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12月18日到31日，在租界市民议政厅南北和谈代表双方时而心平气和叙说、时而拍桌子揣板凳激烈争吵，先后进行了五次公开会议，讨论了停战、国体、借款、国民会议等一系列问题。
白天，和谈代表在租界市民议政厅激烈对决；晚上，则在上海公共租界南阳路3号惜阴堂密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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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12月18日到31日，在租界市民议政厅南北和谈代表双方时而心平气和叙说、时而拍桌子揣板凳激烈争吵，先后进行了五次公开会议，讨论了停战、国体、借款、国民会议等一系列问题。
白天，和谈代表在租界市民议政厅激烈对决；晚上，则在上海公共租界南阳路3号惜阴堂密订。
就在“和谈”进行了几轮的关键时期，12月25日清晨，孙中山这位虽然少有成功却一直在鼓吹革命、发动起义的革命领袖，乘“狄凡哈”号驶入上海黄浦江吴淞口，时有沪军都督府所派驱逐舰“建威”号前往护航。
不久“狄凡哈”号停泊浦东码头，苏州府常熟县人民主革命家黄宗仰（建造设计师、佛教僧人）等人以悬挂两面革命军旗帜的专用汽艇“江利”轮，接孙中山一行驰抵三马路（今汉口路）租界海关码头登岸。一同到达的有从香港上船的胡汉民、谢良牧、李晓生、黄子荫、陈琴航、朱本富、余森郎、朱卓文、陆文辉、黄菊生，以及美国友人荷马李夫妇，日本友人宫崎寅藏、池亨吉、山田纯三郎、太田三次郎、群岛忠次郎、绪方二三。然后孙中山乘坐176号汽车驶往静安寺路哈同公馆。在哈同公馆接见了伍廷芳先生及其他来客约三十人，并与同盟会上海总部黄兴、宋教仁等人见面。至夜住在法租界宝昌路408号，为法国人屠榭住处（宝昌路408号现为上海淮海中路650弄3号）。
从黄兴、宋教仁口中得知关于“南北和谈”正在紧张地进行，“赵风昌为立宪议定者”的信息后，12月26日，回到上海的第二天下午，孙中山就到上海公共租界南阳路3号惜阴堂家中，拜会赵凤昌。
赵凤昌与孙中山交往不多，但留学生属于旧时两广总督、湖广总督张之洞外出“洋学”人员管理范围，乃是赵风昌湖广总督府上海办事处主办（主任）外出“洋学”人员管理职责之内。虽然鲜见记载，却与两广总督以及湖广总督所派的“洋学”人员湖南黄兴、湖北宋教仁、李书城等一样，广东孙中山、汪精卫、胡汉民等都有师生之谊（留学人员预备学习、进出国必须打卡、留学归国人员安置等）。
孙中山在惜阴堂与聚集一起的江浙名流众人寒暄后，坐下来征询赵凤昌对时局的看法。赵凤昌向孙中山分析了当时“南北和谈”所面临的国家大势，提出“三虑、三策”:
虑一：和议不决，南北相持，久则经济恐慌，民生困苦，外交必生绝大之危险。赔款到期不付，各国责之北京，北京不应，责之南方。各省又散而不能统一，万一列强借为口实，以占据领土为质，岂非陷于瓜分之危险。此可虑者一也。
虑二：北京情状，本已朝不保夕，自袁入都后，人心渐定，而于外交上、军政上，袁尤占有优胜之势力。盖各国公使不信清之政府，而信袁之个人，已与皇帝无异矣。东三省既以外交之牵制，不能宣告独立，而山东、河南、直隶，又属袁之根据旧地，将来大势必趋于袁之势力范围，万一袁将北京经营就绪，外债、外交均已得手，基础稍固，渐及于山东、河南、直隶三省，举兵南向，以与我革命相持，则彼此胜负未可决也。即使南方可以抵拒，亦将成南北分离之局，全国领土，势将缩小，南方人满，将何以为移植之区域？此可虑者二也。
虑三：南方各省，虽皆宣告独立，然察其内容，事权不一，意见不齐，有未能趋于统一之势。各处革命，又多新募之卒、未练之兵，恐难言战。南方各省军政府内部，已有争权夺利之事，彼此内讧，不久必溃，而团结一致，实非易事。倘因此不能统一，功败垂成，袁将成拿破仑之事业。此可虑者三也。
今为南方计，欲与北方相持，有极重要者三策。
一、业经宣告独立各省，宜商议组织临时政府，筹划全局。凡各省军政、财政互相联络，务使将长江一带布置完密，可守可战，为进规北方之计。
二、北军所恃者京汉铁路，转输军饷，甚为便利。必须有一奇兵，直捣开封，足助豫人独立，而绝北京之后援，革命既克河南，截断京汉铁路，汉口北军不战而降矣。
三、北京财政危机，已达极点。而南军尽得江南富庶省份，若鼓励商业，经营税饷，既有长江河流交通之便，又占苏、浙、闽、粤港口外贸之利，财政、武器，均易筹措，可为持久之计，北军虽多，无能为也。
