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社会对于革新国家政治、抵御外侮有着异常强烈的要求，借助新闻报刊进入中国社会的视野。首先考虑的是如何成为推动“民主·立宪·共和”，一种变革国家政治的工具，成面要维持其长期化，经过民族资本运作使其成为一种可以产生利润的产业，所要解决资源配置实现利润最大化的产业内部问题；通过报刊政治影响推动社会在国家救亡、民主进步等启蒙外部大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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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社会对于革新国家政治、抵御外侮有着异常强烈的要求，借助新闻报刊进入中国社会的视野。首先考虑的是如何成为推动“民主·立宪·共和”，一种变革国家政治的工具，成面要维持其长期化，经过民族资本运作使其成为一种可以产生利润的产业，所要解决资源配置实现利润最大化的产业内部问题；通过报刊政治影响推动社会在国家救亡、民主进步等启蒙外部大众
利益上的同质化问题。不应该把报刊混同于一般的企业，既然是扩张兼并，不应完全忽视经济利益而全盘置于政治视角，不能把复杂的因素简约化。
政治文化的较量，经济体量的运作，成为报刊企业资本经营的导向。社会、阶级、个人利益最大化，组成其政治的诉求。所以，至今人们总是把经济基础作为上层建筑博弈的舞台。
晚清至民国历史阶段是封建皇制社会“洋务运动”不完整资本主义经济探索与建立民主共和国后资本主义经济探索实践的历史发展关系。因而，资本主义文化环境氛围“立宪·民主·自由”的影响不可避免地反映到当时社会环境中来。
《申报》股份公司作为社会新闻报刊特殊企业，其资本经营主体（股权持有者张謇、赵风昌等五人大部分是搞洋务做企业；张謇办大成公司、修铁路，赵风昌参与兴建运营汉萍冶公司、修建卢汉京沪等铁路、担任汉口兵工厂董事长，史良才搞教育、修铁路出身）根本目的是实现股东价值的最大化，并且使现有经营管理者的收益更大。这既是现代经营管理目标所决定的，也是现代企业理论所决定的。所以《申报》股份公司的经营管理跟现在的股份制企业一样，股份与经营分开：董事会主
张謇、赵风昌历经辛亥革命和“办洋务、做实业”的政治经济体量，两次进行“南北和谈调解”，因其“立宪·民主·自由”也贯穿《申报》的办报宗旨之中。同时，当时社会和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有一根筋脉：“政治党派主张穿越其中”。形成的社会环境氛围也应受到舆论的影响。
《申报》股份公司董事会经过资本的快速运作，当时成为中国影响最大的《申报》《大公报》《益世报》《庸报》四家名报馆；上海的《申报》《时事新报》《时报》《新闻报》和上海英文《大陆报》等占据上海报纸发行量的90%以上，而这种影响力足以威胁到当时的掌权者（不论大小），并对其施行的方向相左时，必将受到打压。
在《申报》股份公司资本快速扩张，社会民主模式办报模式深得报刊合作方的响应，社会影响力不断扩大的同时，与当时的蒋氏政权政治矛盾日益尖锐：于是《申报》新闻企业的资本运作同当权者的股权政治污化 、股份制约、挑动报馆内耗、政治舆论压制等手段同步上升。
如：1931年，天津《庸报》新报馆迁到天津法租界第二十六号路（今南京路一部分）第二十七号。为纪念《庸报》创刊六周年，特于1931年6月26日出版《庸报新屋落成纪念增刊》。浙江鄞县人、早年出身于上海商务印书馆，毕业于美国院校的董显光，以社长的身份写道，“今者申报庸报已为一家。既有史量才先生之领导，张竹平先生之擘画，复有我数百同人之共同努力奋进。今后申庸之伟业，殆将随岁月之漂流而日新月异矣。”[天津庸报社股份有限公司编：《庸报新屋落成纪念增刊》，1931年]
实际上，早在1929年董显光又担任了上海英文《大陆报》的总经理兼总编辑之职。此刻，董显光办《庸报》正得心应手，本不愿南下。可是史量才的力邀，使董显光感到“盛情难却，不得已把庸报委托给蒋光堂代为经营，眷属留津，个人先到上海接办这份英文报”。
