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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老封调走以后就当上了队里的执法组组长了。那时的苹果园分队，队长是大臣。大名刘玉臣。
从那时算起，到二零一一年过了春节，我们随着大拨人调走，我在那里的队里干组长大约有两年多的时间。中间出过小小的事情，我因故不想干了。后来我去找过刘队提出了辞去组长的请求，他也答应了。
他后来让老郭干了一阵组长，大概也就是半年吧。后来，郭调去了机关去了指挥中心后，我又接着干组长了，直至二零一一年后队长那拨人换人、我们一些人调走去了别的分队。
我记得我们这儿分队内勤换了从八宝山队调过来的张智后，活儿越干越多，举报单子每天都能接到四五十个。
那天周日，我和小侯在队里值班，我带着小侯开车去了趟门头沟。当然是办私事。中间接到指挥中心的电话就有十几个。我俩办完事儿迅速赶回来，在实兴大街上，我俩看到，摊儿都堆满街上了，几乎到了无人管的程度。我们下执法车后只能是逐个清理，驱散人群。
为此，我在当天和指挥中心的人电话沟通，我还没好气地发了一通牢骚。
之前，罗玲在队里干内勤之时，队里每天接的单子也不少。但可能是我们那会儿人多力量大又多为老队员的原因吧，我感觉那会儿干起事儿来没那么吃力。
从分出了地铁分队后，大部分老人都调了过去。罗玲也调去当了那边的内勤，她后来因家中有事提前退休了。
我们这的内勤张智我在三队时我就认识她，那会儿我们都在一个院办公。她似乎那会儿还干过组长，每天她都带人开着她们队那个老得车里透了底盘车皮的面包车在街上巡视，每回回来都有收获。扣的摊儿不计其数。
他们中有的人脸晒得黑黑的，她那会儿脸儿也不白。
当年，她和赵明星在鲁谷那边某饭店办的婚礼我们还都去了呢。我们可以说是很相熟了。
那天我从她那接了个单子，我记得是反映八大处路与田村路交叉的三角地的北边路边摆水泥和沙子的问题，是个老大难的问题，也曾是多次举报的问题。
我们甚至带保安开车过去装过那里成袋的沙子回来，但问题依然从根本上解决不了。
那会儿的那条街，西黄村村里还没有遇拆迁，沿田村路一带，路北的门脸房可是门前乱摆乱放的多了去了。老侯在时，他带大伙清过一回那边的街面，我们还和尽东头的那户房主人吵了起来……
那个房东娘儿们真为租房户说话呀！
都是利益在其中搅和的，我看现场给队长气得够呛。
我对待那次张智交给我的举报单，我拿着单子带人到现场查看了，现场找不到当事人，成落的水泥就堆放在那里。我们对现场进行了取证拍照，回去以后把照片附在举报单上，底下回复拦我写了一句话：
辖区内此类事儿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我把单子交给张智时，她看了半天，不明白我写的那句话是什么意思。我俩都知道，问题如果得不到根本解决而且反复举报的事儿，我们的指挥中心上报市政管委那是通不过的。单子还得打回来，而且不能反复就一件事一个问题反复举报又解释不清。
副队长梅明曾经带人也到过现场，他看了后也没什么招数。
我看出了内勤就这个问题自有她的难处，上边的人就三角地的难办事也下来人亲自调查过并写东西上报过。
我跟她说，你就按我说的这个上报，出什么问题让他们找我。
我说：他们不敢说我写的这句话有问题，因为这是伟大人物的原话。
张智后来按我的意思上传了那个单子，那会儿的指挥中心副主任可能已不是唐军了，换成了范海波。他们可能知道我是个老人，是个刺儿头。
张智后来到我们大屋，她想听我讲讲这句话深层包涵的意思。为此，我给她讲了文革中发生的李庆霖上书国家上层的故事。
那是发生在一九七三年四月下旬的事情，伟人从王海容那收到转交过来的一封群众来信，读到悲凉处，他双眼慢慢红起来，泪水潸然而下。
