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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衣之冶与无为之治的思潮·赵风昌

2022-10-15 05:28阅读:
布衣之冶与无为之治的思潮·赵风昌
照片为:茅山风景区——仙姑村
布衣之冶与无为之治的思潮

      ——“东南互保”国之重策的背后 · 赵风昌 (五)
   
  清代史学家常州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总结汉初政治结构,称之为“布衣将相之局”。做这一学说,成为常州赵翼家族的后辈们家传习得前辈著作,接受其思想传承应是自有之意。
   
   汉高祖以平民出身的刘邦为天子,萧何曹参以布衣为卿相,古代贵族世袭的局面被破坏无遗,这对汉初政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同时,“布衣之冶”思想为常州“一门三进士、帝师”之称的赵家家族辈出的名幕赵翼、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李鸿章的幕僚盛宣怀、张之洞首席幕僚赵风昌等所熟记



布衣之冶与无为之治的思潮·赵风昌
照片为:1902年1月8日,为两宫回銮,在正阳门城楼箭楼已毁的情况下,在箭楼城台上搭建临时五牌楼迎驾。 (选自网络)    
   “东南互保”之策的思想
  有研究学者说:赵风昌“东南互保”之策,其思想根源来自当时儒学流行于“维新立宪”思潮中,常州赵翼的“布衣之冶” 。

  何为“布衣”?
  
  源自西汉,刘邦开国诸臣绝大多数起自布衣。“布衣”,原指穿麻布衣服的人,后来成为一般平民的代称,其中包括那个时代的农民、手工业者及没有官爵的地主。
  
  “汉初布衣将相之局”天地一大变局,则是平民百姓治理国家的社会政治变局。用现代辩证眼光来看,不乏偶然中有必然、偶然与必然相互作用的结果,赵翼对此有过精辟的论断。他认为,“自古皆封建诸侯,各君其国,卿大夫亦世其官,成例相沿,视为固然。其后积弊日甚,暴君荒主,既虐用其民,无有底止,强臣大族又篡弑相仍,祸乱不已。再并而为七国,获益战争,肝脑涂地,其势不得不变,而数千年世侯世卿之局,一时亦难遽变。”
   
  康有为在《孔子改制考》中写道 说“布衣改制,事大骇人,故不如托之先王,既不惊人,又可避祸。”

  从历史上的“皇权之冶”,经至历史上的农民起义的“布衣之冶”,是社会进步的重要因素。 联系清末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及“八国联军”的入侵,以至于清政府“皇权之冶”的失落,在这种无人理国的混乱情况下,导致“布衣之冶”近现代思潮的兴起。赵风昌等身为铁路、电信等新引进技术执行人,虽然身为一介布衣(那时公司和商家高层其实都是董事长出资人管理者,不是像现在由于公司多是从计划经济体制改革而来,多数人还有类似行政官职级别等),有职责和义务在国家危难时刻能站出来,为确保铁路、电信等新引进技术设施建设项目顺利实施和运行,从国家层面的角度思考面临严峻的局势,为保障一方区域安稳谋良策、协调八方、推进“东南互保协议”规划的实施。
  
布衣之冶与无为之治的思潮·赵风昌
 上下照片为: 同治四年,西历1865年,京师宣武门外,英国人杜兰德在此铺了一条半公里长的“展览铁路”。当小火车在铁轨上缓缓开动时,围观百姓皆“骇为妖物,举国若狂”,仿佛见到了妖怪一般。最后还是步军统领衙门出面强拆,才把这个“妖怪”赶走。
  十年后,光绪二年,美国驻上海领事馆与英国怡和商行合资,在上海和苏州之间修了一条14.5公里的吴淞铁路。沿途百姓看到隆隆开近的火车,俱受惊吓,地方官绅也愤怒抨击,直呼江南大地“怪龙”横行。哭求朝廷赶快救民于水火,收了这条妖龙吧。
   众议汹汹下,清廷只好与英美两国交涉,在赔了二十八万两白银后,才算把这条铁路收回来。然后,转眼就把铁路拆了个精光。
   值得一提的是,经办此事的上海道台冯焌光,还拒绝对方乘火车的邀请,全程坐轿子视察铁路全线,还以此为“民族气节”,得意扬扬标榜半天。


布衣之冶与无为之治的思潮·赵风昌


  “东南互保”之策之发展需求
  
  1840年前后,欧美资本主义迅速崛起,英国率先完成了工业革命,成为资本主义头号强国。
至1860年代,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推动下,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快速发展,国力强盛,相继向帝国主义过渡。

  
布衣之冶与无为之治的思潮·赵风昌
照片为:中国电报总局。光绪六年(1880)八月中旬,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奏准筹设津沪电报线时,在天津成立官办的津沪电报总局,委派盛宣怀为总办。光绪七年(1881)十一月津沪线完工前,正式命名为中国电报总局。光绪十年(1884)春,总局由天津移至上海。宣统三年(1911)四月,上海电政局移至北京,为电政总局;原上海电政局改称上海电报分局。(选自网络)   
  君不为,“布衣之治”必为!
  
  这才出现了江南诸督都、巡抚,对清政府和慈禧昭命“全面对外宣战”,为“伪昭”、“乱命”“拒不执行”的局面。
  
  可是,令人悲催的是:一些大清官员们在被人拿枪押着,签了一堆不平等条约后,
竟然思想仍保守愚昧,没有一点外交意识,没有一点维护国家利益的精神。认为对外派驻外国公使,为最感到屈辱的事情。

  当时,在清王朝“主流精英”们眼里,派遣驻外公使这种正常事,简直是“形同寄生,情类质子”,就和战国年间派人去他国做人质一样耻辱。谁当驻外大使?那更和要去卖身一样,必然受尽唾弃。所以直到1875年,大清被人锤了好多次,却还是硬咬着牙,一个公使不派。而晚清第一位驻外公使郭嵩焘,更因此倒了血霉。接到委派之后,立刻被同僚看作汉奸,还有人写对联讽刺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饶是顶住压力的郭嵩焘,在海外大扬国威,多次维护国家尊严,可就连他的老家亲人,都认定他辱没了列祖列宗。

  晚年带着满身疲倦归乡的郭嵩焘,下船就被乡亲们大骂,还拉到宗族大会上受批判。连他乘坐的小轮船,都被愤怒的乡民们烧毁。在海外不辱使命的郭嵩焘?全程灰头土脸,半句辩解都不敢。
   
  看过他的悲催,就知那个封建迷信的年代,为近代中国崛起而呕心沥血的先行者们,一辈子扛着多大的压力。
   
   “东南互保”之策的实施运作,更是承担了多少骂名。

   催促着近代“布衣将相之局”“立宪运动”的兴起。
  
  (待续)
   
    (2022年10月15日撰写于江苏常州市金坛)
布衣之冶与无为之治的思潮·赵风昌
照片为:上海铁路集团公司调度大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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