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城管的日子里：苹果园篇（十一）
2023-04-24 15:53阅读：
京西地区的苹果园是属于石景山区管辖区内的一个街道办事处的统称，就像我们称呼石景山地区的其他地域一样（如古城、八角等），我在那儿干城管干了五六年，我始终没见到它那儿有一片种苹果的地方。我不知道这苹果园的地名是从何而来，当然，叫古城的地儿，我们其实也一样未见到过古城堡。
倒是有关地区地方志上介绍，金顶街那一带的模式口的地名是从磨石口演变而来的。
我在苹果园那边的实兴大街上见到过一片杏树林，我们和当地农工商的朋友联系好，曾经到里边摘过果，那还是刘亚洲在这儿当队长的时候的事儿。
如今，在遇上地产业飞速发展的时代，恐怕那片果园也保不住了。
现在的苹果园街道等地儿，街道面貌发生着巨大的变化，有时我再回去看看，我都不认识以前工作或战斗过的地方了。
包括整个石景山区的发展变化，都是可以用“日新月异”来形容。特别是北京召开过夏季奥运会和冬奥会之后，首钢总公司迁出北京之后，整个区域内，无论交通、市容环境，都达到了一个新高度、新起点。
最近的有关首都地铁规划说到，从八角地铁一号线处要修一条奔南奔西的地铁线，叫做地铁一号线支线，大概近二十公里的路程，全程要修到丰台区的王佐镇那边。
这可是对京西居住的人们来说是天大的喜讯。
可见市里对京城西部的发展是极为重视的。另外的地铁11号线也有可能继续施工。
说回我在苹果园工作那个阶段的主题。
从二零零六年我从直属三队调苹果园工作开始算起，我二零一一年过了春节调走去了鲁谷队，我在苹果园待了整整五年的时间。在我的城管职业生涯中，这是个至关重要且非常忙碌的阶段。
有时工作中还常伴有危险和艰辛……
现在想想，这跟当时的执法大环境、跟当年的政府协调关系、跟那时的经济发展状况都有很大的关系。
当年我们处理街头小贩是单兵作战，而且有时候是“敌重我寡”，顶多是街道内某些部门、属地派出所出面，解决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做做表面文章。现在却是
有了大不同了，光辖区内拆了的自然村就不计其数，以前的私搭乱建被铲除了。从政府层面讲，基层城管队都归于街道管理，人财物都管了起来。一支单一的城管执法队伍已不再是单纯地管理街面了，现在是“街乡吹哨部门报到”，接诉即办上了法规，上级党委统一部署，这已算是对城市发展和管理上的真正意义的综合治理了。
那些年的新市委班子，以市委书记牵头，抓了城市建设和管理的方方面面，连背街小巷都抓到了，甚至都挂了具体责任人的铭牌。
抚今追昔，这样，我们肯定看不到我辈当年干工作的样儿了，一切都是今非昔比、鸟枪换炮了。
当然，任何事情的发生发展都有一个过程，如今的城市综合治理管理模式也不一定全适用城市管理的方方面面。可能我们在工作中还会遇到一些问题、一些不适用或者说是不当的地方。
就像我们今天治理了街面楼房的开门打洞、管了背街小巷一样，标准有了，旧貌换新颜了，但街道上的烟火气息少了很多，少了小门小店，人们生活上的方便度缺失了，整个城市缺了一点点活力了。
不是吗？
我在苹果园队的那几年，经历了刘亚洲、高旭在一起搭档的一两年；后来又经历了老侯从八角调过来的那一年多，那时的队里的教导员仍然是高旭；自从成立了地铁分队之后，高旭调了过去，军转干部刘来平接替了他成了队里的政治教导员。
老侯和刘搭班子一直坚持到北京开完奥运会以后，过了那一年的第二年春节，他俩双双转岗，侯去了八宝山队，刘来平去了大队机关。
其实，他俩搭班子的时间并不是很长，但在感觉上，那段期间我觉得是很难熬的，是最艰难的一段时光。因为那段时间里经历的事儿最多，干得活儿也最累。
再后来，队里换了刘玉臣、李红磊搭班子的那个时期，我记得李在队里也就干了一年多一点，他后来转岗去了古城队。我们后来再见面已是我到鲁谷那边工作的时候了，他后来从古城队队长岗转到八宝山这边队当队长，那时，我在鲁谷队那个院儿在唐军手底下干，我们同在一个楼里办公。
当年，李红磊离开苹果园队时，古城队那边的马玉林过这边来当的教导员，那一年我家小孩办婚事，他代表队里带其他人还过来参加了婚礼。那是二零一零年的事情了……
