臧 棣：《诗歌的风箱》
真正的艺术家通过揭示神秘真理来帮助世界
——布鲁斯·瑙曼
“诗歌的风箱”是我最近写的一首诗的名字。或许，它很接近我现在想谈的东西。当我有机会思考我与诗歌的关系时，我常常会有这样的感觉：我所做的工作不过是想给诗歌发明一个风箱。以前，这感觉还不是那么强烈，顶多可以说是一种朦胧的愿望；最近几年，这感觉才日趋清晰，开始演变成一种敏感的偏好。称之为“偏好”，意谓我开始对我能写的诗歌（包括我想写的诗歌）做出了更明确的自我限定。或多或少，这也意味着我对诗歌的某些意识开始变得更自觉了。有时，我也感到我并不想要这些衍生于诗歌的自觉意识，但又觉得很难克制住它们的延伸。
这种自觉，部分地始源于我越来越感到自己对诗歌的“无知”，一种近似苏格拉底所说的“无知”。在诚实的意义上，我的确知道一些事情；但就接近真理的程度而言，我也的确知道我知道得不多。这也是一种积极的“无知”，因为它对我们所知道的或所掌握的“知”构成了一种反讽式的压力。更重要的，这样的“无知”仍然在其内部保留知识的全部张力。它仍然体现为一种“知识”。诗歌的确意味着人类的一种特殊的情形。尽管特殊，但不是例外。在诗歌中，“无知”是异常珍贵的；只有半吊子，才惹人反感。我知道，这样的“无知”在我的诗歌想象力中占有崇高的的地位。
诗歌是什么呢？和很多诗人不同，我不仅对诗歌书写行为还有热情，而且喜欢对诗歌的书写过程进行多方位的观察，也不疏懒于把这些观察带入思索的领域。我喜欢一边从事诗歌写作，一边有意识地对诗歌写作本身进行考察。我理解这样的声言：“我只管写诗，不想解释诗是什么”。这样的表白流行于我们的时代。不过，我恐怕永远也不会养成此类习惯或姿态。
我想获得的是另外一种轻松，一种对称于思考（从精神现象学的角度，它属于“重”的范畴）的轻松。换句话说，不断在诗歌写作的过程中追问诗歌是什么——，这样的与诗歌打交道的方式给我带来了无穷的乐趣。有关诗歌的本质主义的思考，在我们的时代开始受到强有力的质疑。但是，我猜想，诗歌带给人类的最基本的乐趣之一，就是它能不断地在我们的“已知”中添加进新生的“无知”。这种能力也许可以归入诗歌的本质。诗歌最基本的审美倾向也是以悖论的方式体现出来的：诗歌让我们欣悦于我们所能知
真正的艺术家通过揭示神秘真理来帮助世界
——布鲁斯·瑙曼
“诗歌的风箱”是我最近写的一首诗的名字。或许，它很接近我现在想谈的东西。当我有机会思考我与诗歌的关系时，我常常会有这样的感觉：我所做的工作不过是想给诗歌发明一个风箱。以前，这感觉还不是那么强烈，顶多可以说是一种朦胧的愿望；最近几年，这感觉才日趋清晰，开始演变成一种敏感的偏好。称之为“偏好”，意谓我开始对我能写的诗歌（包括我想写的诗歌）做出了更明确的自我限定。或多或少，这也意味着我对诗歌的某些意识开始变得更自觉了。有时，我也感到我并不想要这些衍生于诗歌的自觉意识，但又觉得很难克制住它们的延伸。
这种自觉，部分地始源于我越来越感到自己对诗歌的“无知”，一种近似苏格拉底所说的“无知”。在诚实的意义上，我的确知道一些事情；但就接近真理的程度而言，我也的确知道我知道得不多。这也是一种积极的“无知”，因为它对我们所知道的或所掌握的“知”构成了一种反讽式的压力。更重要的，这样的“无知”仍然在其内部保留知识的全部张力。它仍然体现为一种“知识”。诗歌的确意味着人类的一种特殊的情形。尽管特殊，但不是例外。在诗歌中，“无知”是异常珍贵的；只有半吊子，才惹人反感。我知道，这样的“无知”在我的诗歌想象力中占有崇高的的地位。
诗歌是什么呢？和很多诗人不同，我不仅对诗歌书写行为还有热情，而且喜欢对诗歌的书写过程进行多方位的观察，也不疏懒于把这些观察带入思索的领域。我喜欢一边从事诗歌写作，一边有意识地对诗歌写作本身进行考察。我理解这样的声言：“我只管写诗，不想解释诗是什么”。这样的表白流行于我们的时代。不过，我恐怕永远也不会养成此类习惯或姿态。
我想获得的是另外一种轻松，一种对称于思考（从精神现象学的角度，它属于“重”的范畴）的轻松。换句话说，不断在诗歌写作的过程中追问诗歌是什么——，这样的与诗歌打交道的方式给我带来了无穷的乐趣。有关诗歌的本质主义的思考，在我们的时代开始受到强有力的质疑。但是，我猜想，诗歌带给人类的最基本的乐趣之一，就是它能不断地在我们的“已知”中添加进新生的“无知”。这种能力也许可以归入诗歌的本质。诗歌最基本的审美倾向也是以悖论的方式体现出来的：诗歌让我们欣悦于我们所能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