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两年后轮岗时调过来的。
我和小汪是老相识了，他一见我来他就说过：胡汉三又回来了！
我临离开苹果园那边时，队里发生一件事我是前后知道的。
有一天晚上，队员小侯临时赶上有应酬有饭局，他喝了点酒很晚了回队里住。那会儿我们苹果园队的大屋宿舍里，支的都是上下铺。“陈局”长年住队里，他有时出去吃饭，有时在队里值班，那天很晚的时间，谁也搞不懂，他是在值班还是刚吃过饭回来就寝。
反正他是睡在中间部位的下铺。
小侯很晚回来，见房内黑着灯，他也知道有人已睡下了，他径自摸着黑，寻到“陈局”的旁边那床，也没怎么洗漱，倒头就睡了。
第二天一觉醒来，小侯发现了问题，陈的衣物都堆在了他睡觉的那床，他不小心把“陈局”的老式手表压坏了。
这下算捅了马蜂窝，陈知道这事儿后一定叫小侯找地儿修表去。
那个表我记得是“劳力士”，是有年头了。我在工商局时我就见他一直戴着。
小侯为了这块表都跑到了王府井，找亨得利修表店看过了，人家师傅说了，这表的零配件都不好找了，再说表也老旧了，不值得一修了。
小侯后来跟“陈局”讲了，陈的意思让小侯赔一块表，还得是瑞士的表。
那天在我们办公室大屋，二人为这事儿又吵了起来。小侯坚持只赔两百块，陈坚持要赔上千。小侯说：那你找有关部门吧，去法院也可以。
一句话让陈某人无话可说。他常坐在我们屋电脑前打游戏，有时玩游戏牌，他真没想到，为这么一点事儿，年轻人不好对付。
他从来都是占小便宜的主儿，今儿要栽面了。
后来我在鲁谷院见到了小侯，他那会儿和王同事调这边直属队了。我还跟他提起此事呢，他说问题都解决了。
我想，他赔他五六百都算多的了。
“陈局”那个人我在工商局时就跟他打交道，我是了解他的。有人说他没活明白，但说他的人及他本人，现在都不在了。人死为大，我们后人再去议论什么就不好了。
我还是觉得，他当年去机关闹腾退休的事，在原单位仍吃住不走……这些都是有失体统的事情，最后还是戎队通知保安，强令让他搬出了大屋。搬离了队里……
早知今日 何必当初呢！
但谁也不曾想到，若干年后连戎队也不在了，真是世事沧桑呀！
我到鲁谷后，我们队的队长是唐军。他和我都曾在苹果园待过，他那会儿刚从直属队调过来，接替了鲁谷队队长的工作。
鲁谷位于石景山区东南部，八宝山南，原与八宝山地区为同一个街道办事处。它北起鲁谷路，南至黄庄，包括衙门口的主要区域。后因鲁谷大街的西侧土地上修建了一翠园至七星园等建筑群而单列出来，当年叫鲁谷社区，后改叫街道办事处了。
有人说鲁谷一词原于当年的一种鸟叫。我查了一下有关的资料介绍，上边记录是这样的：
鲁谷原名鲷郭，原因“郭”、“谷”音相似而通用得今名。现在的八宝山街道辖区内还有一处居民区为鲁谷村小区，可见当年有鲁谷村的存在。
鲁谷原名“鲁郭”或“鲁郭里”，始称于辽代，至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据《辽史·韩延徽传》：韩延徽，字藏明，太宗朝封鲁国公，任政事令，世宗朝迁任南府宰相，应历九年（959）卒，年七十八岁。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韩延徽之孙韩佚、四代孙韩资道等韩家墓志相继在八宝山南出土，其墓志皆称“葬宛平县房仙乡鲁郭里”。另据明《宛署杂记》及村南明代大悲寺碑文记载，当时鲁郭、鲁国、鲁谷兼称。
另据介绍，鲁郭之名与辽以前城郭有关。据八宝山出土的东汉幽州书左秦君墓阙铭文有“鲁工石巨宜造”题记，故有人认为鲁工即鲁郭之原名。还有一说，是因为村内鲁郭二姓氏得名。
