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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东进计划从提出到胎死腹中，对西路军首长的西进日程，并无太大影响。
这个时间其实很短暂：从12月20日周恩来首次提出东进建议，到25日放弃这个计划，不过5天时间。要再把账做得细一点，从西路军领导层22日就周恩来建议提出东进所要求的配合条件开始算起，也不过3天时间；要从西路军首长明确表示准备遵令东进开始算起，就连一天都不到。而西路军领导层22日预计的西进日程是：“拟于明年一月中计九、三十军抢临泽、高台，五军全部约明二月中旬直到安西。远方货是否按时能到，请示。如不能按时到，则拟全部在甘西多休整几月，度过严寒之三月”[1]。
据甘肃人民出版社《悲壮的征程》中的《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大事记》载：“（12月）26日，西路军总指挥部根据军委主席团24日电示，决定调集部队东返，派出人员侦察、勘探道路，命令水昌、山丹各军集结待命，准备东返。同日傍晚，又撤销上述命令，部队撤回原地”[2]。
西路军首长的东进命令从决定到撤销，都在一天之内。
如此，我们或可肯定地说：中革军委与西路军首长之间关于东返问题的这次往来蹉商，并没有对西路军首长此前预计的“按期”西进计划产生了任何具有实质意义的延宕！甚至……甚至……甚至还有可能从另一方面刺激了西路军首长，驱使他们将预定的“按期”西进占领抚（彝）、高（台）的日程予以了提前——从原计划的1937年1月中旬，提前到了1月上旬。
12月27日，军委主席团致电西路军徐、陈首长，明令继续执行西进计划：
徐、陈、彭、任：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前途甚佳。西路军仍执行西进任务占领甘、肃二州，一部占领安西。开始西进的时机及如何作战，由你们依情况决定。
军委主席团[3]
这个命令实际上赋予了西路军首长“西进时机自主选择”的机断之权。此前，西路军首长原本也有就地“多休整几个月，度过严寒之三月”的准备，而即便是按他们在“远方物资能够按时到达”的前提下作出的“按期”计划，也是“拟于明年一月中计九、三十军抢临泽、高台，五军全部约明二月中旬直到安西”。然而与军委主席团往来磋商了几天“东进”之议后，他们却再也不愿意有片刻停留，而是马上就启动了西进行程，似乎唯恐又有谁提起什么动议把他们再往东拽……
当晚，西路军总部及直属队在红九军掩护下撤离永昌县城。前锋红五军亦于同时撤离山丹县城，开始西进。至月底，连日越荒漠，顶风雪，冒严寒，冲破“马家军”沿途拦截阻击，绕过甘州（今张掖市），向肃州（今酒泉市）前进。
为配合这次西路军西进，毛泽东于12月31日急电正在西安的周恩来、博古：“西路军已放弃永昌、山丹，向甘、肃两州前进，但马步芳、马步青追击甚紧，请商杨虎城电马步芳，停止向西进攻击红军，亦不向凉州”[4]。
1月1日20时，军委主席团电令河东主力各部首长，停止向中央军及马鸿逵部进攻。[5]
军委主席团关于西路军继续执行西进计划的决定，当然是符合当时西路军领导层的意图的。几天后的1936年12月30日，西路军前锋红五军攻占抚彝县城（今临泽县蓼泉镇）。1937年1月1日，继占高台县城。2日，三十军、九军及西路军总指挥部从甘州以东之六坝出发，拟经甘浚堡向高台地区疾进；3日，西路军总部与红三十军一部进驻甘浚堡……