之后，大概这件事儿放了一个星期（据身边人回忆），他提笔给写信人回了信，信的开头写了“李庆霖”的大名。
伟人说了，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还说，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李庆霖何许人也，当时能够写信上书惊动了伟人？据了解，他仅是福建莆田某小学的一个教语文的老师。他的儿子当年下乡苦干一年，挣工分都换不回剃头的钱，因此才有了他斗胆上书伟人之事儿。他信里反映了不少农村中基层组织当年对待知青不公平的事情。
据说这封信还是通过他有个在女篮国家队的学生递给上面的，那会儿社会上传言很多说什么的都有。这是传言中的一个说法。
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对那段历史不够了解，对李某人这个名字知之甚少，但是当年全国两千万上山下乡的知青，以及他们的父母亲人应该感谢他，是他的一个举动改变了不少知青人的命运。
国家上层因此成立了全国性的知青工作领导小组，挂在国务院，李还有一阵进了这个小组工作。
人民币三百元在当时是个什么概念呢？比如我家，我爸在食品总厂厂里是正科级，拿工资78元，我妈是商业职员，她工资不会很多。我家一家六口每月生活就只靠这一百三四十元了，伟人寄去给李的三百元，顶我们家俩月的工资收入了。
据说那三百元到最后他也没花，有人说存银行了，也有人说他一直压在床铺底下了。
后来的李家父子都因此事改变了命运，李某人还最后飘飘然了。他在“四人帮”倒台后因故被判了刑。
我在不久前看到的一篇文中看到介绍说，有些去武夷山游玩的游客中有的是当年的知青，当他们得知李庆霖就在附近的福建省劳改总队崇安县支队一处农场地服刑时，他们纷纷走了十几里山路找了去，有人买了吃的送给他，他们很佩服他当年的举动、胆量。狱方领导被他们的行为感动，破例让他们见了李某某本人。
2004年2月19号，李带着许多遗憾因患帕金森氏症离开了这个世界，享年73岁。
我本人在工作中引用伟人的话是有点自不量力了，我们这点事儿和当年事比比，简直不值得一提。但由此讲出的故事，张智听了很感兴趣，她虽然上了大学，但此类事儿未必有人向他们说过。
她从我们大屋走时还说：王哥，我就爱听你讲过去的事情！有空还聊……
我们在工作中除了与队长打交道，与队里的内勤交集的地方最多。有一次早晨一上班，我们队的王某人在院里开自己的车把内勤的夏利车给剐了，我们在食堂吃早饭出来的人都见到了，现场看到了是怎么回事。我、驻队民警张铁钢都可以给内勤作证。
我们院内是个长方条状地块，停车一直是个问题。我开车上班一般去的较早，所以提前选好车位，进院把车停好。但内勤那天来晚了，她的车斜着停在了我们大屋休息室那块，等王红光再开车进院，他自然找不到停车的地方了。他开车在那辆夏利车边前后挪动了两回，蹭来蹭去的，到了还是把它剐了。他下车后看了一眼，也不声张，竞自去食堂去吃饭了。
很快，也是在食堂吃饭的张智吃完饭岀来发现了自己的车子被剐了，她问的是在院子里的驻队民警，他正在独自抽烟：您看见谁把我的车剐了吗？
铁钢说是河南人开车剐的。张智一听就知道是谁了。
我们那儿都知道谁是河南人。要说河南人其实并不坏，只是有些人是那个地域的，做起事来很差劲。
内勤为了自己的事儿上食堂找了王，但他不承认。后来，她问铁钢，还有谁看到了剐车现场，铁钢说老大（指我，）也看到了。她就跟王某人说了，王就过来找我，说：老大，你看见我剐张智的车了，我说是。
我不怕得罪他。我只认事实。