历史上，鲁谷村附近古迹甚多，很多还没有挖掘出来。
我到鲁谷队工作之初，我的办公室在一进楼的一楼右手边第一间。当年也是在这个院这栋楼，我在直属三队时，这边办公室是直属二队的属地。
和我在一间屋办公的是新分来的两个大学生，胖的高一点的叫孔磊，他就在我身后的那个办公桌办公。个子矮点的叫胡玮，他家住丰台那边，他的办公桌在我前边靠窗的位置。二人初到城管部门有很多事情需要弄懂，有很多法规都要学习，所以他二人对我这个老同志还算客气，一直是虚心请教的。
我记得和他们一起来的另一位叫钱程，他在我们同一排的第三间屋办公。那个屋的人主要是处理违建举报之事。他们屋的老吕，吕春华，那是我在工商局时曾经的同事。
在我隔壁屋办公的张超，我知道他是从指挥中心转岗下来的。他一开始也是苹果园队的，后来去了机关后在指挥中心干。他家是门头沟的，而我们屋的孔磊却是石景山区人。
和张超一屋办公的我叫他小葛子，大名叫葛松岩。他家是东北长春人。那会儿邢拓好像也是在那屋办公。他是吉林松原人。
有一天上午，我在二层楼找内勤说事儿时，唐队很神秘地把我拉到楼道东头的大会议室说话，他叮嘱我：咱们这两个东北孩子家家长是高干，以后说话办事得留点儿心，跟他们那儿注意着点！
我记住队长说的话了。
说实话，我在崇文区的人大机关呆过，也接触过一些有头有脸儿的人。我懂得，在京城地界儿，只有局级身份的人才能称为高干呢。我想，我们队的这两位，会是怎样的公子哥呢？
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我觉得他们二人与我们平常人没有太大的区别。他们在公开场合很少提及自己的家庭背景。
我们办公区的二层，那是领导办公的地儿，一般没什么事儿我们都很少上去。内勤、教导员、副队及队长都在上面办公，当然，队长和内勤是单独的办公室办公。
我在的时候，队里的内勤是巨冉冉，她学的是京城师院的马列主义研究生专业，后来调去了区里。她走后，接她的是孙羽。
在队里，很快我就打听明白了，所谓的高干之说，二人中，小葛的父亲是长春市某区财政局的副局长；邢的父亲厉害点，是松原市（县级市）的市长。
二人之父辈充其量到了正处级，在当地厉害些，在京城可就差些了。
我身边逐渐混起来的人，夫人的表哥李洪林在衡水混到了当地的地级市常务副市长、市委秘书长乃至市政协主席。百度上可查到他的名字。
我兄弟的同学混到了京城的局级、副部级，最后在市政协落脚，是市政协副主席，他们才可说是正经的高干。他的大名叫崔述强。
我刚到队里的最初时遇上了队里有结婚的队员。
有一天，我们在二楼会议室集中开会。我一般都坐在一进屋的靠墙位置。张超这小子一进屋就坐在了我的旁边。他手里拿着笔记本和一支圆珠笔。
他小声问我：“你们屋新来的小孩儿是叫孔磊、胡玮吗？”
我说“是”。
我看了他一眼，我发现他的笔记本上已记了要邀请人参加他的婚礼的人名字。
我问他：“你问我们屋的人干嘛？”
他说：“王哥，你说我的婚礼要不要邀请你们屋的那两位？”
我说：“你看着办吧！要我我就不邀请参加，回来后发个喜糖什么的，完事！”
我们当时的约定俗成，一般受邀了，你参加人婚礼得随两百元的礼金。问题是，人家刚来和你张某人相互间也不熟呀！
张超当时觉得我的主意也在礼。他好像是要按我说的去做似的。
但转过天去，他做的就不是那么回事了。那天他到我们屋，我屋三个人他都发了请柬。弄得孔磊当时就挺有意见。
——我们刚来跟你也不熟，上来就随二百，钱数上是不是多了。
为此，他二人直跟我说这事儿。
