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产论政宽猛》出自《左传》，其大意是子产临终前嘱托其继任者--大叔：只有有德之人才能以宽服民，否则就只能严猛施政。火炽热凶猛，人都怕火躲避，所以很少有人死于火，水柔和，看似懦弱，人们经常玩水，难免溺水而亡。所以宽比猛难。
看完这番貌似深入浅出的论述，我们却依然有点一头雾水，因为从中很难看出子产教导大叔施政是应该宽，还是应该严，答案是开放性的，没有确定的结论，需要大叔自己去领悟。而大叔在继任后，不忍实施严政，以至在大叔的宽政之下，出现了群盗猖獗的局面，不得不调整政策，严厉打击盗匪，最终取得成效。
然而即便到此，我们仍然没有就宽严如何运用得到答案，我们也不知道大叔通过实践是否最终得出了结论。但我们知道，大叔对于子产的教诲是虚心受教的，这一点从他此后调整宽严的行为可以看出。但我们有理由认为，大叔在听取完子产的教诲后，如同我们一样，并没有能理解宽严相济的真谛，其内心对此一定存有困惑，这就是为什么大叔执政后明显是走过一段弯路的。宽与严，本身概念是清楚的，对于有一定从政经验的大叔应该是明确的，不明确的是何时宽，何时严，亦或何种情况宽，何种情况严，是不清晰的，子产的论述中只提到只有有德之人才能施宽政，由此推断，宽严的标准在子产看来是“德”，但有德是什么概念，并没有清楚的描述，由此可以推断大叔困惑的原因是宽严标准的不明晰。
子产提醒大叔把握施政宽严，无疑是希望帮助大叔顺利施政，但有可能子产终其一生都没有弄明白严与宽的确切标准是什么，亦或者子产在其长期执政中有宽严施政的成果，只是没能清晰地总结和表达，而在自己都没有弄清楚或不能清晰表述的情况下，把自己的模糊经验传授给大叔，并提醒大叔宽比严难，也就把困惑传输给了大叔。
宽与严真的那么难把握吗？是不是真的没有答案呢？当然，关键就在于标准问题。本文中，作者用了大量的篇幅引用孔子和《诗经》中的观点来说明宽与严的调济与转换，其目的就是想论证如何把握宽与严的标准，这也是作为史家的作者想要传递给后人的。
孔子对此的评论是：
看完这番貌似深入浅出的论述，我们却依然有点一头雾水，因为从中很难看出子产教导大叔施政是应该宽，还是应该严，答案是开放性的，没有确定的结论，需要大叔自己去领悟。而大叔在继任后，不忍实施严政，以至在大叔的宽政之下，出现了群盗猖獗的局面，不得不调整政策，严厉打击盗匪，最终取得成效。
然而即便到此，我们仍然没有就宽严如何运用得到答案，我们也不知道大叔通过实践是否最终得出了结论。但我们知道，大叔对于子产的教诲是虚心受教的，这一点从他此后调整宽严的行为可以看出。但我们有理由认为，大叔在听取完子产的教诲后，如同我们一样，并没有能理解宽严相济的真谛，其内心对此一定存有困惑，这就是为什么大叔执政后明显是走过一段弯路的。宽与严，本身概念是清楚的，对于有一定从政经验的大叔应该是明确的，不明确的是何时宽，何时严，亦或何种情况宽，何种情况严，是不清晰的，子产的论述中只提到只有有德之人才能施宽政，由此推断，宽严的标准在子产看来是“德”，但有德是什么概念，并没有清楚的描述，由此可以推断大叔困惑的原因是宽严标准的不明晰。
子产提醒大叔把握施政宽严，无疑是希望帮助大叔顺利施政，但有可能子产终其一生都没有弄明白严与宽的确切标准是什么，亦或者子产在其长期执政中有宽严施政的成果，只是没能清晰地总结和表达，而在自己都没有弄清楚或不能清晰表述的情况下，把自己的模糊经验传授给大叔，并提醒大叔宽比严难，也就把困惑传输给了大叔。
宽与严真的那么难把握吗？是不是真的没有答案呢？当然，关键就在于标准问题。本文中，作者用了大量的篇幅引用孔子和《诗经》中的观点来说明宽与严的调济与转换，其目的就是想论证如何把握宽与严的标准，这也是作为史家的作者想要传递给后人的。
孔子对此的评论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