那天，这件事都反映到队长那了，队长说看一下录像吧。那会儿我们的分队院都装有摄像头，是大队办公室安排人统一装上的。结果，大家到保安室看了院里的录像，证明了他的车确实是剐到了那辆夏利车。这下，他无话可说了。最终，事情怎么处理的我们就不得而知了，大概是他得给人家修车了。
其实，那辆二手夏利车全车喷漆也不会花多少钱。
咱就说的是河南人这种躲事儿的劲。
过了些日子，那一天又是早上，上过夜班的王某人上食堂找到我，他说，你出来有事儿，我说，你找我肯定没好事儿。我出来一看，他开的单位皮卡车回来，停在我的车旁，倒车时把我的雪铁龙车车右后门剐了。这次他倒是主动承认了。我们找过刘队长了，队长说的很轻松，说这很正常。让我开车上前院的修理厂做板金喷漆修一下。
那次我的车是修了，车漆也喷了，但车门修过的地儿亮度差多了，我怀疑他们的修车技术不行。
那家厂子是修吉利车的，名气上差多了，我还不如走保险自己修修算了。
我事后有些后悔了。
我们做组长的在工作中不光要协调好与同事的关系，与队长、与教导员，甚至是与内勤都要做好方方面面的协同关系。
但有的时候是事与愿违的。
就拿那一次的事儿说吧，上午十点多钟，张智拿着一个单子让我过目，然后在底下的一栏签上同意，签上自己的名字。我看过上面的内容后，我说，这个字我不能签。
那单子上面分明写着我们组管辖的范围内三个主要乱点存在的问题和实际发生的每天的举报情况。在如何整改一栏并没有队里领导的批语或意见，只要求我们做组长的反馈一下，这个字我是不能签的。
内勤看我在执行任务上有意见，又不落实签字义务，她只好说这是队长的意思，是队里让组长提出整改意见，然后上面让具体落实到执行人并签字的。
我说：那我找队长谈谈，反正这个字是不能签的。
她坚持说，上面不光要求这么做，还要公开具体执行人的手机号呢！
我一听就火了。凭什么公布我的手机号？信不信，我把手机上交了！
我是说到做到。
反正公家的手机我都不想用了，我有我自己的1380打头的全球通的手机。
正在我俩僵持在那的时候，副队长梅明正从我们大屋门口过，我叫住了他。我问他，这单子上的事儿是怎么回事？他连看都没看，说让我找头儿吧！
我说，是我们这有乱点，特别是下班之时不好办，但我一个组长召集人去解决，可能吗？谁听我的指挥，加个班谁去呀？
内勤和副队听了我的话，什么都没说，走人了。
可能他们知道我有许多不满和牢骚。
在上午十一点钟之时，刘队从大队开会回来后，我到他那屋找他。他见我这么着急的找他，就知道我肯定有事要说。
我坐在他办公室沙发里，向他很郑重地说了我的事儿。我说，先说一下，内勤找过我，说有个单子让我来填写并签字。我看那单子上面全是我们组管的乱点需要整治情况，应釆取什么措施，等等。我说了，这个单子上的承诺我无法保证，这个字我不能签。内勤说这是队里的意思，说是你们队长、教导员都讨论过了。让组长去做、去执行。这点我接受不了……她说了，若接受不了，按照大队要求，上面就要公布我的手机号！我说，如果这样，那我就把公家给配的手机交了。我肯定会说到做到。
队长听了我的叙述后马上说，可能内勤在这方面理解错了，队里讨论这件事儿并没有这个意思，并不是要说是这件事情就得由组里去落实。
我说，我一个组长，辖区内那么多乱点，我怎么组织人去清理。我召集人晚上加个班也不可能呀？这个权力只有队长一级才能做到。
刘队马上说，那是那是。他们对这件事都理解错了。我会上并没有要求组长一级强制执行这件事儿。
我接着说：刘队，还有一个情况我得说说。
他说：你讲！
我说，我最近老感觉体力不支，老犯头疼病。不行，你找个人接替我干组长这个活儿吧，我还做组员。我肯定会支持他的工作。您考虑考虑……
他听后说，这个事儿容我们议一下再说。
我从他那屋出来，我心情好了很多。该说的该表达的，我都对队长讲了。
若干天以后，队里做了调整，我们组里，老郭做了组长，我像老封在的时候一样，还做组员。我主要是去开执法车，拉着一车人去执法乱点转转，或者跟着组里完成指挥中心派下来的治乱单子上该管的活儿。