我说到时候再说吧，我们不定那天去得了去不了呢！
转过天来，遇到张超结婚那天，我记得还是工作日，当天我们在队里遇市里检查有任务，我们屋的仨人都去不了，经请示领导，队里派别人去了，我们这儿让每人随一百带去交了算了。
我看这个好，这还差不多。
事后，我们收到了新人的喜糖和喜烟。
我听说，楼上直属一队的李志军那天上午也有事儿，他打电话跟张超说了，张在电话里讲：人可以不来，但礼数得尽到了。
——这分明是说，你来不了，但随礼的红包得派人送过来。我估计钱还不能少了。
这个没办法，谁让志军和他以前都是苹果园队的老人呢！
张超的父亲据说在门头沟是做殡葬生意的，难怪他家人这么精于算计呢。
我们那会儿队里的政治教导员是杨明锦，一个营职军队转业干部。他在机关的指挥中心呆过，是湖南人。他家住的也不远，在八宝山派出所边那条街，和我们在古城时的陈乔炎是住同一栋楼。
我在苹果园时和他打过交道。
副队长宋鑫是和张磊、赵阳他们一批来的警校生，他长得白白胖胖的。
李冬梅是从八角那边转调过来的，据说她在那边工作上不太顺利，为了照顾情绪，她就调这边找唐队长来了。
以前在苹果园，他俩在一起曾是队员。李做过最早时候的分队内勤。
栗民也在楼上办公，他最早在五里坨那边工作，曾经当过那边的队长。后来因故去了八角队，好像一开始做政治教导员。后来他们那出了一起法制员丢失案卷的事情，分队的班子就都吃了瓜落。当时的队长是建辉，他调去了直属队，正的当副的使，正科待遇还保留；栗民调来了鲁谷这边，也和建辉一样，做了副队；许建坤调八宝山队这边来，她本身就是副职。
那会儿的八角队的法制员是王波，一个干工作很认真的人。他的骨子里有股拧劲。这回的这件事也不知他错出在哪儿了。
我和他我们在古城队呆过，那会儿，他和组长有时发生点矛盾，当时的老侯一般处理上会各自说说。就冲这个，老侯调八角队后，他也跟了去。
当年最早在八宝山队，他也是干法制员，据说我们当年做案卷时一项定向作卷规定就是他先搞出来的。后来法制员换成了于君武，他似乎要把功劳算在自己头上，王和他为这事还争执了起来……
王波认为那项是他发明的专利。
再后来，王波就调古城队了。
我在苹果园时，于已在大队法制科了，他到我们这从来都是指手划脚的，像个科级干部。还别说，他后来还真的到苹果园队当了副头，但没干好，出了一起事故。后被免职了。
回到我在鲁谷这边工作的主题，我们这队里的分工，宋鑫主抓队里业务，李冬梅负责法制工作，栗民负责抓拆违之事。杨明锦管队里的政工及发展党员之事，唐队负责全面工作。
我一开始还没分组时跟邢拓干过一阵。
那会儿我和汉章经常在一块。
他这个人一天到晚的神神叨叨的，话太密也太碎。有一次司机老夏就跟我说，最怕盯点儿和他一块了，干活儿是没的说，就是在车里时他话太多。
汉章大名叫刘汉章，以前是市容的。他最爱开摩托了，一次他跟柱子到古城街道办事去，柱子上楼了，因为有事有私情不想让他跟着，就说：汉章，你在这看着车。
他答应的好好的。
等柱子下来后，他看见汉章没事在那擦车哪，他把那辆三轮摩托车擦得干干净净的。
这事儿还是他们调城管后，底下人传出来的。
我在去鲁谷队的最初阶段曾经干过一件自己认为比较漂亮的事情，不妨在这里记录下来。当时在场的有李冬梅和邢拓，真正干活的是我和汉章。这个事儿在早几年我写的《永乐东小区74号院》（中）篇中有详细的记录：
有时遇到真正较劲的，你还就得不客气。不能像搞门前三包工作那样走过场。那天下午，我们在大街上巡查，当时接到分队内勤打来的电话，说有人举报：翠园西街与鲁谷路交叉北口路东、挨着加油站北侧的一处装修楼房，有人正在往楼下攘渣土呢，严重影响环境。我们很快找到那个地方赶到了现场，当时李冬梅也在我们执法车上。
