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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漩涡里——1990-2013我的文化遗产保护史》连载14

2019-01-25 09:15阅读:
五、大山狭缝里的生活



2006年是文化遗产抢救和保护重要的一年。尽管各种问题依然纠结,却渐渐从中看到一种积极的状况,如同光明一般出现。这就是国家作为保护力量的主体逐渐鲜明,国家的作用彰显出来了。我们很高兴,当时我讲过一句话:国家的文化自觉清晰起来了,于是一个崭新概念也就愈来愈突出——非遗。
非遗,其实不是学界的概念,而是政府使用的概念。学界原本不用“非遗”,而是用“民间文化遗产”。民间文化是相对于精英文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为了区别物质文化遗产的。在联合国有关人类文化遗产保护的公约中,先有物质性的《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1972年),而后才有非物质性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3年)。政府对这个概念的重视最重要,因为遗产由政府掌握,政府有权力,具有决定意义的事要靠政府来做。国家对遗产的重视,体现了国家对文化认识的自觉与高度,有助于推动整个社会文明的进步。遗产本身也有了保障。
我国政府部门最初由于与学界合作,采用了学界的“民间文化遗产”的概念;后来,政府使用起非遗概念,表明政府主体意识明确了。
保护主体得力了,各界便踊跃投入。学界为了协同政府工作,也跟着使用了“非遗”的概念。非遗开始成了社会的热词。于是全社会的保护体系渐渐有了一个雏形。这个体系包括理论保护、法律保护、名录保护、传承人保护、主题日保护、博物馆保护、档案保护等等。
理论保护是指非遗理论的兴起。到了2006年已有向云驹、苑利的非遗学的专著面世。非遗及其保护理论的学科化,是学界重要的贡献。同时,人大法制委员会积极推动《非遗法》的制定,努力为非遗保护建立法律依据。这一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和“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凡
518项),应是国家对非遗保护的重要举措。它表明重要的民间文化遗产已进入国家文化财富与保护范畴,而且每一项文化遗产都确定了一位领军式代表性的传承人,这就使得非遗的活态传承得到基本保证。
主题日保护是指国家文化遗产日的设立。博物馆保护是指一些重要的文化遗产已开始建立博物馆,收藏和保存物质性文献与历史实物。档案保护是为文化遗产建立科学和立体的档案。在这些方面,虽然刚刚起步,但是如果真能样样做好,我们珍贵的遗产不就可以安然地得以保障了吗?于是,在这方方面面,我们都着力地参与了进来。要忙的事情愈来愈多。
国家非遗名录设立时,文化部聘请我去做专家委员会主任。这件事于我个人,还有一种很特殊的意义,便是“如释重负”。在抢救工程最初启动时,民协的计划过大。我曾信誓旦旦地说我们要将中华大地上的一切民间文化“盘清家底”和“一网打尽”。但真的做起来,我发现这件事根本不可能做到。不仅它浩无际涯,遍及大地,庞大得难以想象,而且我们不名一文,又无权力,一群书生,何以为之?那时我觉得我们像堂·吉诃德在和巨大的风车作战。但是说过的话是收不回来的,它一直压在我的心上。我不能说了不算。我心中常常感到羞愧。一次在湖南一位记者问我:“你说你们要用十年的普查,把全国的民间文化遗产一网打尽,你们真能做到吗?现在做得怎样了?”我当时被问住了,不敢再说能,我的脸发烧。我觉得自己当初太冒失和无知,如同在大庭广众中吹了牛,该怎么办?现在国家这个名录做起来就不同了,而且这个名录规定是四级——国家、省、市、县。如果把每个县的民间文化遗产全都调查清楚,中华大地的民间文化家底不就彻底盘清了?问题不就解决了?为此,我们决定各省和市县的民协全都积极地配合与支持地方政府申遗,做好遗产的普查、甄别、认定、整理和申报材料的编制工作。把我们原来想做而做不了的,放在这里做。民协有专家,政府有经费,我们要做事,政府要政绩,这不正好一拍即合吗?不正好实现了我们的文化愿望吗?
这样一来,我们就腾出手来,把民协的工作重点放在文化大局中更重要的一些事情上来。