也是在那一年，夏天，他带队，我们参加队里的外出游览活动，我们那批人去了张家界。
我在二零一一年春节前转岗走时，戎队调来苹果园。他看到我时他还说呢：老大，我来了，你走了，这是什么意思？
一句话说得我无话可说。我们这些人，是普通队员是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
工作上是没得挑选的。
我也很想跟他在一起待上一段时间，我听说过戎队这人是很仗义的。但工作上轮岗事儿，上面的安排是不允许底下人谈条件的。不像现在，城管系统基层队人财物全归了街道，从体制上说你是哪儿的人就很难调剂到其它地儿了。
后来我有事儿过来还找过他，在他的办公室，他在队里依然是那股牛气劲儿。他嘴上说不能管我的事儿，但下午他就去找了托我办事儿的人。他坐在人家的会客室说：行啊朱老板，我们那老大的人情你也请得动。
说得朱老板怪不好意思的，他只能说跟我是多年的老交情了。后来，戎队给他支招，他让他先把违建拆除了，事后再搭个临时的东西对付对付。
他说朱老板的那个违建是街道办事处那儿上了拆除名单的，托谁也不好使的。
我经那件事儿，我觉得戎牛其实是个挺有心计的人。
那年我参加我们那儿小丫头的婚礼，我还见到了他，他那会儿已是鲁谷街道办的副主任了（提了副处）。我那时候却已然退休了。
我后来知道他因病医治无效去世还是在公众号上看到了刘丹写的文章才知道的。
他的英年早逝让人觉到一些唏嘘感叹。
我在苹果园待过的那几年，经历的人也多，遇事儿也不少。每个队长都有自己的管理队伍的模式和风格。就说一进院我们见到的那块影壁吧，那还是我们当年去了山西出游后从参观了乔家大院、平遥古城后，队长回来让人建的。说是一来可以有风水可讲；二来可以挡一挡女生宿舍的隐私。但那个影壁从建起来后，确实影响了我们进出院子的车辆通行，有的车子还在倒车时发生了剐蹭。所以，刘玉臣一过来当队长，他就叫人把它拆除了。这里没有谁对谁错事儿，只是每个人的想法不同，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罢了。
说来也好巧，当年他去古城队接替老侯的队长岗，老侯调八角队。到后来，他到苹果园又是接替的老侯，老侯去了八宝山队。这么说，二位队长倒是有点机缘巧合了。
当年刘队在古城那边也是先处理了我们养了多年的花丹狗，那条狗在院子的西南角一处圈养地待着，那会儿已有些失宠的感觉了。当侯队长开车去拉走它时，据说它见到主人时那个急切地兴奋的样子，一下子蹿到皮卡车上……让人想起了冯小刚电影作品中的某个桥段。一个大老板试着到村里吃苦去，连大奔车都让人开走了。等若干时日后有人开着他的车再来接他时，他已破衣拉撒的、胡子拉碴的在村口山坡上等待多时了……
接他的人看他急切的上了车，让他和村里人打声招呼，他吃着烧鸡的样子，像是很长时间没吃肉食了。村里人说，他快把村民家的鸡都偷着吃了个遍了。
我们那会儿的队长喜欢养花丹这样的狗，为它还配过种。而新来的队长养这玩意的风格却不同了，他可能愿意养另一种品种的犬。
做人嘛总有不一样的地方。
就像当年在刘亚洲当队长时，我们那年夏天去了祖国的西北外出，我们到了西宁、到了兰州，然后只在兰州待了六个小时后就在当晚坐火车去了银川。
在兰州那天，下午，我们乘缆车去了城市中心对面的山上，一眼望去，峡谷间凡平地处盖起了高楼大厦，弯弯曲曲的黄河水就在脚下流淌，整个城市尽收眼底。我们在一处地方做小憩片刻时，带队的教导员高旭的手机响了，是留守北京的刘亚洲从队里打来的电话。他问了问我们这边游玩的情况，高向他做了简单的汇报。说话间，刘队提到了我们这次出行的费用问题，那些年我们在城管部门时组织上每年都会安排队员外出，一般都是选在夏季。一般出去时带队的人总要带些零用钱，以备急用。每拨出行一般带五六千元是常事。队长的意思是让教导员对这个钱省省花，事后还有冲洗照片的费用呢（当年在摄影方面还是使用胶片照相呢）。哪曾想，高旭这会儿说了一句：你放心，我一定（把钱）花得爪干毛净的。
这个不知是他说说而已，还是在跟队长在开玩笑。