这是一处有四五层楼高的方方正正的楼房，看样子像正在装修的写字楼。据了解是以前区公安局刑警队的产权处所，现在改造一下要作为商用楼往外出租，正在做内部装修。
现在起的名字叫日东升商务置业楼。
我们在现场看到，有人用铁锨从二楼三楼的窗户处直接往楼下倾倒建筑装修剩下的垃圾，路上的行人经过此处时纷纷躲避着。我们走到他们的楼门口，开始找现场的负责人。
“你们这儿谁负责施工和装修的事儿？”我们中组长问。
其实，在这处楼房外墙及屋内改造时，邢拓带人就找过他们了，把相应的规定和要求已跟他们说过了。看来，有些事儿他们没当回事。
可能是觉得有分局的人在罩着吧。
“您等会儿，我给您叫人去。”一个伙计上楼找人去了。
这会儿，楼上的倾倒行为一直没有停下来。我们几个人仰着头，冲上大声喊话，但也无济于事。
“汉章，走，跟我上楼！”
我拉着汉章急切地冲上二楼，见一间朝西的大屋内，有三个工人正在卖力地清理房内杂物。看那架式，所有的脏土之类的东西都要往窗外倒。我和汉章不由分说，上去扣了他们的铁锨。我冲到窗口，冲楼下的邢拓和李冬梅喊着，让他们注意一下来往行人的安全，我俩直接把铁锨扔到了楼下。当我俩再赶到三楼时，干活儿的人带着工具早不知跑哪儿去了。
这一下，楼上抛物问题算是制止了。等他们的所谓负责人出面和我们解释什么时，我们的取证照片已经拍好，谈话通知书已开出，就等他们在送达文书上签字了。事后，分队对相对人作了相应的处罚。
有时在执法中，必要的强势还是得有，不然你很难制止住一些人的违法行为。尤其是一两个“三青子”，四六不懂人员。
那天下午，我们组加上司机申毅四个人，在七星园小区附近、翠园西街路边遇到了“贝多芬”在路边摆摊，他的小货车上装的满满的水果待卖，我们一下围住了他。说起“贝多芬”，听在鲁谷干时间长的队员介绍，他卖水果干游商时间长了，打从八宝山分队成立那会儿就在这一带路边卖货，他那会儿没少挨罚。因为他常年留着长发，穿着也挺葛的，人送外号“贝多芬”（也真辱没了西方名作曲家的名声）。
“你把水果收了，赶紧离开这！”站在水果车跟前的邢拓声音上挺严厉。
“贝多芬”看着我们，一点一点地收着水果摊。
我们和他耗不起时间，还有其他事儿要办呐。组长又说了他一句“别让我再看到你”，就带着我们走了。
其实，凭我在其他队的执法经验，我们走后，他还会摆的。那天我们再遇到他时，我们并没有处罚他，虽然他仍在原地摆摊。
我想，这里一定有内情。后来有一回，宋鑫带人抄了他的摊，他的卖水果的车子连同一车水果都扣到院里了。
那回至少罚了他五百元钱。
后来我当了执法组组长，我办事的风格和作人原则肯定是不一样的。
我带的年轻人，那些人也比较肯干。
后来来的陈瑞飞、王宇航、王乾鹏三人，王乾鹏分到了我们组。那个孩子也是个很能干的人。
他家还有背景呢，这得一点点介绍了。
邢拓那次在合川饭店请客吃饭，我是如约赴宴了，只是散了后，他又邀请大家去歌厅唱歌，我并没有去。小葛子拽我都没拉住，邢拓的好意是让我们两个组以后在执法时能相互照应。
我家住的远，我想那次事邢本人可能是不爽了。后来他去了局里，再后来去了区委办公室，那是以后的事情了。
在我们那儿，有背景的人多了，后来一个个先后全走了。
我们小民只能是踏踏实实的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二零二三年五月三十号（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