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退出产生的变局－－二次和谈前后的赵风昌（三）

2024-02-27 20:46阅读：

http://blog.sina.cn/dpool/blog/u/1130521717

资本退出产生的变局－－二次和谈前后的赵风昌（三）

资本退出产生的变局
　－－二次和谈前后的赵风昌（三）

民族资本主义是一种自由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它也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化的基础上的资本运营。对民初阶段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而言，它是一种进步的经济成分。它改变了中国的经济结构和阶级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应用了现代化的生产技术和科学知识，组织了社会化的生产，促使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产生。同时，对当时数量上占优势的传统地主经济和个体经济比较起来，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它的发展，对于提高社会生产力，促进生产社会化和国家现代化有一定的进步作用。同时，民族资本是在外国资本和官僚资本的压抑下力求生存和发展的，它的发展由于资金基础薄弱，生产规模小，技术力量薄弱，难以与国封建势力和外国资本主义相对抗，导致民族资产阶级革命具有妥协性。但民族资本主义与当时中国人民要求经济独立和政治民主的愿望基本上是一致的。
　　

　　因而，民国初期的社会条件下，从经济上讲,民族资本作为社会新的经济因素,它推动社会进步,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从政治上讲,为晚清时期的维新变法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提供社会基础,为民初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准备了阶级条件。从思想上而言,外来先进文化和生产技术的引入，不断冲击和动摇着封建正统思想,为西方资本主义思想和民主思想的传播奠定了基础。
　　
民初时，张謇、赵风昌、熊希龄、蔡元培、王宠惠、庄宽、孙宝琦、周自齐，以及王家襄、谷钟秀、王人文、梁善济、文群等人，正是在民族资本力量支持下的新兴银行家、企业家、教育家。在口岸商业以及新兴的矿业、工业、教育、新闻传媒业中所发挥的主导性决策，也被当时的军阀政府、广州军政府的官员所认同。

资本退出产生的变局－－二次和谈前后的赵风昌（三）

照片为：北京“五四运动”发生的第二天，上海《新申报》刊载爱国学生火烧赵家楼和军警逮捕学生消息的号外。（选自网络申报纸上春秋）
但当时懦弱的北洋军阀政府、广州护法军政府在外来资本的欺压和国内经济混乱的情况下，本来薄弱的民族资本退出第二次南北和谈后，张謇、赵风昌等银行家、企业家、商绅不再注入资金，直接导致南北第二次和谈和谈停摆、项目难以落实。促使第二次南北和谈项目向社会公开，其和谈内容被新闻媒体披露：反对军阀政府接受日本参战借款余额，要求裁撤参战军，并要求公布《中日军事密约》，反对北京政府发行八年公债。反对西方列强将巴黎和约强加于中国，反对日本侵占山东半岛，坚决地反对屈服于帝国主义压力准备在这个丧权辱国和约上签字的北洋军阀政府。尤其是在北京爆发了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在巴黎和谈会上损害中国主权、反对军阀政府的卖国政策爆发的学生五四爱国运动。并发展到上海这个全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掀起新的高潮──六三运动。由上海产业工人奋起声援学生；由产业工人带头，许多行业的工人和店员等纷纷参加罢工，高潮时竟达到10多万人。上海工人的罢工推动了全国各地的罢工风潮。这一罢工浪潮迅速扩展到全国100多个城市，催促国内团结一致，共同对外。

　　

资本退出产生的变局－－二次和谈前后的赵风昌（三）

照片为：1919年5月7日起，上海各界约2万人在南市公共体育场举行国民大会，声援北京学生的五四爱国运动。（选自网络申报纸上春秋）
　　由于人民开始觉醒，北京军阀政府慑于广大人民群众的愤怒和威力，被迫释放北京五四运动中被捕学生，罢免军阀政府多名亲日派官僚；参加和会的中国代表最终没有出席签字仪式。标志着这次反对西方列强和军阀卖国的全国规模的爱国运动取得了重大胜利。

基于此，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立即对民族资本经济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1979年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按照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针对仍处于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再次对民族资本进行改造。激活民族资本经济，大力引入外来先进文化技术，一大批民族资本迅速扩展、壮大，进入各行各业，提升国家创新能力，逐步掌握自身经济命脉，掌握对外话语权，推动民族资本经济快速发展，走在世界的前列，加快中华民族复兴。

待续
（2024年2月25日於江苏省常州市金坛区）

举报/Report

我的更多文章

下载客户端阅读体验更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