于是,一个长久没敢去动的重大的话题——古村落保护,现在被我们拿了出来。
早在后沟村时,我们就想过村落保护怎么办?尽管后沟村之美,一如桃花源,我却看到它的衰老与脆弱。它绝对经不起现代文明的风暴。虽然当时的风暴还在城市里,但一阵阵风已经吹进幽静的山谷。古村落面临两个问题:一个是大量民间文化遗产有滋有味地活在村落中,如果村落散了,文化即刻消失,我们这些年失去那么多村落,许多优美的文化不都无迹可寻了吗?再一个是这些悠久的蕴藉深厚的老村子,这些农耕文明的经典,如何能整体地留给后人。二十一世纪初这样的村子还有一些相当完好,由于交通不便,它们深藏不露,养在深闺无人识。有些村子称得上农耕史的活化石。但是道路一通,很快就变,就像木乃伊遇到了空气。怎么办?
我知道村落相当复杂,绝对不是我们可以发动抢救和保护的。首先它不是一项独立的遗产,而是一个个生产和生活的社区,它由最基层的村一级的政府管理。在文化上,每一个村落又是一个复杂又独特的综合体。我国是幅员辽阔的大国,历史悠久,山水不同,民族众多,文化多样,村落保护的标准是什么?我们到底有多少古村落,现状如何,没人说得明白。可是如果放在那里任其兴衰,很多极具价值的古村落便会悄然作古,众多文化遗产亦随之灰飞烟灭。然而这样一个巨大的举国的远远超出文化范畴的事情,只有国家下决心来做,只有进入国家的方略才有希望。怎样才能进入国家的方略?
我当时想出的办法是,先把“保护古村落”的声音喊出来,制造舆论,就像我们在非遗抢救时所做的那样。为此我们先后召开两个论坛。一个乡长论坛,在江西的婺源召开,一个县长论坛,在浙江的西塘召开。先听听村落的主人怎么说。
西塘是著名的江南六镇之一,是最早有保护意识的古村落。我欣赏他们的理念——“活着的千年古镇”。不像乌镇,把原住民大半都动迁出去,白天游客如织,晚间如同“鬼城”,只剩下一个历史躯壳。而西塘的原住民没有动。他们不仅重视古镇的生活硬件的改善,把镇里的电网与水网(上下水)全解决了,而且埋在镇里老石板的下边;更关键的是他们留住了古镇美好的物态人情。我举过两个自己亲历的例子:
一天我和西塘的沈国强书记走过一个很窄的巷子时,路边有一个人卖煮毛豆。沈书记顺手抄一把毛豆,说你来尝一尝。我当时就问沈书记,你是不是仗着自己是书记,就随便抓人家的毛豆?沈书记笑了,他说完全不是,这是我们这儿的一种文化。买东西之前你可以尝一尝。这也是此地一种人际关系,一种传统,也是一种独特的民情、民风。
我想到,2003年我住在奥地利萨尔茨堡时,那个地方的风俗就非常有意思,碰到下雨,你可以就近从旅店门前的铁桶里抽拿一把伞撑起来遮雨。雨停了,顺手放在其他店前的雨伞桶里就行了。在浙江的楠溪江那边我还见过一些亭子,柱子上钉着一两个钉子。一问才知那钉子是挂草鞋的。过去,这里的村人打草鞋时往往多打一些,挂在这柱子上,路人如果鞋子破了,就可以从这里换一双。这些鞋是给路人的,给陌生人的。这种民风民情,亲和、纯朴、温馨。这就是他们的一种无形的文化遗产,一种传统,一种文明。文化遗产不是供人赏玩的,文化遗产是一种美好的历史文明。
再一例子,西塘是注意活态的,以人为本的,注意保持这个地方的历史生态的延续,这是非常难得的。一次在西塘的河边散步。路边一个人家,用一根细木棍支着一扇窗户透气,此时天已经凉了,窗台上摆着一个花盆,屋内的一位老太太想把花盆拿进去。她拿起花盆的时候,花儿上正落着一只蝴蝶,可能睡着了。老太太把花盆拿起来时轻轻地摇了一摇,似乎怕惊吓了这只蝴蝶。蝴蝶飞走了以后,她才把花盆拿进去。当时我特别感动,我觉得西塘把自己生活的诗意也留下来了。西塘能保护到这个地步,我觉得出神入化了。
我举这两个小例子,是想说明,我们保护古村落不仅要保护历史形态,更要注重它的传统、它的民情、它的灵魂。
在西塘会议上我和盘托出自己关于古村落的一些思考,比如古村落必将面临的冲击和如何应对,当时我国村落保护的几种模式,古村落的认定标准,还有保护好古村落必须注意的一些问题等等。这些想法虽然比在婺源的村长论坛所讲的《古村落是中华文化的箱底》进了一步,但从今天的角度看还很肤浅,可是它引起了与会的一些县长的热烈讨论。从大家讨论中我看到古村落保护已经是田野一线至为关切的焦点问题。比如婺源,他们已经完成了该地区一千零六十个村落全面的普查,确定了其中必需力保的二十余个古村。可是如何保护,没有依据,也无可参照,国家尚无说法,谁也不知道古村落保护究竟哪一级政府可以决定。因此,为它发声就是十分必要的了。我在会上的演讲题为《古村落是我们最大的文化遗产》,我说:

在所有文化遗产里,古村落是最大的文化遗产。我希望大家有个共识。有位记者问我:能比万里长城还大吗?我说:当然,比万里长城大得多。为什么这么说?它悠久又博大。说它悠久,从河姆渡遗址算到今天,我们有至少七千年的农耕社会,这个历史多悠久?说它博大,我们有五十六个民族,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我们有多少村落?算算吧,我们有一千五百九十九个县,一万九千个镇,三万多个乡,六十二万个村委会。这是行政村。自然村有多少,二百多万个!长城是一条线,古村落遍布中国。当然,不是所有的村落都是古村落。但谁能说清我们有多少古村落?我们能对这样博大又悠久的历史创造不负责任吗?
我们说它是文化遗产,是因为它不仅是农耕时代一个基本的社会单元。从文化上看,它是一个个巨大的历史文化的容器。不仅有原始规划、建筑群落,以及桥梁、庙宇、祠堂、戏台、有特色的历史民居等等物质的文化遗产。有独有的自然遗产。同时里面还有大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各种信仰,节日,生活民俗、商贸、游艺等等,以及民间文学,神话、故事、谚语、歌谣;以及大量的民间艺术,民间戏剧、音乐、美术、舞蹈、制作工艺等等。当这些民间文化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或民族特色时,遗产的价值就更为珍贵。
现在,这样一笔巨型的遗产的保护就落在我们一代人的身上了,对于它,我们首先是对它在认识上的自觉,然后是承担。

这些话应该是对政府对国家讲的了。
这次会议,吸引了大量媒体,自然也引起社会各界的关切。央视记者赶到现场,拉着我和西塘沈国强书记在镇中临水的一家阳台上做了关于古村落保护对话的直播。由向云驹起草的《西塘宣言》,经由与县长们及专家学者的共同签署,发表出去,一时产生广泛的社会效应。
但是在这次会议之后,我们没有随即做出进一步行动,我们深知村落非同小可,不敢盲动。然而,此后在为非遗四处奔波时,便更加自觉地把目光投向村落出现的问题上。
比如在浙南庆元一个著名的进士村——大济村里,与村民聊天,我发觉村民不但对自己的村史说不清道不明,也不感兴趣。村民对什么是进士都不知道,哪会对自己的古村感到自豪?这样的情况处处如是。古村落历史与文脉的中断是一个大问题。
比如桂北融水的一座七百年、十分古雅的苗族古寨,为了表示自己进入新农村的行列,竟用彩色油漆把房屋涂抹得花花绿绿。失去了自己的审美传统也是个大问题。
再比如黔东南一个很优美的苗族村子,为了吸引游人,竟然在村子中央盖了一座与自己民族毫不相干的侗族的风雨桥,为了赚钱连自己民族的自尊都置之不顾,这不是一个大问题吗?
这些,我们都紧密地关切着。