《庸报》副刊“贴近生活，疏离政治”，其指导要素是“在各个方面给予了大众所需要的生命力”。因而，得到过众多京津文人作家投稿支持，曹禺早期编写的剧本，胡适早期的多篇文章，均刊登于此。许君远接手后，《庸报》副刊的特色更加鲜明，如每周五出版的“儿童周刊”，刊登了很多早期的儿童文学作品；周日出版的“平教特刊”更是了解中国教育的重要窗口。1930年代之后，《庸报》又创办了其他的专业副刊。如1931年创办的以探讨社会问题和学术问题为主的“星期增刊”，1932创办的以刊载时事新闻图片为主的“星期画刊”，1934年创办的分别以讨论妇女问题和儿童问题为要旨的“现代妇女”和“儿童教育”，1934年创刊的“每周漫画”等等，均产生一定的社会影响。总之，《庸报》曾出现的“每日附刊”“星期画刊”“每周漫画”“游艺”“天籁”“汽车增刊”“另外一页”等副刊因满足着不同预设读者的需要，反映了这一时期人们日常生活的欲求以及编读往来与互动，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申报》股份公司影响不断向外埠扩张的同时，在全国各地建立了新闻（发行）网，聘请当时的一流记者常驻各大城市或重要商埠，甚至在国外如伦敦、巴黎、纽约、柏林、东京等大都市也聘请了专职或兼职通讯员，形成了较为完备的信息网络；配置专用电台等通讯设施，大量采用电讯，用以提高时效。
1929年在当时政府“收回股权”的号召下，由上海英文《大陆报》的总经理兼总编辑董显光与《新闻报》董事长美国人福开森的斡旋下，挤掉当时政府以及众多竞争者，历经数月，《申报》股份公司史量才终于将《新闻报》的51%股份买下。《申报》新闻企业的资本运作同当权者控制发生矛盾后，被进行股权政治污化
1929年1月13日，《民国日报》刊载了国民党上海党部的一份临时动议，警告《新闻报》“不得将福开森股份售于反动分子，并呈请中央收买福开森所有股份”。[9]考虑到股权事件乃秘密进行，误传也是极有可能。不管如何，《新闻报》方面紧紧地抓住了收买者被传为反动分子的机会，极有可能是明知收买者是《申报》总经理史量才的情况下，仍然大量释放了报纸新主人是反动分子这样的消息，并且有意识地将史量才与所谓的反动分子联系起来。此后，史量才一直难以撇清与反动势力的关系。这样一来，国民党上海党部将《申报》与国民党上海党部矛盾凸显，其政治污化手段公开。
商界有言论说：“是以股票自由买卖，已成为世界上之原则，任何人不得加以否认也，唯此次某报因出售股份而引起空前之纠纷，乃系一种特殊之场合。”“特殊场合”说的是商业上股权自由买卖不受干涉的原则，在报业上并不适用。报刊企业的“特殊”之处在于报刊的经济问题、股权利益是与政治问题牵连在一起的。问题就倒向垄断的报业是否会影响其政治功能的发挥。
。。。。
天津《大公报》对于《申报》史量才“报界托拉斯”的举动，有欲将舆论机关全部攫为己有之势。《民言报》谈到史量才报业垄断的危害说：“沪上报纸事业，本有垄断全国之势，再加以将来托拉斯出现，则全国之观听，不几乎一网打尽乎……尚不止于商业受其影响而已，如最显而易见之增加报
面对《新闻报》股权转于反动分子的谣言，国民党党报《民国日报》一开始即措辞强烈，主张直接干预。此后一直对报主身份异常敏感，《民国日报》特别刊出上海特别市党部代表陈德征的评论说：“后一种风说（指股权被军阀收买），如果属实，《新闻报》此后将成为反革命分子的发泄器，党部和政府简直就可以没收”。[14]南京政府在股权事件中的表现，总体看来是捕风捉影，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面对政府此种态度，史量才需要立即向政府澄清“收回股权”事实。《大公报》1月15日发表消息说史量才派陈冷到南京面见蒋介石，说明情况，离《民国日报》刊登新报主为反动分子的消息不过两天。后有消息称史量才向党部疏通，谓“多数新股，实系《申报》史量才投资，保证无反动分子”，其“购股用意，在于改良国内报纸”。后又有消息称史量才方面主动要求党部进行有否反动分子在新股内的调查，以证清白。这项调查有悖于“收回股权”的号召，未有下文；有人自圆其说，南京政府可能相信了史量才的说法。
