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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漩涡里——1990-2013我的文化遗产保护史》连载16

2019-01-29 10:02阅读:
七、把所有武器都用起来



2008年对我同样重要,这一年我多了两个工作平台。
奇怪,我的事总是一对一对出来的。
一是4月份,天津大学通知我被批准为博导,跟着又征得我的同意,由文联调入天大,从此专职从事教育。
二是秋天在中南海接受温家宝总理授予的“国务院参事”聘书。
这两件事虽然都重任在身,却也都是很大的舞台。我需要这个舞台,特别是国务院参事。然而,我没有把它当作一种“官职”。我对做官从无兴趣,并且一向敬而远之。两年前,领导想调我进京,任职部级,连住房、用车、司机、秘书等一整套待遇都明明白白告诉我了,但被我谢绝。我的回答很坦率,我说,我不想让天下文人以为冯骥才努力做事,最终还是为了谋得一个高官。我更不想放弃一个文化人所拥有的独立立场和精神自由。然而,现在的我,正在做着一些很大的事情,需要一些更大的平台。在一个官本位的社会里,你没有“名分”,你的话人家完全可以不理。我已经把自己的所有私器都变为公器了——写作用来做文化批评,或用来写田野档案;绘画拿来卖钱,资助文化。天生不惧怕在大庭公众中说话,成了我能够向公众宣讲的资本与工具。我的所有“头衔”都是我做文化抢救的名分。政协一直是我为文化遗产发声的惹人关注的“高地”。哪怕媒体的访谈,也被我视为一次次表达思想和观念的机会。这些显然还不够,我需要更多的利器为我所用。

此时我在天大已从教三年。三年来随着抢救工程的深入与纠结,我左手和右手这两件大事——文化抢救和教育,已经渐渐合二为一。我的学院已成为我组织与推动文化抢救的工作室,师生成了我的助手,而我的教研也将田野之所思之所获融合了进来。比如我负责全国木版年画抢
救的专项,由于缺少工作团队,就派几个学生杀出去。我带着学生,一边做调查一边培训,等于上课。
一次,我在河南开封参加抢救工程普查经验交流会,会上听河南民协的秘书长夏挽群告诉我,他们在豫北滑县发现一种古版年画。跟着两位滑县的中年男子拿着一大卷画来找我,一位是慈周乡李方屯的村长,名叫韩建峰,他说这些年画是他们家乡印绘的。他一家人也都会印绘年画。我一看,非常新奇,此前从未见过这种风格的年画,大气又厚重,多为神像,造型肃穆,画面左右两旁印有对联。横批大多为“神之格思”四字,取自诗经“大雅”,表示神仙来到。开封当地人对朱仙镇年画都很熟悉,却不知这些画的产地在哪里。可是滑县距开封并不算远啊。凭直觉,这似乎是一种深藏在乡野间、未被“发现”的古老的版画。这使我很兴奋,当即决定去滑县李方屯乡亲自做一个调查,说不定会“掘出宝贝”。再没有比田野发现更快乐的事。
谁料到第二天下起雨来,而且愈下愈大,由于村口距离公路还隔着一段田野,汽车进不去,只能走过去。这时田地全是泥水,我只好又祭起几年前在武强发掘屋顶秘藏年画时那个“法宝”——在皮鞋外边套上一个塑料袋,可是这里泥软,几次险些滑倒,多亏同来的两个年轻人帮助,一左一右架着我,否则会不止一次跌在烂泥之中。待进了村子,到了韩建峰家,皮鞋已成了水篓。我当时的模样肯定狼狈不堪,可是一看挂满墙上的画和桌上的雕版,已然忘了浑身的湿冷。我的确看到了“隐居”在中州大地深处的一种非常独特又古老的版画。
滑县在黄河之北,朱仙镇在黄河之南。奇怪的是他们相隔不远,却没有任何关联。我将这两地年画做了比对,发现它们无论是造型还是技法全都迥然不同,可以确定这是一个独立的年画产地,一个隐身于中州腹地的失落的文明,应该抢救它,把它列为普查的一个专项,这年画后边一定有更厚重的东西。可是当时在河南找不到相关的专家。我便从我的师生中组织起一个团队,马上进入滑县。所使用的方法不是艺术调查,而是文化调查。后来,我在学院举办的中日韩三国非遗田野调查经验交流会议中,介绍我们此次田野抢救所使用的调查方法的三个特点:1.集体性,即团队式的工作;2.多学科,即民俗学、文化学、人类学、历史学、艺术学等学科的交叉与结合;3.多手段,即文字、拍照、录音、录像、口述史等。这次真正做到“逐门逐户”的地毯式调查,结果极为丰厚,单是收集到的画作就达到五百余种。这样的体量,完全可以列入《中国木版年画集成》,成为单独的《滑县卷》。由于从未有民艺学者来过此地,这个产地没有专家,只好我亲自来编写档案,全部工作完成后,便将这次普查成果在我学院的北洋美术馆举办了一次大型的文化展。这一系列努力,使得滑县的百姓认识到自己祖传技艺的价值,并使这一几近消亡的古老艺术开始复兴。转一年,滑县木版年画制作技艺就被列入了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同时从中得到收获的,是我院进行滑县年画遗产调查的师生团队。他们有血有肉地获得了田野普查的经验,拓宽了视野,引发了学术研讨的兴趣,进而对年画展开区域更加广泛的调查工作,不断召开各种主题的年画论坛,兴办《年画研究》学刊,渐渐产生了致力于建立年画学科的设想。特别是师生们经过三年的努力完成了十四卷本《中国木版年画传承人口述史》的写作之后,民协将“中国木版年画研究中心”放在我院。现在年画研究已是我院教研的一个主项。有志于年画研究的专业人才也冒出来了,这是我特别高兴的事。

