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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书名，我比较早就想到“低语”二字，这个想法是从我第一本集子《四分之三的沉默》里“沉默”一词延续过来的。我后面还会出几本集子，书名都和声音有关。在我看来，对话首先是一种声音的艺术。低语当然是一种声音，更是一种文学的声音。或许年少时我也曾为那些激情高昂的声音吸引，但我现在更为看重高贵的文学，所包含的那种润物细无声的美与力量，我总觉得，相比从大地上快速流失的倾盆暴雨，绵绵细雨对我们的滋养可能更为持久，也更有可能让这样的滋养从时代出发，又超越时代。
也是巧合，这段时间，我正好读到俄罗斯经典诗人曼德尔施塔姆的散文集《时代的喧嚣》，倒是觉得这两个书名之间有某种对应性。
朱德蒙：因为是您的第三本对话集了，您说您延续了某些一贯的“风格”，但也多了一点儿传达“形象”的自觉，现在希望通过声音“看”到这个人的形象。那这一贯的“风格”、“形象”的自觉，以及“看”到的形象，能请您和读者谈谈吗？
傅小平：所谓一贯的“风格”，就是传达声音的自觉，这在我所有的对话里一以贯之。
我目前为止所做的对话，主要以两种方式完成。一种是邮件采访，我拟好提纲，作家书面作答。作家的声音就在他自己的表达里，我所能做的是让提问能调动他们答问的积极性，最好是让他们的声音得到个性化并且是充分的表达。另外一种就是面对面交流，这样的交流可能没书面采访时表达那么完备，那么周全，但好处在于相互之间会有更多激发和碰撞，也常常会有意外的收获。但在此后的整理中，保持现场感的同时，怎样准确传达出受访对象的声音、语调，以及他意欲表达的思想，也是一大考验。这更多凭的感觉，每个受访对象都有各自的个性，也难以总结出一条普遍适用的规则出来。就我的感觉，无论梳理书面答问，还是整理现场采访，我在“听”受访对象的声音的同时，也能比较清晰地“看”到他们的形象，我惊叹于有些人的声音与形象如此一致，另一些则会是如此不同。我也能透过同一个人的声音，看到了他在不同时刻表现出来的千姿百态。你要是能听出声音背后的声音，悟出意思之外的意思就更好了。
以我的观察，很多读者读对话是奔所谓的思想去的，希望能从里面领受一些启发。实际上，我们还可以通过读对话听声音、看形象。以我看，我们读一篇很棒的对话，如果能读出三维立体的感受，那才算是真正读透了。
朱德蒙：关于做对话结集成书出版，您认为难点在哪里，你认为新集子突破这个障碍吗？
傅小平：我不确定自己是否准确理解了你的提问。对话结集成书，和小说或别的什么文体结集成书，是同一回事，都需要契机，需要有编辑或读者发现它的价值，还需要书稿有一定的市场潜力。如此等等。这大概就是所谓的难点。要说有什么障碍在于，现在出书一般都要经过层层把关，由于众所周知或不言自明的原因，纵使你绷紧了弦，都指不定在什么关口上被卡住。你当然希望一本书能顺顺利利出版，但这一点不是你个人能掌控的，这说大了，是由天下大势决定的。你所能做的，就是尽力把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做好。
朱德蒙：在选择所要采访的作家时，您有什么样的考量或标准吗？本书中令您印象深刻的作家或者采访经历能分享下吗？
傅小平：所谓选择标准，主要就考虑新闻性和文学性吧。作家摊上社会事件的概率不高，除非是被安排，我一般也很少蹭热点，这样，新闻性就缩小到哪个作家出了什么新书，我拿到新书以后就要看它写得好不好了。要是读了真是觉得好，自然就想着找这个作家谈谈，如果他也愿意谈的话。要这么说，一切都看似很简单，其实也有犯难的时候，譬如某位名家知名度很高，就算他这本新书写得很一般，我做了采访也会受到关注，那还约不约采访呢？碰到这样的时候，如果我约了，多半是因为那段时间我没那么忙，而且我也考虑到这个作家能听得进去批评意见。还有一种情况难得遇到，一个不怎么知名的作家写了部好作品，我也有可能会采访，但要时间精力上不允许，我也只能放弃，我就想等以后再说吧，我不采访，也照样有人做这个事。
说到采访经历，印象大体上都比较深刻，因为很多过程回想起来如在眼前，我简单举两三个例子吧。譬如采访贾平凹老师，但凡他有新书面世，他一定忙得不可开交，但我迄今和他做了三次对话，他每次都早早把答问传真过来。尤其是第一次采访他时，他还附了封信说：“这是我最长的笔答。这是因为您问得有水平，让我兴趣”，确实让我受到鼓励。又譬如采访马原老师，面对面交流过程当然挺有意思，他刚开始聊天，就跟他写的小说《姑娘寨》一样，那叫一个天马行空。我简直都想发出呼告：马原老师，我是出版社邀请过来的，我肩负采访任务哪，你就回来谈谈新书吧。但好歹我还是把话题给拽回来了。不过如果不做采访，单听他谈天说道，真是难得的享受。那次采访前后，我最记得西双版纳南糯山晚间的风，像浪潮般一阵阵从山下卷上来。我感触特别深，是因为我住的他朋友新建的房子，许是房间装修完不久，总觉得有些闷，那晚我是敞着窗睡的，而且睡靠窗的那头，呼呼的风声一直响在耳畔。我回上海后没两天，早上坐在电脑前突然发现自己脖子转不动了。所以，不管哪天我感到颈椎出状况的时候，就会不经意间想到那一阵阵晚风，想到那次采访。