除却政府力量介入股权买卖外，上海商界也是事件中的一股重要力量。一方面，商界或以商会的名义（如上海县商会、总商会、闸北商会的联合声援启事）或以单个企业的名义，支持《新闻报》收回股权，反对史量才收买；另一方面，与蒋介石关系密切的商界代表会长虞洽卿（邵浔美的外公）也在南京方面积极走动，希望改变股权交易的结果。1月19日《大公报》报道：“新闻报事 ， 现由陈果夫叶楚伧商拟办法中，虞洽卿巧（十八）晨回沪。”希望改变股权交易的结果。事实上，虞洽卿到新闻报馆中转了一圈，换了张支票而已，没有下文……
但是，南京政府始终有各种顾虑，既无法直接干预，也无法完全置之不理。这样，最后的协议就是报刊、商界与政府三方面妥协的结果。史量才从其已购得的1300股中，让出300股，由钱新之、吴蕴斋、叶琢堂、秦润卿等分购。《申报》史量才最终仍然收买了《新闻报》的一半股权，成为大股东。按照股份制的要求，报刊的所有权和编辑权被社会和政治的力量分割开来。
（待续）
附资料：
董显光（1887-1971），浙江鄞县人。1907年入商务印书馆，1909年赴美入巴克学院半工半读，两年后转入密苏里大学专攻新闻学，兼修国际史与法律，获学士学位。1912年，入哥伦比亚大学普利兹新闻学院继续学习，并担任《独立杂志》特约书评撰稿人与当地报纸兼任记者。
1913年回国途中，结识孙中山。到上海后，经孙中山介绍在《中国共和报》（英文）任副编辑。“二次革命”时，曾参加反袁活动。后受聘为《北京日报》（英文）主笔。1915年1月，率先设法揭露袁世凯勾结日本签订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的卖国罪行，在新闻界名噪中外。次年任全国煤油矿事务总署督办熊希龄的秘书，兼任《密勒氏评论报》副编辑。其间，曾随驻美公使顾维钧赴美，设法阻止美国借款给日本“开发东北”。1925年在天津创办《庸报》。
1929年夏，任上海英文《大陆报》总经理兼总编辑。 同年11月曾任国民党海军考察团秘书长。回国后，受蒋介石接见。蒋认出董是他读龙津中学的老师。其后，由蒋介绍，加入国民党 。1935 年冬，在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上海办事处负责检查外国新闻电讯。1937年任军事委员会第五部副部长，不久，改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主持国际宣传工作。1947年5月至1948年12月，任“行政院”政务委员兼新闻局局长。1949年去台湾，任国民党“中国广播公司”总经理兼台北《中央日报》董事长。1952年5月，出任台湾驻日本的“大使”。1956年到1958年任驻美“大使”。1971年病死美国。
钱新之（1885-1958），晚号北监老人。原籍浙江吴兴（今湖州），生于上海。民国时期江浙财阀的代表人物之一。1902年入天津北洋大学学习财经学。1903年得官费赴日本留学，学习财经及银行学。辛亥革命后，在上海都督府财政部任事。1912年，被派往北京参加接收农工商部，任会计课长。1916年35岁任上海银行公会会长。1925年5月担任盐业、金城、中南、大陆四行储蓄会副主任及四行联合准备库主任。上海商业联合会常务委员，1928年为国民党财政部次长，主持全面工作。历任浙江省政府委员兼财政厅厅长，中央银行理事，中兴煤矿公司总经理，中兴轮船公司董事长，中华职业教育社董事会主席，1931年至1932年，钱被任命为驻法国公使。 1938年接任交通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中华实业信托公司，任常务董事。
吴蕴斋（1886—），江苏镇江人。早年留学日本，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并获得商学士学位。曾任上海商业保险公司董事长、中国投资管理公司董事长等职。