在《中国木版年画传承人口述史》的带动下,继而又完成关于另一项国家文化遗产的口述调查与整理——十卷本的《天津皇会文化遗产档案》,渐渐在我的脑袋里出现了一个新的口述史概念——传承人口述史。我看到了它对于非遗保护特殊的价值。我在《为传承人口述史立论》一文中说:

口述史作为一种特殊的研究方法与文本样式,已经在历史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等领域中广泛应用,相关的理论体系亦已形成,但是“传承人口述史”还是一个崭新的概念。我国非遗(民间文化)的保护自二十一世纪初才步上正轨,传承人的认定和保护不到十年,而“传承人口述史”的概念更是在其后才出现的。然而,一经出世,便站住了脚,并显示出它对于非遗的挖掘与存录有着不可替代的功能和意义。
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载体是遗产的本身,而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保存在传承人的记忆和经验里;这种记忆与经验通过耳闻目睹和言传身教的方式代代相传,没有文字记录,没有确凿与完整的书面凭据;它的原生态是不确定的,传承也不确定。这样,在当前时代转型、现代文明冲击的背景下,极易瓦解与消散。出于保护民间文化遗产的需要,非遗档案调查与建立的需要,保护传承人的需要,口述史便应运而生,派上用场;再没有一种方法更适合挖掘和记录个人的记忆与经验,并把这些无形的不确定的内容转化为有形的、确切的、可靠的记录。于是,在我们的社会学、历史学、文学和人类学的口述史之外,又出现一个新面孔,就是传承人口述史。
由于传承人是一个独特的各擅其能的群体,是一群另类的人,同时传承人的口述史还有民俗学和遗产学等方面特殊的要求,因而“传承人口述史”自具特征与标准。一方面,它与历史学、社会学的口述史有共同和一致之处,一方面又有鲜明的不同,比如说,传承人口述史文本要有史料性、技能的资料性和档案性,这就自然与其他口述史迥然不同了。文本的形式也会不同。
我们已经认识到传承人口述史在非遗挖掘和存录上的重要意义及不可或缺,同时,也深感建立这门学科的理论已是时不可待。只有经过理论上的再认识,才能更清晰地把握和发展这门学科。
在当下国际学术界,口述史已经由从属于历史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发展为一个新的学科;但是还没有传承人口述史——这一专门概念的提出。它是我们提出来的,是我们在非遗抢救和保护中对口述史的广泛运用从而获得的学术发现。由此进行相关理论的建设,则体现我们学术上的自觉。我们要把“传承人口述史”作为一个学科分支从实践到理论扎实地建立起来。

我的这个想法得到国家社科基金的支持,我主持的一个项目“传承人口述史方法论”研究被列入社科基金的项目。这样,我们就成立了“中国传承人口述史研究所”,致力开创这个口述史的新学科,并将它与年画研究并列为我院的学科重点,渐而形成自己的教研体系和学术方向。