有时想想，这种身体性的感受，反倒是最难忘的。我现在回想与徐则臣的那次谈话，也首先会想到一个细节，我们在地铁口碰头，他在不远处人行道上打开一辆共享单车，稳稳当当骑着去我预订的酒店，他的平衡感如此之好，一手把着车杆，一手拽着我的行李箱，竟然在车流里骑行自如。我在那时就觉得他的写作理当有这么好的平衡感，他作品里字里行间透出的那种中和之美、雅正之音，实在是久违了，也确实是为很多同时代作家所缺乏，他当得起“‘七零后’作家的光荣”的称誉。而阿乙我更愿意称他为诗人小说家，因为他在我感觉里近乎是以写诗的方式在写小说。这般写作难度之高可想而知。回想起对他的那次采访，我至今心有歉疚。他那时身体还没复原，如果是遵医嘱，是不宜长时间谈话的，但我打开话题后却没能及时打住。好在前些天交流时他说到自己身体完全好了，我着实为他高兴，要知道写作同时是个艰苦的体力活啊，这就是说他终于可以好好回来写作了。同为“七零后”，我真想说这是一件幸事。
当我想到徐则臣、阿乙，包括收入集子里的鲁敏、周洁茹，以及其他同代际作家，都在孜孜不倦用心写作时，我觉得我们这一代际的写作是有希望的。应该说，每次采访都是百感交集的旅程，都有一些可以说的东西，包括对收入书里的四位外国作家杰夫·戴尔、桑德拉·希斯内罗丝、托马斯·温茨洛瓦、蕾拉·斯利玛尼，我也深有印象，但展开说就要超篇幅了，留待以后再谈吧。
朱德蒙：因为文学访谈都是深度采访，且面对的都是字字珠玑的文学大咖，如何突破采访上的突发事件或者说瓶颈呢？
傅小平：首先我要说，并不存在什么严格意义上的文学访谈，就像不存在纯粹的科学访谈或哲学访谈一样。对话就是对话，访谈就是访谈。即使存在“文学访谈”的说法，那我们也不能说所有的文学访谈都是深度采访，恰恰相反，我见过太多与文学有关的访谈，都只是浅度采访。
你要说文学访谈一般面对的是文学大咖，大抵没错，这在很大意义上是由所谓新闻价值决定的，相比而言，采访名家更具新闻效应么。但新闻价值与文学价值并不存在绝对意义上的对等关系。所以，你要说这些大咖写出来的作品字字珠玑，我是不赞同的。从我的角度看，像一些经典诗歌，还有像《安娜·卡列尼娜》这样的经典名著才称得上字字珠玑，我不是说这些作品辞藻多么华美，而是说它们会让你觉得一个字都不能少，每个字都放在它该放的地方。
至于突发事件，如果我做的是社会新闻，或许更有故事讲。文学采访就整个过程而言，大体上算得平铺直叙，但一波三折的事也偶有发生。就拿书面采访来说，有和你约采访时表现得急不可待，但写好提纲发过去后再也没有下文的；有预约了采访，但他看了提纲后拒绝答问，而且不做任何解释的；有看完提纲后提出来和你商量是不是可以补充问题，回复过来却是把提问改头换面的。
但我说的这些都是小概率事件，和绝大多数作家合作大体上都挺愉快，“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么。套用去年热播的电视剧剧名，就是“都挺好”。
朱德蒙：面对后辈们，您认为，做文学访谈或者说深度访谈，较容易开始的地方在哪里？或者说如何入手，做哪些准备工作呢？
傅小平：要说有最容易之处，就是读作家们的新书了。还有什么比和书打交道更容易的事情呢。相比复杂而变幻莫测的人际交往，书实在是最好入手啊，你打开慢慢读进去，再慢慢读出来就好了。当然了，如果你要读到一定的深度，又或许是最难的部分。大概在我的理解里，容易和难度是一个事物的两面，两者是不可分的。生活经验也告诉我们，看似最容易的，也很有可能是最难的。
说回到采访，我倒是觉得如果事先能了解一下作家的性格挺好，当我遇到你说的那种突发状况，我就想我要是知道他是这么一个人，我不做这个采访该有多好，我就不必做无用功了，我竟然就这样把生命白白浪费了，要是用同样这个时间，我至少可以读一两部经典名著啊。但感慨归感慨，我也知道自己是做不到的，如果不是有实际的深入接触，我很难那么了解一个人，就算听圈内人说过一二，也未必太往心里去，所以不撞这个南墙，我很可能是回不得了头的。另外以我不喜好打探别人隐私以及与人厮缠的愚钝天性，我就不愿意事先去了解人，不觉得应该在这上面耗费时间，也就一厢情愿以为读他的书就好了。所以只能提供这么一点建议，或许对别人有益，我自己是做不好的。
