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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漩涡里——1990-2013我的文化遗产保护史》连载17

2019-01-30 09:10阅读:
八、抢救没有句号



2009年底,我邀请全国各年画产地普查工作的负责人,在我的学院召开一个会议,叫作“收尾工作会议”。叫“收尾”,为了加把劲儿,抓紧完成。年画的普查,自2002年启动已经七年,但实际完成普查工作的产地仅仅一半。还有一半,有的刚有模样,有的还未成形。原计划用十年时间,现在剩下的时间还有两年左右。看来,我对困难估计太不足,把自己的力量看得过大。可是这事原来谁也没做过,专家和经费的紧缺都是瓶颈。这次“收尾”是想理清问题,设法解决,使这项工作如期完成。
这些年,在千头万绪的工作中,我始终牢记年画普查是分工给自己亲手来抓的。因此,我必须亲力亲为,找机会或借机会跑到各个产地了解情况,求助当地政府,调动各种力量,推进普查。从滩头高腊梅作坊到凤翔邰立平的画屋,从周庄的纸马店到潍坊杨洛书的同顺堂,从杨柳青的南乡到高密的北乡……更别说两次探访画乡——武强和滑县,都在风里雨里泥里。记得那次从开封经洛阳奔往山西的年画之乡新绛,途中遇到大雪封路,在新乡没有暖气的小旅店冰冷的被窝里冻了一夜,几经辗转,才抵达晋南。我已经把此次的感受写进一篇散文《大雪入绛州》了。这次长途奔波,只因为绛州虽有久远又深厚的年画遗存,却没有一个专家。我国的非遗难比日韩,日韩肯做奉献的学者多,我国的学者大多挤在热门选题或有公家基金的事情上找活干。这使得弱势的文化愈加弱势。
新绛古称绛州,与临近的侯马、襄汾古来都是年画的胜地。它们北接雕版印刷的中心临汾,历史悠远,文化醇厚。但“文革”中受到重创,上世纪八十年代已无活态。那里的古画版很早就流散在津京一带的古玩市场上,大多被海外的买家弄走。我曾在天津沈阳道一家小古董店看到七八十块晋中南的古版,其中有十多块临汾地区特有的“拂尘纸”,都是戏出内容,却即刻被一个日本人“连锅端”了。一次我到太原做皮影的调查,顺便召集当地年画专家研究临汾与晋南年画的抢救,却只见到两位老专家,他们都已经跑不动了
,无法再去晋南。于是晋南就一直搁在那里没有动静。幸好这次绛州政府想用年画申遗,又不知怎么做,我便跑去查看究竟。能否组织人员做培训,交代普查做法。
由于各地人才情况不同,经费多少不一,很难达到整套档案一致的要求,文字上更难达到相同水准,这是做好一整套书的大忌。有的需要编辑加工,有的需要修改,不合标准和水准过低的必须要重写。《杨家埠卷》《拾零卷》就是我下决心大改的。《拾零卷》中“东丰台”产地的调查没人做,干脆自己上阵,跑到东丰台去做“田野”。为了使这套集成能够尽善尽美,我还特意邀请到俄罗斯科学院院士李福清和日本学者三山陵女士对收藏中国年画最丰富的俄日两国做一次“海外普查”。李福清曾是我许多小说如《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神鞭》等俄译本的译者。由于他是著名汉学家、中国年画研究专家阿理克的学生,本人对中国民间的文学与艺术一直抱有浓厚的兴趣。他将我托付他的这件事当作一次深入探索中国年画的良机,在俄罗斯所做的普查竟涉及十多个城市,总共二十二个博物馆。日本的三山陵女士也是如此。由于这二位学者的敬业,终于完成了卷帙浩繁的《中国木版年画集成·俄罗斯藏品卷》和《中国木版年画集成·日本藏品卷》,从而为《中国木版年画集成》的文献价值增加了不小的分量。
我为这套集成写了一篇很长的序文《中国木版年画的价值及普查的意义》。结尾处这样写道:

在集成的总体把握上,首先是将产地划为两部分。
一为大产地,即规模大、水准高、影响广泛的产地。这些产地独立立卷,也有两个产地合为一卷。这部分包括《杨家埠卷》《杨柳青卷》《朱仙镇卷》《武强卷》《滩头卷》《高密卷》《绵竹卷》《滑县卷》《凤翔卷》《平阳卷》《平度·东昌府卷》《内丘卷》《云南甲马卷》《桃花坞卷》《佛山卷》《绛州卷》《漳州卷》《上海小校场卷》《梁平卷》,凡十九卷,二十个产地。
二为小产地。这种小产地,即规模较小、影响局限于一定地域、但风格独具的产地;还有一些历史上有较大影响却遗存不多、无法单独立卷的产地。本集成将这两种产地汇总成集,名曰《拾零卷》,凡一卷,二十个产地。包括东丰台、郯城、晋南、彭城、泉州、南通、扬州、江苏、徽州、樟树、获嘉、汤阴、内黄、苏奇、卢氏、老河口、夹江、邳州等。另将澳门与台南米街两地年画调查资料收入其中,历史上当属首次。
本次年画的抢救工作,分做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地毯式普查,收集物质遗存,调查和记录活态状况,查清家底。
第二阶段是分类整理直至档案性集成的编纂。
这部集成区别于以往任何形式的单纯的年画集,它以普查所获资料为主。重点放在文化而非单一的美术上。在全套《中国木版年画集成》完成之后,还将此次普查的全部材料编入“中国木版年画档案数据库”,以供全民享用和拥有。至此,本集成编者的使命——即对中国木版年画全部的普查与整理工作,即告完成。我们吸在胸中的一口气,长达十年,不敢松弛,现在终于吐出来。因为,我们把抢救中国民间文化中的一出大戏唱罢。对于年画——这一田野大地灿烂又神奇的艺术与文化,我们没有任凭它在社会转型期凋零与消亡,而是齐心合力,锲而不舍,拼力抢救,精心整理,请进殿堂,以期传之后世。

待这套二十二卷大书经雅昌印制完成,由北京运到我的学院,五彩缤纷、小山一般的码成一垛,一时我不知是何滋味。它真的是中国年画千年史的全记录吗?我们真的为伟大的中国的年俗版画编制出第一部全信息的文化档案吗?在它没有完成之前,所有的一切都与我密切相关;在它完成之后却好像与我无关了。因为它不是我的作品,我为它付出的努力远远超过几部长篇,谁肯用自己的几部长篇来换这套历史文化档案?可是此刻,我却有一种巨大的快感,因为我为我热爱的伟大的文化遗产完成了一件历史性的大事,也给自己用时十年的一桩工作画上句号。这天晚上我睡了一大觉,长达十个小时,中间竟然没醒,而且无梦,好似空白,我从来没有睡得这么舒服,这么坦然,醒来后坐在床上不知自己身在哪里,两眼直怔怔望着妻子,竟然一时不知她是谁,她笑着问我:“你到底怎么了?”

不过我没能舒服得太久,很快就传来一个叫人震惊的消息:杨柳青的老画乡——南乡三十六村要拆,土地的开发权已经由政府卖给一家大名鼎鼎的房地产公司了。那么,南赵庄杨柳青著名老画店义成永杨家老宅和宫庄子画缸鱼的王学勤的那个画室呢?马上就要一扫而光吗?
这个时代,真逼得你喘不过来一口气!

这次来到南乡,已是满目苍凉,一些民居被推成废墟,未被推倒的老屋老墙上到处都写着“拆”字!
宫庄子进不去,村口已经被区政府拆迁办用砖木土石堵得严严实实,断了交通。村子的人被困在里边,出路只有一条——搬家走人。我设法进了村子,只见王学勤穿件绿褂子,光着头,一脸哭相,过来就抓着我的手紧紧拉着,好像我就是他的“救星”。他拉着我到了他家。这里我已来过多次,现在一团乱,正在往外搬东西;农民的家全是破烂,搬起来更像破烂。那头跟了他二十年的大黑骡子,被他昨天牵到市场卖了,他总不能带着骡子到安置房去——安置点的房子都是楼房,可是今天他想那骡子了,跑到市场去找,骡子早叫人买走了。所以他此刻心里没着落,不是滋味。
我关心他那个不足八平方米的小画室。一半土炕,一张矮腿木桌,上边全是色罐和笔罐,满墙的年画,一色艳丽五彩、大红大绿的“缸鱼”。这个可能是农耕时代最后一个原生态的农民的画室就要在我眼前活生生地消失了吗?我请来一个装修工人,求他们尽可能将这画室完整地搬到我学院的博物馆,复原之后保存起来,好叫我们的后代能够看到那些生动、纯朴、美丽又神奇的年画,是在怎样的地方画出来的。
但是这装修工说,房子太破了,泥墙都酥了,根本无法搬迁,也没法子将这些溅满色彩的花花的老墙皮揭下来,只能尽力保留屋里的一些物件。
在南赵庄,我见到了八十多岁的年画艺人杨立仁。他家里乱糟糟,也开始往外搬了。我不想再写下去,我已经把当时这些所见所感写在一本小书《临终抢救》里了。我写道:

十多年来,我们纵入田野,去发现和认定濒危的遗产,再把它整理好并加以保护;可是这样的抢救和保护的方式,现在又变得不中用了——因为城镇化开始了。谁料到城镇化浪潮竟会像海啸一般卷地而来。在这迅猛的、急切的、愈演愈烈的浪潮中,是土地置换,并村,农民迁徙到城镇,丢弃农具,卖掉牲畜,入住楼房,彻底告别农耕,然后是用推土机夷平村落……那么,原先村落中那些世世代代融入生命的历史记忆、生活习俗、种种民间文化呢?一定是生硬地掰开和撕裂,没人去管。

我没有办法,只能带着我学院的团队在这里连续和紧张地工作了两三个月。此时,我好像又一次回到十几年前天津的老城和估衣街大规模开发时所做的那种工作——抢救性记录。我给这次行动一个悲哀的称呼——临终抢救。我还以此为题,把这次抢救的过程与收获写了一本书在三联出版社出版。在近二十年间,我为一次次抢救行动和事件,已经写了许多本这样的小书了。
从现实角度看,我们是被动的;但是从精神角度看,我们是主动的。现实中愈被动,我们就要愈主动。
我们一直被种种困难和打击激发着。
为此,年底在我院举办“硕果如花·中国木版年画十年普查成果展”时,我特意安排一个对杨柳青南乡“临终抢救”的单元,展示我们的文化遗产危难犹在的现状。为了提醒大家,也提醒自己,危急远没有结束,抢救也不会结束。我们的工作不会有句号。

年画做完之后,我腾出手来又先后启动和主持两个大型的抢救性的文化项目:藏族唐卡文化档案和中国口头文学数据库。这两个项目是必须启动的。不仅因为它们重要,而且这时——这些事好像完全是我自己的事了。
唐卡早就被我们列为抢救工程的重点项目。虽然它不是全国性的,只属于一个少数民族——藏族,但是唐卡的历史久远,内涵博大,遗存海量,艺术与文化价值极高,而且分布广阔,地跨多省。它最严重的问题是各产地都缺乏文字记载,唐卡作品之外的“遗产”大都散乱地保存在代代相传的口头记忆中。为它建立完整的文字性的文化档案是必须做的,做得愈早损失愈少。
可是由于唐卡的文化内涵太深,画派纷纭,体量大,现状复杂,我们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摸索和研究,有了把握,又有了时间,才决定启动。启动也很慎重,我们先邀请藏学、宗教学、美术学、艺术史与文化学等方面专家经过充分研讨与论证,将唐卡流布的五个省份(西藏、青海、四川、甘肃、云南),按其画史、画风和画派分为十六个产地进行立档调查。其思路、流程与方式,和中国木版年画、中国民间剪纸两个系列完全一致。最终目标是完成纸质的《中国唐卡文化档案》和《中国唐卡文化数据库》。
2012年我们正式确立中国唐卡文化普查的项目,制定了工作方案和计划,组成学术委员会与工作机构,编印了《田野普查工作手册》。
到了这个时候,我们已经没有早期那种经济困境了。一是国家有文化眼光了,二是政府比较有钱和重视文化上的投入了。所以,这个方案于20132月就被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批准为“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属于国家级重要的人文项目,唐卡的普查与立档就顺利地做起来了。