我们听了的人自然是听着很舒服了。比比其他区，石景山这边在公务人员外出上花费算是很节俭的了。这点，我们自己算是知足就行了。
高旭算是在苹果园待的时间最长的了。我们在一起共同经历过苹果园地铁站站前广场摊贩集体到队里闹事之事；我们在夜班盯岗时也赶上了路边小贩闹事，那一次，那个胖子抓着我的大衣领不松手，因为我们扣他和他老娘东西时我动了他的钱匣子……
这下捅了马蜂窝！
那天的当晚，我身边的高旭和杨朋在现场也在制止胖子的老娘继续闹腾。我们在无力改变现状时及时报了警。警察到现场后，当警员预带离小贩时，他在挣脱时把对方的警号牌拽掉、扣子也拉掉一个。这个要放现在已构成袭警罪了。
当晚零晨三点多在苹果园派出所，具体办事人本来是准备申报上去办手续，拘他的。后来是因为年龄问题，也是高教考虑给他一个改过的机会，我们半夜过去跟警方交涉，最后对娘儿俩作罚款处理了。
从那之后，这对母子老实了很多。
高旭后来去了地铁分队；再后来去了五里坨那边分队。
从干工作上讲，他这个人是没的说的。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值国庆节的班，他连着上了三十六个小时的班，一直到有人接班他才回了家。
他在后来因故出了点事儿，还被有关部门按违纪通报了，现职也取消了。不过我在局机关见到他时，他倒跟没事人一样。
人嘛有时候就是这样，谁都有犯错的时候，也都有给自己改变人生的机会。
据说那一年，他差点就调离城管去了五里坨街道办事处。
我们这老封走时，他最烦老马当教导员了。他说，他这个人（指老马）水平太差。
也是，那年在队里，我处理苹果园一带的小混混儿，一个叫张文的人，他硬是要躺在我们执法车下不走，老马劝他半天才听劝，起身到了我们大屋。我还觉得老马挺有招呢，张文见到我说，我最烦你这样的了！老马在一边说：你烦他，你把他杀了……
就这一句，让屋内的人听了都觉得这话也太没水平了。特别是出自一个教导员之口。
我们都知道，张文是大狱里出来的。他在西井三区某小区内私搭棚子，活动房，连居委会都管不了他。他在苹果园老百货那片支了一些遮阳棚，名义上是让人有休息的地儿，实际上是准备晚上出租给做小买卖的人谋利，我们扣他东西一点错都没有！
你老马跟他再熟也不能说出那种话来吧！
在苹果园那条主要街上，也是一个姓张的，他借故闹事，我们现场有人动他了，他后来去大队机关闹腾，砸了大队长冯重北办公室的门，头儿就是在那时要求严格控制进出机关院人，院子的大门由保安严守的。
后来要不是查出来那小子有精神病，这事还没完呢，公安早拘他了。
冯重北后来去了区市政管委当了主任，他后来和王志信一样，都在区里的一个临时机构管过事。
我在苹果园队待过的那五六年，最危险的一次经历是我们中午抄摊，我们执法一行人开着皮卡车和面包车赶到新宇市场门前的马路边时，一群小商贩呈鸟散状，有蹬起车或推车跑的，有卷起包袱皮抱着自己的东西向西狂奔的……
我当时下车瞧准了一个卖桔子的主，三两步奔过去摁住了她的三轮车，当我抓她的后箱板时才发觉，她车上的板子是活动的。我双手摁上去，她急着蹬车跑，我俩用劲正相反，猛然间，一车的桔子连着那个活动的槽板倒在地上，桔子撒了一地，但三轮车是逃掉了。我当时人也未站稳，随着那些物品倒在地上。
身边的队员及时过来，把我扶了起来。
我起身时，感觉右手腕巨疼。后来，我到首钢医院看过了，大夫让拍片看看。后来经检查发现，右手部位有扭伤的地方。医生说：你可能是摁车时用力太猛了，正好车箱板也倒下来了，人失去支撑，在倒地时扭了手腕。
他给我开了一些治愈手腕扭伤的药，并根据我的伤情开了两天病假。
那两天，我交了病假条，经队里同意，我在家歇了两天。我在家休息的第二天，本来大队的龙笑江要代表领导们过来看我的，她那会儿是主抓业务的副大队长，以前跟我们在一个基层队待过，彼此算是熟人了。可那天中午她带着司机开车都出来了，突然接到指挥中心的电台传呼信息，说是苹果园地铁站口，有人摆摊闹事，地铁分队请求支援。就这样，她临时改变计划，取消了到我这儿来慰问，调头回去，打电话通知其他队派人往地铁那边赶。
随后，她带着司机也开车奔过去了。
我家住的离单位远，我也不太情愿有领导光临我家。毕竟是三十多公里的路程呢！太麻烦了。