老郭干组长干了一段时间就调走了。这其中有什么情况，只有他本人是清楚的。
在那段时间，我反正是极力支持他的工作的。
他要像我或是老封那样，干这个组长能兢兢业业的，讲实话，这个有点难度。
组里的人眼睛都看着你呢，看你平时是如何指挥，怎么工作呢。
就说我当组长之时，我们那次逮个小摊贩，我当时把车开得快了点儿，尤其在整型医院北边那个路口调头处，在车上的老郭吓得直喊我让我慢着点。
我当时心里是有底的，我们再向南追小贩时，我让老郭下车在北边等着，防止他蹬着车再向北逃。结果那次，他就是从南边路口又杀回北边的，老郭过马路截了他，但没截住。我是嫌他动作太慢了点……
我们这儿有些人是否有同情执法相对人的想法呢？这种事儿，以前是有的。
在他干组长后，他那天在我们大屋和何巍因为我们查小区里的一户难管的私搭乱建户，为重做案卷之事儿二人争辩起来，他说何巍做的卷儿法制科那通不过，何坚持说：那是上面的问题，他们那儿的人不能坚持住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
何巍坚持案卷不作改动。当时的队里法制员也坚持得改那个卷子，甚至主抓业务的副队长也是这个原则。
这个就让老郭夹在中间为难了。
那户我们查过多次的一楼住户在自家屋外面搭建铁制物用于自釆暖设备安装之事，我是清楚的。我们当时全组上人实地调查，也做了房主大量的工作。他最终就是坚持不拆构建物。
那个家伙以前在海淀建委上班，后来辞职下海经商了。这里边的道道他是门儿清的。他不认可自己搭建的铁制东西是违法建筑。
何巍在队里给他作卷，他在最后陈述时写了一段话，据何巍说，那家伙写的话极具个性且还专业技术水平不低。
我们当时调查他时，我们在外围取证上，老郭当时没听我和何巍的，这个也让他占了先机。当然，这个里面有带头人是否有经验、是否见多识广，有这方面因素的。
所以那天在我们大屋，老郭和何巍就这件事掰扯不清时，何嫌老郭太听命于法制员的了，老郭说我不懂才向你讨教嘛，这时，何回了他一句：你啥啥都不懂你还当什么组长呀……
这句话是点在了要害处了，老郭听了啥都不再说了，他只能走了，再找队里说事去了。
事后证明何巍的坚持是对的，法制科科长带人到现场看过了，经研判，确定了那户人家建的铁制物不属于违建，不用拆除。
老郭走了以后我又接着干组长了，当然，我们在一起时还是有很多美好的东西值得回味的。他这个人就是爱喝点小酒，一喝酒把什么事都能给弄乱了，人还是比较实在的人。那次他说他喝大了，晚上开军车和同事跑了一趟天津塘沽找人，在高速口和人家握握手就回来了。第二天早上，那边战友打过来电话问他是什么情况，他竟然忘了此事了。当时可能真的喝得断片了。
说起何巍这个人，他身上的故事还很多。他后来调去了地铁分队，我到鲁谷时他后来也去了，我们那时又在一起工作了。
那会儿是唐军当了队长。
关于何本人，有些事还得慢慢细说，我一直以为，他是那种有些个性并且有得过头的人。他在苹果园时他常说我脑萎缩，我那天在大屋我跟他急了，我说，你跟你爸也说这话吗？
他马上改口，他说他也是脑萎缩。
还别说，我退休时我们在一屋办公，我挺感激他的，他送了我毛笔、墨汁和宣纸，他是想让我在家后有事做。
我们在那次单位某同事（我私底下叫她小丫头）结婚时，在石景山的峨嵋酒家办的简单宴请时现场上又见过一次面，他那天晚上是和队长一起值班，否则，他很少参加这种活动。
那天那晚他还约我去队里拿点他自己练字的纸张呢，可惜我那天喝的多了点，没空去队里了。
我那天到家都晚上十一点多钟了，人家同事很晚打电话过来问我情况，我都说没事儿，其实，到家的最后那趟末班车已开过去了，我没赶上。
二零二三年三月十一号写于通州台湖（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