一边是深入到田野一线进行“形而下”的原生态的文化调查,一边是在高等学府进行紧张的“形而上”的理论总结与学术深究,我称这种工作方式是一种“甜蜜的往返”。它使我们的行动是“有眼睛的行动”,使我们的头脑是“有脚的大脑”。

一年一度的政协会议是我的一个战场。
在政协,如果你的观点能够刺中社会的症结,或者有助社会进步,一定会受到关注。我希望人们关注我的思想观点而不是关注我本人。就像一次在央视,主持人叫我画一幅自画像,再写上两句话。我便画了自画像,写上“忘记这个人的长相,记着他做的事”。
政协需要你站在国家层面上,提出的问题必需关系到国家的方略,其实这也正是我们的需要。我要做的正是事关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利益,我们希望国家的发展方略更具文化眼光。在现今中国,唯有政协拥有这样的机制,你的意见既能使国家的决策层听到,也能传播到全社会。所以在我长达三十五年政协委员的任期中,每年每次的政协提案与发言,我都要做精心的准备。
当然,政协所需要的不是纯思想纯理论,同时需要有可操作性,能在被国家接受后转化为国家行为。国务院参事的工作在性质上与政协是一致的,但要多一些战略性的思想性的东西。所以在一次总理主持的参事会议上,我发言的题目是《建议国家确立文化建设立体的战略结构》,我说:

我认为理想的国家文化建设的战略结构应是金字塔型的。它分为塔尖、底部和中层三部分。
一个国家的文化必须有它的峰顶,就像金字塔的塔尖。它标志着一个国家的文化所达到的时代高度,彰显着一个时代文化创造的极致,表现着一个国家真正的文化实力。它在全民心中应具有值得自豪的位置。这个塔尖是被一批卓越的文艺大家、艺术精英及其经典作品表现出来的。当然也包括国家级的文化艺术机构、设施和历史文化遗产。国家要对这个攸关国家文化形象与高度的塔尖大力投入,不能任由市场操作。在大力支持这个塔尖的同时,还要建立一整套机制和管理办法。如建立国家文化人才数据库、建立国家文化发展基金,设立荣典制度,并将这一层面的文化作为对外文化交流的主体。养护和加强这个塔尖是国家文化建设的核心。
金字塔的底部是大众文化。现在大众文化已经商业化了。成为大众性的商业文化。它有其自身的规律,应由市场调节。国家对这个层面的文化的主要责任是管理。既是市场管理,也是文化管理。市场管理是使市场良性和有序;文化管理是保持其活力与健康。
处在金字塔中层的是中档文化。它处在底层与塔尖之间。但在任何文化发达的国家,它都是大量的审美存在和欣赏存在。他的范围是根据每个国家人民现有的欣赏水平确定的。然而从通俗的大众文化走向中档文化,是一条提高人民欣赏水平与审美品格的必由途径。国家和各级地方政府应抓住中档文化,积极支持与推进,对于提高整个民族的文化素质它是重要的一环。
国家的文化格局不应是平面的。长期的平面化并商业化,其结果必然是遏制人才的出现,国家的文化形象模糊不明。没有文化的大战略就不会有文化真正的繁荣,故此建议国家的文化建设考虑一个清晰和立体的战略结构。

近十多年,我在政协上通过“议政”与提案所提出的观点,绝大多数与我所做的文化遗产工作密切相关。凡属于重大的必须在国家层面解决的问题,我都会拿到政协会议上提出来。比如关于传统节日放假、申遗热、文化产业化、文化政绩化、少数民族文化遗产保护、文物走私、传统村落保护、旅游性破坏等等。都是不能不解决的、紧迫的、尖锐的问题。往往就必须加大批评力度。政协虽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但只要解决都是关键的问题。比如我提出的文化遗产日的建立,清明、端午和中秋三个传统节日的放假,古村落保护等等事关民族文化根基与文化传承的重大问题都是通过政协解决的。20073月我交了一份提案,题目是《关于建议春节假期前挪一天的提案》。我认为,依照传统,春节最重要的日子是除夕,只有除夕才真正具有辞旧和迎新的意味,所以现行春节假期除夕不放假(实际上自民国元年除夕就不放假)是不合理的,不仅不利于人们过好春节,不符合中国人“年”心理的需要,也有碍于中国人对这个最重要的传统节日的传承。为此我建议将春节假日前调一天,除夕放假。
几个月后我就接到国家发改委的电话,说我的意见被采纳了。自2008年我国的春节就改从农历腊月三十(除夕)起放假。
虽然这个提案也只是我对传统文化保护(节日保护)的一个思考,一个应对,但是它的作用并不小,可以无形地影响国人的生活文化以及传统的观念。