1月2日，西路军首长即向军委报告了西进顺利的乐观信息：
军委：
连日西路军全部已行军通过沙漠滩地，且战且行，虽极艰苦，各军圆满达其任务；均无伤亡。五军一日占抚彝城，昨晚打开高台城，敌只打一枪，县长及民团千余全被俘。人、粮均极丰。三十军今早到六坝，明由甘浚堡附近往沙河堡进。我们及九军今早用火攻击拒敌堡，人逃亡甚多，今或明向甘浚堡、高台进。
马元海率主力今可到洪水，马彪部在三堡有犯六坝可能，马步銮团在六坝附近，马朴一团今由甘往抚彝前进，甘州敌仍如前。
因敌骑多且速，不宜分兵与敌战，日行不便，落伍相当多，但士气极旺，九军稍差。
如敌无大力压迫，即以大部留高、抚休整；如被敌迫时，即准备部署肃州，以一部诱敌进展。对各方情及我方行动有何指示？
徐、陈[6]
情况这么乐观，中共中央领导层各位首长，肯定只能是“甚好甚慰”了。
原定于“1月中”的“按期”计划，“1月初”就达成了，西路军首长也有理由乐观。
然而据马步芳部编写的《剿匪纪实》称，马部是“预先放弃高台、临泽，诱匪入城，以期将匪压迫于该城聚歼之[7]”，这当然或有可能是其事后自夸“神机妙算”的矫饰之句，但西路军拿下这些城池的一些状况也的确颇能映证这个说辞：除了从永昌突出的主力和后卫沿途屡遭拦击外，西路军前锋一路西进进逼这些城池时，的确没有遇到像样的抵抗。而当西路军分别入得这些城池后，马家军又却蜂拥而至，分头围攻……
而西路军刚拿下这些城池之时，是又得粮又得款，的确令人鼓舞。
然而两天后的1月4日，西路军首长却突然悲观起来，而且怨气牢骚毕显：
军委及总政：
我们及九军昨过卵河水桥夜到甘浚，然敌骑一旅今早跟到我们附近拦头，三十军今早到俭首熬（龙首堡）。敌骑一旅接近，拟在现地反击敌，连紧均送行军元卯（原文如此）不易联络，掉队甚多，均被敌杀害。敌骑及民团骑约六千少忙胆笃易马日容（原文如此），五军两团在抚彝，两团骑团在高台，已扩红六百，可集粮两万石，此地较富。
估计马彪、韩奇禄两骑旅附属马扑，龙海各骑团及马禄骑旅，在三十军对马扑一团，向抚，高九路进，韩奇功步旅在甘，马步进一步团在肃，马步康一团，祈明山步旅，马继融步旅，正由红水向我尾追，敌颇有决心阻我进，来敌并不敢猛攻，只利集团骑兵拦头尾追截杀，沿伍沙滩多且大，白天绝不易行动，行军周日，敌骑一早赶到，且战且行，全无休息。
高台以下人粮极富，以上则甚荒凉，据点少且远，正值天寒，如主力控制高、抚，如进则齐（进），道路、粮、房、敌骑均不许可，打则齐打，亦只有坐待消耗，灭敌不易，驱敌不易，此方六千骑兵，决非番骑或陕骑兵可比。
西路抱最大决心[克服？]空前困难，不怕牺牲，从战役政治打敌上，求得最大进步，当自照前电完成任务，但如何以外力帮助我，或以外交武力扼阻二马，或令三十一军、四军过河配合，则我损失必少任务更易完成，或则我们即均在高台战敌，远方资物用外力送下，亦属必要，望采纳下见，情报消息多，有供给，任务多指示，问题多有答复，只是（说）占领甘、肃二州并取安西是不够的，电台日夜与我通报免失时机，如何，盼复。
徐、陈、李[8]
还是要外力援助，还是要“四军、三十一军过河配合”。而这个时候，因蒋介石扣留张学良，河东局势又有趋于恶化之可能。中共中央已于1月1日24时电告在西安的周恩来、博古和河东部队前敌总指挥彭德怀、政治委员任弼时，准备应付南京“亲日派”可能发动的进攻[9]。而河东部队彭、任首长亦于1月3日作出部署，拟“开淳化、栒邑”援助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而四军、三十一军在这个部署中担任中央纵队，正要开往宁县、栒邑[10]，怎么可能转赴千里迢迢的河西走廊？