朱德蒙：您的阅读丰富吗？您认为阅读在采访与写作中的作用是什么？
傅小平：我不知道自己阅读算不算丰富，因为很难有客观的比较。再说读书多是一方面，能否读到深处是更重要的另一方面，要是真能把一本好书读透了，那读一本相当于读很多本啊。何况阅读生活也极为重要。我倒是觉得有些遗憾，这些年为做文学采访，读当代作家的作品确乎读得多了，相应地，读经典名著，还有读其他领域作品的时间就少了，这样反倒觉得自己的阅读面变窄了，希望以后有时间能让阅读丰富起来吧。
说到阅读之于采访的重要性，我在2016年出版《四分之三的沉默》接受采访时打过一个比方，至今想法也差不多。我把采访比作是撑杆跳，作品就是支撑你起跳的那根杆，你凭它才能跳到那个高度。虽然你落地的地方，你原本走几步就能走到，但这和你竭尽全力起跳后再落到那个地方是两回事，是两种境界。在阅读上，我是不主张偷懒的，我想也只有脚踏大地勘探，才能探出真矿脉吧。当然，这样的阅读是要付出一些辛劳的，所以我会特别希望我要采访的作家，还有我要读的作品，值得我这样付出。要是读了，采访了，觉得不值得，甚至是很不值得，那真是很伤感，也很沮丧的事。从这个角度，我觉得作家真是得用心写作，万万不可随意鼓捣个东西出来糊弄人，那样很伤读者的感情哪。
阅读之于写作有多重要就不用我多说了。我不太相信一个人不经过一些精到的阅读就能成为好作家，也不太相信一个肤浅的读者能写出深刻的作品。
朱德蒙：新闻三要素真实性、时效性、新鲜性，那么，您认为记者、作家与新闻之间的关系是如何的？做文学访谈，如何平衡三者之间的关系呢？
傅小平：文学采访不等同于新闻采访，但你说的三要素真实性、时效性和新鲜性，对文学采访也大约是有效的。就像我前面说的，作为一个媒体人，我们一般会选择类似作家出新书的时机做采访，这就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了采访的时效性。至于真实性应该是建立在认真的阅读，以及充分的资料准备基础上吧。
至于你问到记者、作家与新闻之间的关系，我就举例说吧，着实有一些作家是当过记者的，就好比着实有一些作家是当过医生的，两者应该差不多比例。记者出身的作家里面，最知名的莫过于马尔克斯、海明威和诺曼·梅勒。还有一类作家的写作是与新闻紧密相关。像收入这本集子里的法国“80后”作家蕾拉·斯利玛尼，她迄今两部小说《食人魔花园》和《温柔之歌》都是从真实的新闻事件中获得灵感。更有意思的是，她从新闻事件出发的写作，又反过来激发了新闻效应。当然，任何新闻事件，经过作家文学转化之后，就已经不只新闻，更是文学了。所以做文学采访，我觉得应当从新闻出发，抵达文学。
朱德蒙：您在文学访谈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可以谈谈今后“为自己做衣裳”的写作计划吗？
傅小平：谢谢你的夸奖，愧不敢当。只能说是多少取得一点成绩吧，那也是在“为他人做嫁衣”的层面上讲的。虽然我一直觉得有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交流，才会成就所谓的对话，但参与对话的作家作为原创作者，理所应当得到更多的鲜花和掌声。
而我说“为自己做衣裳”，从对话技艺角度看，是因为一个采访者如果有写作的实践，会更明了写作的甘苦得失，也更能洞悉写作的奥秘所在，这样做出来的对话，会更有说服力。这就好比一个将军理论谈得再好，也不过是纸上谈兵的赵括，有了很多驰骋疆场、攻城拔地的实战经验后，他的战略战术才能更加让人信服。这么打比方，并不是说你没有写作经验，就定然是没底气做对话、写评论。实际上，有一些深刻的阅读者，在一定意义上能对写作感同身受。相反，有些并不高明的写作者，谈起阅读写作来倒可能是一塌糊涂。
所以，我说希望今后能多写点更有创造性的作品，主要是因为我喜欢文学、喜欢写作，现在回过头想，我倒是为自己如此疏于写作，做了那么多对话感到惊异。当然我写过一些小说，早年就写过一些，只是自己很不满意，也就从没去投稿，近些年我又写了一些，包括长篇和中短篇，都处于未完成状态。我总是觉得精力不够用，媒体从业者的时间总是给切割得七零八碎，想必这一点你也是有体会的。所以我会隐隐期望老天既然不可能多给我时间，就让我少一点睡眠。但我体质没那么好啊，不像有些人一天睡四五个小时就够，我要是觉睡太少，第二天就打不起精神了，虽然我睡眠一般都比较浅，也还是得睡足时间。当然很可能这也只是借口，要是契机到了，心智到了，再加上也能更好利用碎片时间，写作应该不成问题。总之，最好是不给自己找任何借口，就慢慢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