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漢書》卷八三收有《逸民傳》，范曄爲野王二老、向長、逢萌、周黨、王霸、嚴光、井丹、梁鴻、高鳳、臺佟、韓康、矯慎、戴良、法真、漢陰老父、陳留老父與龐公等人作了合傳。在此傳記之前，作者寫了一篇總論，闡述逸民作為一種特殊社會群體的表現方式，及其招攬逸民對於穩定社會的重要意義等。對於逸民的“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尤其是其“志意修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的氣節，范曄表達了讚賞的態度。因而，舉凡聖明的君王，無不注重招攬逸民入朝，從而俾“天下歸心”，實現天下大同的願景。
孔子曾提出過“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見《論語·堯曰》）的話，在《論語》也有微子一篇，多敘隱者言行，蓋孔子時即有隱者焉，以故其言行早見諸竹帛也。孔子提出了振興消亡之邦國，延續衰亡的家族，舉薦隱而懷才者入仕的主張，可見在古代社會中，隱者已形成一股社會力量。此種社會階層蓋始自遠古時代，若是有史傳記載者，則當以伯夷、叔齊爲代表。後世因陳前代故事，往往有懷才而不市朝者在焉，他們或棲隱山林，或隱伏民間，甚至顛沛市肆，以“不事王侯，高尚其事”。發展至後漢，此種人士相沿不減，以故范曄在編譔《後漢書》時，專立逸民之傳，收錄了野王二老等十七人的傳記。
值得注意的是隱者之中有真隱士，也有沽名釣譽的假隱徒，因而後人孔稚珪便有《北山移文》之作焉。真隱士不會爲名利所誘惑，他們會斷然拒絕朝堂的舉薦或招安，往往是“剛被世人知住處，又移茅舍入深林”。而假隱士就不是這樣，他們在聲名不顯之際，往往假借隱居而抬高身價，而後待價以沽，孔稚珪所敘述的周子（周顒）便是這類隱者。儘管隱士之中往往聖凡參半，但畢竟還有相當部分真隱士存在，因而史家自然不可忽視這個社會階層。
若就統治者的立場來看，他們對於消極遁世的隱者自然持負面的看法，即便是當年的孔聖人，對於耦耕的長沮、桀溺，也表示無法認同。他說：“鳥獸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但若剋實而論，對於社會階層而言，積極用世者固然是推動社會發展的動力，然而反抗統治者的社會力量往往既可能推動改朝換代或社會革新，但也是對社會生產力造成極大破壞的力量。相對而言，隱者雖然是消極反抗統治者，但他們除了自己堅貞自苦以外，不會對社會或生產力造成任何破壞。且自古以來，道不同不相為謀，統治者既已把控了社會，除了附庸統治階級以外不會讓反對者有任何生存空間。
孔子曾提出過“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見《論語·堯曰》）的話，在《論語》也有微子一篇，多敘隱者言行，蓋孔子時即有隱者焉，以故其言行早見諸竹帛也。孔子提出了振興消亡之邦國，延續衰亡的家族，舉薦隱而懷才者入仕的主張，可見在古代社會中，隱者已形成一股社會力量。此種社會階層蓋始自遠古時代，若是有史傳記載者，則當以伯夷、叔齊爲代表。後世因陳前代故事，往往有懷才而不市朝者在焉，他們或棲隱山林，或隱伏民間，甚至顛沛市肆，以“不事王侯，高尚其事”。發展至後漢，此種人士相沿不減，以故范曄在編譔《後漢書》時，專立逸民之傳，收錄了野王二老等十七人的傳記。
值得注意的是隱者之中有真隱士，也有沽名釣譽的假隱徒，因而後人孔稚珪便有《北山移文》之作焉。真隱士不會爲名利所誘惑，他們會斷然拒絕朝堂的舉薦或招安，往往是“剛被世人知住處，又移茅舍入深林”。而假隱士就不是這樣，他們在聲名不顯之際，往往假借隱居而抬高身價，而後待價以沽，孔稚珪所敘述的周子（周顒）便是這類隱者。儘管隱士之中往往聖凡參半，但畢竟還有相當部分真隱士存在，因而史家自然不可忽視這個社會階層。
若就統治者的立場來看，他們對於消極遁世的隱者自然持負面的看法，即便是當年的孔聖人，對於耦耕的長沮、桀溺，也表示無法認同。他說：“鳥獸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但若剋實而論，對於社會階層而言，積極用世者固然是推動社會發展的動力，然而反抗統治者的社會力量往往既可能推動改朝換代或社會革新，但也是對社會生產力造成極大破壞的力量。相對而言，隱者雖然是消極反抗統治者，但他們除了自己堅貞自苦以外，不會對社會或生產力造成任何破壞。且自古以來，道不同不相為謀，統治者既已把控了社會，除了附庸統治階級以外不會讓反對者有任何生存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