后来我上班，队长把我叫到他屋，他说龙队头天下午买了六百多元的慰问品放队里了，队长让我取走。那会儿还实行的是物质品慰问呢，若干年以后但凡遇到此事，就改成是现金方式的慰问了，但要当事人必须出据医院的诊断证明。
这是除了我们在地铁那次遭集体围攻以后，我遇到的最严重的一次执法遇伤事件。当然，后来的地铁分队，出事儿的事情多了。有的队员在现场执法时，坐在车里都被人打了，牙都打掉了。据说是用砖头砸的……
和人家比，我这点事儿都不算什么。
我在临离开那个队的头一年，遇到了城管系统内争聘副科实职之事儿。那次的事儿，党办似乎是把事儿搞砸了，当时经动笔考试，前十几名全是近期一两年招进来入行的大学生（他们年轻有知识这是事实）。当时好像是招用十二名实职副科，毫无疑问，年轻人就差面试一关了。面试对他们来说也是小儿科，他们当初进城管时面试是必不可少的一关。他们对此是轻车熟路。
现在问题来了，如果要让一帮大学生当基层头头，或者有人在机关干还勉强说得过去，在队里怕是要难以服众。
那天，党办的杨主任就下来征求意见了，他们问我时我就觉得好笑，你们搞人事的心里都没底，让我们基层队员讲什么讲。
杨主任也说了，一群年轻人来城管几年，实际经验确实不够。可能领导队里时业务上会出现问题。上面想听听大家的意见。
我当时的观点是，论考试谁也考不过这帮人。但若论干活论实际，可能这些人就差多了。就看上面怎么平衡这个关系了。
我看他们党办的人很认真地记下了我的意见。转过天去，上面发了文，说是此次竟争副科改变竞争聘用方式，大学生那部分招用一半人，按分数线定。事后经面试合格参加队内的队员测评。匀出的五六个名额从基层队选拔，先由队里推荐一名，队内推荐分占百分之六十，上交大队后由大队班子领导集体讨论决定，上面的分占百分之四十。这样，由最高分往下排，决定出另外的名额人员。
全体十二名副科实职选出后，再经基层的群众测评，然后张榜公布，公示期七天。看是否有被举报的情况出现。
总之，那次事儿有些人就是赶上了新政的出台搭上了顺风车上位的，比如我了解的人赵军和李冬梅。据说当年有直属队队里推荐过阎某人，基层队都没问题，上面按说也应该没问题。主管党务的张秋华和主管业务的龙姐及童队等，都曾当过他的领导。他们不太可能压着他不提。但他有一个毛病，就是下班后开私家车拉活儿。甚至拉活儿趴活儿时都呆在了大队院门口。最后就是冯重北否定了他，冯说在机关门口就见他开车拉过活儿。
我认识的赵军后来去了督查科提了副科，李冬梅去了八角队当了副队长。
李冬梅从三队过我们这边，由于我们在三队在一起待过，彼此算熟人了。她出身于军人家庭，人嘛性格上有直爽的一面。比如那天中午在我们队食堂吃饭时，她看到范某打饭时先已吃上了饺子，当新下锅的饺子又上来时，范把饭盆里没吃完的饺子又倒到笸箩里，她很生气地说：范莉，你怎么能这样呢……
范并想打新出锅的饺子吃的，听她这一说，吃饭的心情都没了。
也是，这种事儿即使是做了，我估计看过的人没有人说出什么的，顶多在心里默默记下来，有些想法罢了。
但李冬梅当众说出来，一下子有了威慑的作用。我觉得她还是说一下是对的，这是一个品行的问题。不能说你道德上如何如何吧……
就像当初刘仁宝和她来队里时似的，二人都是研究生下来的，范还在韩村河当过村官。那天队里中午出车队员们扣了水果之类的，把车存停在了院里，她在空闲时猛地上去就拿水果吃，被一旁的刘仁宝说了她，她还不服气呢。
——扣的东西不就是处理了吃的吗？
这是什么逻辑，我当时听了都无语了。
人家上研究生上的可是北大的法律专业，也不知这学是怎么上的？
有一次我带着组里人出去，在车内我还开玩笑地说：我觉得你这个文凭（指研究生）是花钱买的！
她听了说：王哥，你说对了，（文凭）就是买的！
这个让人真的无语了。
李冬梅后来在年底有一天晚上请客、组织人去大江南酒店吃了一顿饭，她那次邀请我了，“陈局”也参加了。我们仨在三队时都是一起的同事。
关于“陈局”有些和同事之间的事儿，得空在细聊。
我在苹果园队里的那些经历事儿，暂且就写到此吧！
二零二三年四月二十三日
下篇文讲我去鲁谷那边工作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