的，但是他提出的一系列的教育思想放在“素养教育”的现场，仍然具有积极的启示与引导作用。“知识可以利国，亦可以祸国；教育可以牖民，亦可以愚民。所期望于国民教育者，国民道德尤重于国民知识。”“夫教育之术多端，其旨趣当以全人为主。所谓全人者，从生活方面言，基本当完成其作用。从本体言，身心当无缺陷。”……从李廉方的这些有关教育的论述中，我们不难看出，他当时已经充分认识到教育不是单纯地教授知识，而是培养“全人”。一方面要尊重儿童的天性发展，一方面要重视对孩子今生道德教育，尤其是爱国主义教育。而这些不正是当下教育的核心要义吗？
“素怀凌云志，补天洗胡沙。毕生勤奉持，鞠躬新中华”的李廉方拉开小学教育改革的大幕，为后来者提供范本的同时，也为他们继续探索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指出明确的方向。“预备-提示-应用三段教学法”的姚铭恩就是接续星火的代表者。姚铭恩终其一生把精力都投放到小学国文及其作文教授的实践与研究上，《小学作文教授法》和《小学校国文教授之研究》是他留给后人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姚铭恩长期工作在语文教育教学一线，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与深厚的学养基础，有着明确的科研自觉与科学的研究方法。”不过，姚铭恩的实践与研究不是在封闭的场域进行，也不是脱离实际的个人想当然式的单打独斗，而是“内外求法，科学研究”，即立足本土，结合实际；借鉴西洋，学习国外成功经验。这样，他的语文研究观、课程观、教材观、学生观、教学观等都极具现实的实用性与指导性。自语文成为独立的学科始，关于学科的宗旨、使命担当、具体目标等问题的争论就始终没有消停过。针对这种无法定性的争论，姚铭恩给出明确的答案：“国文教授之目的，以修炼形式的方面（言语、文字、文章的理会、运用）为主，实质的方面（收得知识、涵养德行、养成趣味）为副。”不可否认，他的“主副说”无疑是为语文科“验明正身”的“定海神针”。有了这样的定论，凡是与语文科有关的活动都有了清晰的路径。
方向明确，实施教学就避免了做低效甚至无效的工作。而要真正发挥语文科的价值，必须有配套的教材做保障。好的思想理念需要有针对性的材料辅助落实。“教材是教育与教学的重要工具。现代语文教育要落地生根，不能没有现代教育理念、语文教学规律和母语特质的新式语文教科书。”根据自己对语文科教学的理解与认识，姚铭恩认为语文新式教材应该具有“立意新、内容新、编排新和体例新”的特点。然后以这个为编写教材的指导精神，“姚铭恩参与了由陆费逵、李步青等人组织的《新式国民学校国文教科书》的编写工作”。方向明确、工具齐备，接着就是具体实施教学的问题。很显然，姚铭恩的语文教学不是固守传统落后的条条框框，而是立足实际，结合社会发展的需要，与学段学生的认知和心智特点相结合，“革故鼎新”，不断变革创新。综合姚铭恩在教学方面进行的突破创新，其价值和贡献主要体现在：提出“导儿学步”教学法，即“儿童作文，等于孩提学步，渐进而达于能自行立之径途”；他对读本教学（阅读教学）、文法教学、习字教学、作文教学等语文教学领域全面、深入的改革实践；对作文教学进行精细、深入地研究，是较早把写作文体从形式上作区分的人……
不论是李廉方，还是姚铭恩，他们怀着对国文教育的深情，把目光投向教育的初始——小学教育，以平民化的思想立足实际，坚守语文科的阵地。不管时代如何风云际会，但是他们痴心不改，执着地在自己的语文世界里深耕。时间永是流逝，带走的是他们在语文教学征途上筚路蓝缕探索跋涉的身影，留下的是他们对语文，尤其是小学语文教育的真知灼见。有理由相信，有了这些警言睿语的启迪与引领，行走在语文教育之路上的语文人就多了几分底气和战胜困难与挑战的勇气。（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