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1916年1月28日《贵州公报》上连载一篇《蔡松波先生〈中华民国宪法史案〉总序》的文章，曾业英据此认定此文系蔡锷所作。然而，大量史实证明，此文的作者是李根源，而非蔡锷。
蔡锷（1882－1916），字松坡，号击椎生
三、从逻辑上看，蔡锷不可能是《总序》的作者
从逻辑上分析，曾文所谓《总序》为蔡锷所作，也是说不通的。
第一，从李根源与蔡锷总的关系来讲不合逻辑。关于蔡、李之关系，曾文说：“他们毕竟共同策划、领导过辛亥云南重九起义，因而在其后的大部分时间里和其他许多方面上都还是彼此信任、相互合作的革命战友。”为了证明这一点，曾文还特别指出：“1912 年7 月24日，袁世凯以与各省都督无‘疏通意见之机关’为由，要求各省都督‘切实遴选’‘熟于军事及内政各门’‘而又为各省都督所信任’的三人，‘迅即来京，以备谘询’。蔡锷认为李根源‘于云南现政情形颇为谙悉，堪以续派赴京充云南代表’，因此遴选的三人中就有李根源，可见对李根源的确是信任的。”笔者以为，曾文上述对于蔡、李之关系的描述基本符合史实。在此，笔者再适当补充若干内容。李根源虽然年长蔡锷3岁，但蔡在日本士官学校为第三期，而李为第六期，蔡为李的学长。1911年春，蔡由广西转云南任三十七协协统时，李为讲武堂总办，蔡为李的官长。云南“重九”起义后，蔡为云南军政府都督，李为云南军政府军政部总长，蔡为李的首长。所以，李根源对蔡锷自始至终都是十分佩服的，在蔡面前是毕恭毕敬，开口闭口以“蔡老前辈”相称。对于“蔡老前辈”委派他前往滇西平乱的重任，李根源也是认真按照“蔡老前辈”的指示贯彻落实。既然如此，如果《总序》真是其恭请“蔡老前辈”所为，李根源为何于1932年又将其收录于《曲石文录》而据为己有呢？这岂不
蔡锷（1882－1916），字松坡，号击椎生
三、从逻辑上看，蔡锷不可能是《总序》的作者
从逻辑上分析，曾文所谓《总序》为蔡锷所作，也是说不通的。
第一，从李根源与蔡锷总的关系来讲不合逻辑。关于蔡、李之关系，曾文说：“他们毕竟共同策划、领导过辛亥云南重九起义，因而在其后的大部分时间里和其他许多方面上都还是彼此信任、相互合作的革命战友。”为了证明这一点，曾文还特别指出：“1912 年7 月24日，袁世凯以与各省都督无‘疏通意见之机关’为由，要求各省都督‘切实遴选’‘熟于军事及内政各门’‘而又为各省都督所信任’的三人，‘迅即来京，以备谘询’。蔡锷认为李根源‘于云南现政情形颇为谙悉，堪以续派赴京充云南代表’，因此遴选的三人中就有李根源，可见对李根源的确是信任的。”笔者以为，曾文上述对于蔡、李之关系的描述基本符合史实。在此，笔者再适当补充若干内容。李根源虽然年长蔡锷3岁，但蔡在日本士官学校为第三期，而李为第六期，蔡为李的学长。1911年春，蔡由广西转云南任三十七协协统时，李为讲武堂总办，蔡为李的官长。云南“重九”起义后，蔡为云南军政府都督，李为云南军政府军政部总长，蔡为李的首长。所以，李根源对蔡锷自始至终都是十分佩服的，在蔡面前是毕恭毕敬，开口闭口以“蔡老前辈”相称。对于“蔡老前辈”委派他前往滇西平乱的重任，李根源也是认真按照“蔡老前辈”的指示贯彻落实。既然如此，如果《总序》真是其恭请“蔡老前辈”所为，李根源为何于1932年又将其收录于《曲石文录》而据为己有呢？这岂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