再说，这股远水，还能解西路军之近渴么？
其实，西路军首长“报忧”的真正的原因是他们走到这里才发现：前面就是人烟稀少的“穷十八站”，而且越往前走也将越来越荒凉，吃饭穿衣住宿问题也会越来越严重——在当年的河西走廊，“富十八站”与“穷十八站”的区别也仅仅是前者沿途有驿站而后者什么都没有！而这个情况是早在年前他们西进之初时，中央就是已经电告过的：“肃州到安西有八天坏路，人烟稀少，安西亦荒僻，将来只能去一部[11]”，也是中央当时要他们在远方物资没有着落前停留现地“建立根据地”以解决自己生存问题的缘由！——这跟年前中央将“宁夏战役”实施时间定在“冰期”，即或是实现三军会师后决定“提前攻宁”，也并不急于实施，是同样的道理：按《十月份作战纲领》的要求，“提前攻宁”的时间也是在“11月10日”后[12]。
还有“马家军”的纠缠：就在徐、陈1月2日向中央报告乐观信息的第二天，率西路军总部和红九、红三十军两军直属队和红九军担任掩护的两个团进至甘浚堡时，即遭敌马步芳第一师第三旅韩起功部一部、骑兵旅第一团马步銮部及所率民团追上并拦截包围……
既然这个当口“徐陈李”报告的情况是这般的困难，而中央此前屡屡指示的办法他们又认为不可取，“东进”也于十天前被他们提出的那些条件予以事实上的“婉拒”——婉拒的头一个理由就是西路军“迅速取得远方接济……经过很大代价基本上已无问题”，那么中央又该怎么指示他们哩？当然是只能是“先停下来再说”了。
1月5日20时，军委主席团致电“徐陈”及西路军军政委员会：
徐、陈、李及军政委员会：
（甲）西路军即在高台、临泽地区集结，暂时勿再西进。
（乙）全军集结于二、三点，一天左右行程能集中作战，大力训练补充，伺机消灭敌人。
（丙）全靠你们自己团结奋斗，取得胜利，不要靠任何外面的援助。
军委主席团[13]
对这个电报指示，原西路军主帅之一徐向前在数十年后的回忆文字中仍然耿耿于怀：
多事之秋，变幻难测。军委这时又令西路军停止西进，在甘州、肃州地区建立根据地。我们不了解上面的意图所在，左思右想，想不出个所以然来。继续西进吧，没有中央的命令；留在现地吧，四面受敌，处境确实艰险。怎么办？我们电请中央派四军、三十一军来援，东西合力，夹击马敌，争取灭敌主力一部，为建立甘、肃二州根据地创造条件。但是，军委认为，河东抽不出部队西援我们，令西路军团结一致，紧缩编制，人自为战，坚决歼敌，独立完成任务。张国焘也出面打电报来强调“军委对西路军的指示是一贯正确的，对西路军是充分注意到的”，“如果还有过去认为中央路线不正确而残存着对领导的怀疑，是不应有的”，“应当在部队中，特别在干部中，提高党中央和军委的威信。”事情到了这般地步，我们还有什么话可说呢？只能坚决服从命令，令部队就地坚持。后来才知道，当时军委令西路军停止西进，是因为河东形势又发生变化。蒋介石出尔反尔，破坏和谈，调集四十个师的兵力，拟进攻西安。局势异常紧张，需要西路军待机策应。[14]
显然，这部回忆文字的编撰者们，选择性地遗忘了西路军首长1月4日给军委的电报：中央1月5日要他们“暂勿西进”的命令，正是根据西路军首长在该电报告的情况作出的。他们在该电中报告了西进的困难情形，要求外力援助，要求四军、三十一军千里驰援，要求援助物资“外力送下”，这些要求中央都无法办到无法满足。那么，中央除了令他们“暂勿西进”外，还能怎么指示他们？况且，西路军首长原来的“按期”西进计划就是“一月中须以九军、三十军移甘州以西，抢占抚、高，以此带为根据[地]”，他们在 1月4日给中央的电报中，也列有“或则我们即均在高台战敌，远方资物用外力送下，亦属必要”之选项？他们又怎么可能“我们不了解上面的意图所在，左思右想，想不出个所以然来”哩？