另一个更大的文化项目是中国口头文学数据库。这实际是在普查基础上必须做好的一项学术性整理工作。
口头文学的重要性在于:
一个文学大国的文学,总是分为两种。一种是用文字创作、以文字传播,这种文本的文学是看得见的、确定的、个人化的。这是文人的文学多采用的方式。另一种是用口头创作、口口相传,这种口头的文学是无形的、不确定的、在流传中不断改变和加工的;这是一种在民间由老百姓集体创造的文学方式。
由于它来自人民大众的集体创造和集体认同,它直接体现一个民族的精神天地、性情气质和人文传统,也表现全民的文学创造力。它是一个国家或民族极其重要的精神财富。
我国口头文学相传之久、流布之广、种类之多,世所罕见。它包括史诗、神话、故事、传说、歌谣、谚语、谜语、笑话、俗语等。数千年来,像缤纷灿烂的花覆盖山河大地;如同一种神奇的文化的空气在我们的生活中。可以说,每个人都是口头文学自觉和不自觉的携带者和创作者,两个人在一起就有口头文学的传播。但是在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时,这种无形的、不确定的文化便最容易丢失,即便丢失也不会知道。谁知道哪个歌谣或传说哪个时候就无人再说和无人再知道了?
所幸我国知识界这种文化自觉来得较早。大型的有组织的口头文学抢救有三次,都是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发起和组织的。第一次是上世纪五十年代(1957年)发动的民歌调查;第二次是自上世纪八十年代(1984年)起在全国展开的《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搜集整理工作,这一工作延伸到世纪末。接着是本世纪初我们展开的这次规模浩大的“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由于这一次突出了遗产性,是从文化视角认识口头文学的,因而对其本质与价值的认识深度就更进一层。口头文学从一开始,就被我们作为了整个抢救工程的重中之重。所以,2009年贵州紫云县麻山地区刚刚发现苗族的大型史诗《亚鲁王》,就马上被我们抓住,并视如珍宝。真没想到,直到今天贵州苗族地区的山重水复之间,还在口口相传一个关于苗族历史源流的几万行的伟大史诗,而且不为外界所知!
然而,几十年来,从田野收集上来的口头文学一直庞杂地记录在各种书稿中。特别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搞《民间文学三套集成》时,以县为单位收集上来的口头文学大多保存在海量的非正式出版物甚至油印本中,一直默默无闻地堆放在民协的资料库里。由于历时久远,存放杂乱,后来查清这些库存的县卷本共5166本,8.4亿字。它使我想起一次在赫尔辛基访问芬兰的民间文学图书馆。芬兰的民间文学搜集与整理的科学性与严谨性是世界一流的。从他们那里我认识到,在高科技时代,最可靠地保存口头文学的方式应当是数字化。老实说,作为作家,民间文学最能牵动我的心。我一定要把这件关系到“中国文学的一半”的事做好。那一阵子我频繁地跑往北京,终于和罗杨、向云驹做出一个决定,启动“中国口头文学的数字化工程”。幸好一些老一辈民间文学的学者还健在,经过反复研讨,制定出口头文学的数据库分类与录入的内容、要点、应用程序——满足使用、研究、查寻、检索和档案化保存的功能与要求。我们聘请的合作单位是汉王科技公司。
我们这项工程进行的成果显著,到了2013年第一期工作基本完成,进入数据库的各类民间文学作品达到8.78亿字。接着我们要做第二期。
这样,我们便把流传千年无形的无序的口头文学,一步步有形而有序地保存下来了。
因此我说,我们有了中国民间文学的四库全书。

这两项超大工程在民协有做事十分认真的书记罗杨负责,又有得力的人员具体地推动,我只负责总体把握与相关机制的协调,这就远没有当年事无巨细的普查工作的负担那么繁重和具体,因使我得以纵入另一个更大、更深、更为我倾心的漩涡。
我不把一直撂在心里的那件事——古村落保护做起来,不会甘心。
《漩涡里——1990-2013我的文化遗产保护史》连载17
《中国木版年画集成》凡二十二卷。将全国所有活态画乡的文化家底“一网打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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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中国木版年画抢救与普查的全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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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古画乡的临终抢救》是为这次抢救行动写的一本纪实的书。2011年三联书店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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