20071月央视《艺术人生》的主持人朱军约我去做节目。节目中朱军对我“突然袭击”。他别开生面地推出一块大木板,上边钉了两排钉子。他把一堆小木牌牌交给我,木牌上边写着的都是我所做的工作和我的职务,作家、画家、文联主席、教授、院长、政协委员、文化遗产抢救、民协主席、小说学会会长等等,然后叫我按照它们在我心中的位置,依次挂在钉子上。记得我挂的第一个牌子是作家,第二个是文化遗产抢救,第三个是学院院长,第四个好像是绘画,后边就不记得了。待我把这些牌子一一挂好,他突然又拿出一块牌子递给我,上边写着“妻子”二字。他叫我也挂上。可是这时板子上的牌子已经挂满,朱军笑着说:“妻子放在哪里?没处可放了吧?”我灵机一动,把牌子举到胸前心脏的位置,表示挂在心上。大家全笑了。
其实,家人都在我心里,他们与我的工作怎么会有矛盾?爱与爱是互不冲突的。只是我给家人的时间太少太少,给他们的关爱太少太少。11日那天,是我和妻子结婚四十周年——红宝石婚。我找了一家饭店,约一些老朋友一起吃饭时拿出一本画集,这画集是“文革”前我和妻子一同从事绘画工作时,她勾绘的一组白描仕女画稿。她腕力好,线条精劲,那时她挺有前途,但“文革后我全力投入写作,需要她支持,家庭负担又重,她便放弃了绘画。当年她的画作多毁于大地震。这组仕女画稿,应是仅有的劫后残余,我一直珍存着。直到这年红宝石婚,我便瞒着她悄悄编辑成集,范曾看了大加称赞,题了书名《霓裳集——顾同昭白描仕女画稿》。然后送到雅昌印刷厂精印成书。书前我还写了一篇短序:

古来图赞淑女者多矣。或颂其节操贞烈,或褒其天资聪慧,品端貌美。若论画艺,唐之周昉张萱已臻极顶。由是而降,明清间仕女画步入鼎盛,蔚为一大画科,各类画谱画稿层出不穷,其中不乏佳作。
同昭昔日与吾同窗习画。吾工山水,同昭擅长花鸟人物;曾于三十年前见此古画稿数十帧,皆为散页,既无署名,也无款识,不知出处,却爱其人物姣好灵动,运笔娟秀清劲,遂用心摹之,颇得神髓。立笔竖毫,如锥划沙,驰腕运锋,似风拂水。虽是摹古,亦白描人物之精品。然当年以画为业,未将此摹本视为珍罕。谁想经历“文革”及地震,原件已佚,此摹本竟是劫后仅存,堪为宝也。因之刊印若干,以赠友人,并纪念以往,回味昔时苦乐参半之丹青生涯也。
为彰显画意,绽露内蕴,耑予每幅画稿配以历代诗词名句。如此文图相映,足以表达对往日心血的爱惜。出版在即,撰此短章,是为记焉。

在那天结婚纪念日的晚宴上我将这本《霓裳集》拿出来,一一送给好友,并有感而发说了这么几句:
“人有两个生命,一是自然的生命,一是人生的生命。前者是个人的,后者往往是两个人一起创造的。但它也有命运与个性,有种种曲折和遭际,种种滋味。如果这命运不错,一定是一个人为另一个人做出了牺牲,你为事业牺牲,她为你做出牺牲。牺牲需要一种巨大的代价,这本《霓裳集》就是明证。”
朋友们都鼓掌,帮我谢谢我的妻子。