赵凤昌洞察入微，谋略过人，观其三虑三策，堪比孔明之隆中对。其后，孙中山又多次登门拜访，与赵凤昌商讨统一建国、网罗英才及国家财政诸要端。
赵凤昌提出了许多建议，勉励孙中山“建府奠基，既须兼纳众流，更当克副民望”。
图为：1911年12月25日晨，孙中山抵达上海，在海关码头登岸。（选自网络）
听了赵风昌最后叮嘱的话，孙中山立即意识到：最要紧是争取党内意见统一。12月26日当晚在住处召开同盟会最高干部会议，讨论总统制与内阁制之取舍，决定总统之人选。据同盟会时期领导人、日本政法大学留学生广东番禺人胡汉民记述：
“国内同志以先生既归，乃共谋建立政府，举先生为总统。时章炳麟、宋教仁已先在沪。章曾言若举总统，以功则黄兴，以才则宋教仁，以德则汪精卫……又为“革命军起，革命党消”之口号……江浙之立宪派人，如张謇、赵凤昌、汤寿潜之属，阳逢迎之……钝初居日本，颇习政党纵横之术，内挟克强为重，外亦与赵、张、汤化龙、熊希龄相结纳，立宪派人因乐之以进，宋之声誉乃骤起，故章炳麟才之。然终以党人故，克强不敢夺首领之地位，钝初始欲戴为总统，己为总理，至是亦不得不服从党议，然仍主张内阁制……选举及组织政府问题，当然由党决定。遂开最高干部会议于先生寓邸，讨论总统制与内阁制之取舍。先生谓：“内阁制乃平时不使元首当政治之冲，故以总理对国会负责，断非此非常时代所宜。吾人不能对于唯一置信推举之人，而复设防制之法度。余亦不肯徇诸人之意见，自居于神圣赘疣，以误革命之大计。”时列席者，为余与精卫、克强、英士、钝初、静江（张人杰）、觉生（居正）等、静江率先对曰：“善！先生而外无第二人能为此言者，吾等唯有遵先生之意而行耳。”众皆翕然。翌日，钝初等即入南京……”
27日，黄兴、钝初（宋教仁）等人即北上南京与议会代表进行政治斡旋。向各省代表会议提出三项议案，一改用阳历，二以中华民国纪元，三政府组织取总统制。代表们对第一第二项没有异议，唯第三项宋教仁“犹持前议，讨论颇久，克强说明提案理由，多数成总统制，照提案通过矣”。
党内基本一致后，还需要沟通各省代表。除了黄兴、宋教仁已经在宁进行以外，其与对方直接面谈显得十分必要。
27日，各省代表会议代表专程抵沪会见了孙中山，结果双方达成两项共识，一是选举大总统，不称大元帅；二是袁世凯拥护共和，就让位给袁。至于是称大总统还是临时大总统，大总统就职之日是否宣布改用阳历等问题，因事关重大有待提交代表会议讨论决定。
此次会谈据江西兴国人，同盟会员，早期毕业于日本中央大学留学生，1912年为江西代表参加南京临时国会会议代表王有兰回忆：
欢迎代表，于农历辛亥年十一月初七日（公历12月26日）晚乘火车赴沪，初八日晨八时到沪，寓三马路孟渊旅社，即驱车访英士于龙华都督府，旋偕谒中山先生于静安寺路斜桥总会后小洋房内。首由君武申述欢迎之意后，即谈到组织政府问题，兹当时谈话要点，略志如下：
“同人谓：代表团拟举先生为临时大元帅，先生之意如何？”
“先生答：要选举，就选举大总统，不必选举大元帅，因为大元帅的名称，在外国并非国家之元首。”
“同人谓：在代表会所议决的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本规定选举临时大总统，但袁世凯的代表唐绍仪，到汉口试探议和时，曾表示如南方能举袁为大总统，则袁亦可赞成共和。因此代表会又议决此职暂时留以有待。”
“先生答：那不要紧，只要袁真能拥护共和，我就让给他。不过，总统就是总统，临时字样，可以不要。”
“同人谓：这要发生修改组织大纲问题，俟回南京与代表会商量。”
“先生又谓：本月十三日（农历十一日）为阳历一月一日，如诸君举我为大总统，我就打算在那天就职，同时宣布中国改用阳历，是日为中华民国元旦，诸君以为如何？”
“同人答：此问题关系甚大，因中国用阴历，已有数千年的历史习惯，如毫无准备，骤然改用，必多窒碍，适宜慎重。”
“先生谓：从前换朝代，必改正朔、易服色，现在推倒专制政体，改建共和，与从前换朝代不同，必须学习西洋，与世界文明各国从同，改用阳历一事，即为我们革命成功第一件最重大的改革，必须办到。”
“同人答：兹事体大，当将先生建议，报告代表团决定。”是日谈话，约三小时……
这是孙中山与各省代表会议代表第一次接触，也是孙中山与代表会议第一次发生直接关系。虽然记录简明扼要，双方当事人分别以选举人的代表和候选人身份进行了坦诚交流和沟通，会谈中既有各自想法的提出，也有对对方的认可或存疑，其中显而易见双方务实精神和彼此的尊重，而且都把民主原则放在不容置疑的地位。
“建府奠基，既须兼纳众流，更当克副民望”的勉励和建议得到了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