至于“后来才知道，当时军委令西路军停止西进，是因为河东形势又发生变化。蒋介石出尔反尔，破坏和谈，调集四十个师的兵力，拟进攻西安。局势异常紧张，需要西路军待机策应”，根本就是没有任何证据的无端揣测！在军委此间部署河东部队配合东北军、十七路军的作战准备中，根本没有任何要求西路军“待机策应”的内容——甚至根本就没有“西路军”的文字出现。
数十年后假历史当事人的名义发出这样的诛心之论，太让人心寒齿冷了！
《历史的回顾》编撰者在选择性“遗忘”西路军首长1月4日给军委电报的基础上，写出上述“诛心之论”，流传后世，客观上，是将回忆录署名者置于了一个难以自圆其说的尴尬境地。
而事实是：就在“徐陈”此电发出的同日，在西安的叶剑英与东北军、十七路军高级将领们商定了“对亲日派进攻”的作战计划，这个计划于当日20时由周恩来、博古电告了毛泽东、张闻天以及河东红军前敌总指挥彭德怀、政治委员任弼时。计划内容包括了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各方的作战任务和部署，内中根本就没有任何关于“西路军”的文字。
这个计划是一个决定性的证据，所以笔者在此全文引出，以为各位方家和读者同鉴同考：
毛、洛并彭、任：
拟定作战方针，请审电复：
一、南京亲日派正调集二十五个师以上兵力（东西南北均计入），组成十四个纵队（据冯钦哉对南汉宸说），以“剿共”名义发动内战，向西北抗日联军进攻。
二、联军为拥护和平统一团结御侮起见，在万不得已时，决拟一部箝制胡、关、毛、曾、李、万各敌，集中主力，首先一部钳制胡、关、毛、曾、李、万消灭由潼关西进之敌，停止其进攻，巩固西北，开展时局。
三、作战纲领：
东线：
在渭南之赤水直至长安，选择有利地带，构成七道强固防线，配置六师兵力，巩固正面。
集结步兵三师以上及骑兵两师于渭北，准备从渭北实施坚决的突击，歼灭该敌于渭河以北黄河以西之背水阵上。为此目的，另调杨部一旅配合渭北各县民团，配置在孝义镇、龙阳镇、蒲城之线，坚守围寨，扰击以并迟滞该敌及冯师行动，以便主力突击。
在蓝田、商县之间，由杨部两旅及陈先瑞部，依托秦岭以动战与游击动作相配合，迟阻李纵队前进，以掩护红军主力得余裕时间转用渭南方面突击该敌。
红军行动目前宜秘密集结于淳化、栒邑地区，准备能以三天行程，从三原赶到高陵的机动位置，依情况：A.或参加渭北决战；B.或从蓝田突击李默庵，然后以主力向潼关迂回。
西线：
以王以哲、于学忠两军，从胡、关、毛、曾诸敌之东西两侧，红军一小部从胡敌后尾积极监视钳制之。
拟杨部一旅、骑炮一团在凤翔、宝鸡、陇县地域监视汉中之敌。
北线：以孙师一旅，警戒洛川三原线，红军一部对瓦窑堡、清涧线警戒，一部集中鄜县，准备必要时向韩澄游击，吸引冯部。
以咸阳平凉线为后方，沈克师维持交通，并实行粮食资材的统制，西安多余物资，必要时向咸阳、邠县输送。
四、由张、杨、周组成秘密三人团（张未回，何或王代）。并吸收各方高级人员参加讨论，目前即以杨统一指挥。
五、为粉碎敌方造谣中伤和分化起见，建议在战争开始时，红军番号及旗帜等即行改为抗日联军，如何请复。
六、政治计划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