如果你的问题太大,太复杂,解决不了。你的发声却同样有益,在那个敞开的平台上广泛地传播出去,就会引发广泛的思考,这种思考也有助于社会精神的活跃和对公共事务的参与。
比如我在一次政协的会议上,就讲了这样一个话题《文化怎么自觉》。我说:

文化应该谁先自觉呢?
首先是知识分子。我写过这样一句话“当社会迷惘的时候,知识分子应当先清醒;当社会过于功利的时候,知识分子应给生活一些梦想。”知识分子天经地义地对社会文明和精神予以关切、敏感,并负有责任。没有责任感就会浑然不知,有责任感必然深有觉察,这便说到了知识分子的本质之一——先觉性。先觉才会自觉,或者说自觉本身就是一种先觉。
再有,国家的文化自觉同样至关重要。
以我这些年从事文化遗产保护时的亲身经历,我以为国家的文化自觉是有的。比如知识界提出的对非遗保护的观念与种种措施都得到国家的接受。在确立文化遗产日、传统节日放假、制定与颁布非遗法、建立非遗名录等方面,国家都一步步去做了。可是,在我们口口声声说的“经济社会”中,文化到底放在什么位置?还有宏观的国家文化方略到底是怎样的?仍需要十分明确。
在现实中,问题最大的倒是在政府的执行层面上。或由于长期以来重经济轻文化,或由于与政绩难以挂钩,致使文化在经济社会中处于弱势。文化的缺失不会显现在任何一级政府当年功绩的统计表中,但日久天长便显现于各种社会弊端上,并积重难返。因此说,政府的执行层面的文化自觉成了关键。若要使这一层面具有文化自觉必须有切实办法。否则,文化在这个层面必然化为几场大轰大嗡、明星云集的文化节和一大片斥资数亿的文化场馆。因为,当前文化的遭遇,往往是要不依附于政绩,要不与经济开发挂钩;文化失去了本身最神圣的功能——对文明的推进,还有自身的发展与繁荣。任何事物只有顺从其本质与规律去发展,才是科学的发展。违反其规律与本质就是反科学——在文化上就是反文化的。当然这就更提不到文化自觉了。
我对文化自觉的理解是,首先是知识分子的自觉,即知识分子应当任何时候都站守文化的前沿,保持先觉,主动承担;还有国家的文化自觉,国家也要有文化的使命感,还要有清晰的时代性的文化方略,只有国家在文化上自觉,社会文明才有保障。当然,关键的还要靠政府执行层面的自觉,只有政府执行层面真正认识到文化的社会意义,文化是精神事业而非经济手段,并按照文化的规律去做文化的事,国家的文化自觉才能真正得以实施与实现。上述各方面的文化自觉最终所要达到的是整个社会与全民的文化自觉。只有全民在文化上自觉,社会文明才能逐步提高,当代社会文明才能放出光彩。

我知道,这些思考到了实现它还差得远着呢,甚至遥遥无期。但不管目标多远,你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总不能没有社会与人文目标,不管它能不能实现,你都要把你的思考充分和清晰地表达出来。
我自己既是现实主义者,又是理想主义者。因此我的麻烦是双倍的:我在现实中困难重重,在理想中常常失落。

所以,每一次长达十多天的政协会议闭幕回家的路上,思辨的硝烟在大脑中渐渐沉降下来时,都会忍不住说一句:“战争结束了。”
《漩涡里——1990-2013我的文化遗产保护史》连载16
河南的文化普查中发现一个古老的画乡——滑县。入村这天正赶上大雨浇头

《漩涡里——1990-2013我的文化遗产保护史》连载16
用了数月的努力,将滑县年画独特的历史、文化、技艺与习俗写进了这本书

《漩涡里——1990-2013我的文化遗产保护史》连载16
我学院团队经过一年的深入调查,口述挖掘,学术整理,终于为滑县年画建立了档案;2010年滑县木版年画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漩涡里——1990-2013我的文化遗产保护史》连载16
《漩涡里——1990-2013我的文化遗产保护史》连载16
《漩涡里——1990-2013我的文化遗产保护史》连载16
这些年出版了大量的文化批评著作,《灵魂不能下跪》《思想者独行》《文化诘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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