在看似堆积如山的事务和四处奔波中,我还是能够这样随性地表达我人生的情感。我想,这可能是我天生身体素质好,精力足,因而能够这样信由一己而为。我在身边的本子上写过这样的话:

我喜欢每一天的三种感觉——
醒来后活力焕发,
白天与各种困难较量,
还有静夜思。

我特别喜欢傅雷称赞丹纳那句话“为思想而活着的人”,这句话几乎成了我一生的座右铭。我又是个性情中人,这可能来自画家的本性,这就使我一边为自己的信念而战,一边又裹挟着一些随心所欲的浪漫。
谢晋曾对我说:“你能不能把精力放在一件事情上?你一定会有更大成就。”他的话也许对,我这样在多条战线上同时作战,可能会使我在某一件事情上不能达到极致,但是人生的完美不应该是充分的自我或尽其自我?

因此不管我在文化遗产工作中怎样忙碌与奔波,怎样奋斗与挣扎,我也一直没有完全放下绘画与写作。这里说的写作,还不是那些作为思想武器的文化批评——比如在《文汇报》开辟的专栏“文化诘问”和思想理论集《灵魂不能下跪》——我说的是纯文学写作。不时我会有一些纯文学的散文“蹦出来”,也会有一些心性所致的绘画出现在自己的画案上,但是很少写小说。在文化遗产抢救初期,我的小说创作常常是在长途奔跑的汽车里,比方从天津去山西,总要五六个小时,到郑州就得八个小时了。想要过写小说的瘾,坐在车中,可以从心里把小说掏出来,想一想小说中某个未竟的人物,人物之间的冲突,人物突然的遭遇与命运的转折,还有种种独特的细节。往往忽然冒出来的一个奇妙的细节会叫我兴奋半天,想着想着人物就异常生动地活了起来。可是,有时司机师傅忽说:“冯老师,咱们快到了啊。”我这才从一种虚幻的世界里清醒过来,再看看手表,几个小时已经过去,这便把小说收起来。心里所想的东西也就一下子散了。那些奇妙的细节和情节过后也就忘得干干净净。这样的“用心的写作”有点痛苦,因为它什么也留不下来,只是一种自我满足而已。可是,不知道什么原因,2006年后我竟止不住动笔写过三个短篇小说——我已经记不住这是在什么时间里、怎么写出来的了。一个是《上海文学》的主编、好友赵丽宏要我为当年发表在他们刊物上的《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写一个姐妹篇,我兴致忽来,就写了一篇《抬头老婆低头汉》。另两篇一是《胡子》,一是《楼顶上的歌手》。我自己喜欢后两篇挺伤感的小说,都带着一点苦涩的美,可是在读者中反响并不热烈。我有点失落,却没有更多去想个中的缘故,我没有时间去想文学了。文学在我身上还是一座必需攀登的大山吗?这期间,我得过一些文学奖,甚至都没有时间去领。我曾经得过八个《小说月报》的百花奖,我挺在乎这个单凭读者投票的奖,一度我想争取得十个百花奖,但现在完全没有这种兴趣了。至于海外对我关于文学的种种邀请,也都被我谢绝了。我更喜欢把出国当作一种纯粹的文化旅行。但是这几年我哪儿也没去。

我现在几乎想不出这几年是怎么生活的。各种事务与工作,各种叫急呼救,各种奋笔疾书,各种横插进来而不能拒绝的事,再加上各种学院的工作,中间只是裹着些许个人的纯文学创作与绘画,家庭琐事和一己的生活情怀。我个人的生活是在大山般公共文化事业的狭缝里。那些年,老天赐给我的福气是母亲、妻子和子孙们都平平安安,一如“天和地安”,这便使我可以一任所思所想地去做事。我辛苦,却不叫苦。我感恩上苍,在这样一个物换星移的大时代,能为养育自己的文化的传续做些事情。我走在山川大地中,常常感动不已。我感到我们文化的伟大。我说过,我们不知道的永远比知道的多,我更感到,它让我们获得的永远比我们付出的多。
《漩涡里——1990-2013我的文化遗产保护史》连载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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