叶琢堂（1875年—1940年），字瑜，浙江鄞县人。早年在上海为瑞和洋行买办和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经纪人。后与法国人创办万国储蓄会。1928年10月中国银行改组时被派为官股董事
秦润卿 (1877-1966)，浙江慈城人，又号抹云老人。时为上海钱业公会会长，上海总商会副会长等。中国垦业银行总经理，解放后他为家乡慈城募建保黎医院，兴办普迪小学。1952 年，他将“抹云楼”及其中4 万余册珍贵藏书捐献给浙江省人民政府。
政治文化的较量，经济体量的运作，成为报刊企业资本经营的导向。社会、阶级、个人利益最大化，组成其政治的诉求。所以，至今人们总是把经济基础作为上层建筑博弈的舞台。
晚清至民国历史阶段是封建皇制社会“洋务运动”不完整资本主义经济探索与建立民主共和国后资本主义经济探索实践的历史发展关系。因而，资本主义文化环境氛围“立宪·民主·自由”的影响不可避免地反映到当时社会环境中来。
《申报》股份公司作为社会新闻报刊特殊企业，其资本经营主体（股权持有者张謇、赵风昌等五人大部分是搞洋务做企业；张謇办大成公司、修铁路，赵风昌参与兴建运营汉萍冶公司、修建卢汉京沪等铁路、担任汉口兵工厂董事长，史良才搞教育、修铁路出身）根本目的是实现股东价值的最大化，并且使现有经营管理者的收益更大。这既是现代经营管理目标所决定的，也是现代企业理论所决定的。所以《申报》股份公司的经营管理跟现在的股份制企业一样，股份与经营分开：董事会主
张謇、赵风昌历经辛亥革命和“办洋务、做实业”的政治经济体量，两次进行“南北和谈调解”，因其“立宪·民主·自由”也贯穿《申报》的办报宗旨之中。同时，当时社会和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有一根筋脉：“政治党派主张穿越其中”。形成的社会环境氛围也应受到舆论的影响。
《申报》股份公司董事会经过资本的快速运作，当时成为中国影响最大的《申报》《大公报》《益世报》《庸报》四家名报馆；上海的《申报》《时事新报》《时报》《新闻报》和上海英文《大陆报》等占据上海报纸发行量的90%以上，而这种影响力足以威胁到当时的掌权者（不论大小），并对其施行的方向相左时，必将受到打压。
在《申报》股份公司资本快速扩张，社会民主模式办报模式深得报刊合作方的响应，社会影响力不断扩大的同时，与当时的蒋氏政权政治矛盾日益尖锐：于是《申报》新闻企业的资本运作同当权者的股权政治污化 、股份制约、挑动报馆内耗、政治舆论压制等手段同步上升。
如：1931年，天津《庸报》新报馆迁到天津法租界第二十六号路（今南京路一部分）第二十七号。为纪念《庸报》创刊六周年，特于1931年6月26日出版《庸报新屋落成纪念增刊》。浙江鄞县人、早年出身于上海商务印书馆，毕业于美国院校的董显光，以社长的身份写道，“今者申报庸报已为一家。既有史量才先生之领导，张竹平先生之擘画，复有我数百同人之共同努力奋进。今后申庸之伟业，殆将随岁月之漂流而日新月异矣。”[天津庸报社股份有限公司编：《庸报新屋落成纪念增刊》，1931年]
实际上，早在1929年董显光又担任了上海英文《大陆报》的总经理兼总编辑之职。此刻，董显光办《庸报》正得心应手，本不愿南下。可是史量才的力邀，使董显光感到“盛情难却，不得已把庸报委托给蒋光堂代为经营，眷属留津，个人先到上海接办这份英文报”。
《庸报》副刊“贴近生活，疏离政治”，其指导要素是“在各个方面给予了大众所需要的生命力”。因而，得到过众多京津文人作家投稿支持，曹禺早期编写的剧本，胡适早期的多篇文章，均刊登于此。许君远接手后，《庸报》副刊的特色更加鲜明，如每周五出版的“儿童周刊”，刊登了很多早期的儿童文学作品；周日出版的“平教特刊”更是了解中国教育的重要窗口。1930年代之后，《庸报》又创办了其他的专业副刊。如1931年创办的以探讨社会问题和学术问题为主的“星期增刊”，1932创办的以刊载时事新闻图片为主的“星期画刊”，1934年创办的分别以讨论妇女问题和儿童问题为要旨的“现代妇女”和“儿童教育”，1934年创刊的“每周漫画”等等，均产生一定的社会影响。总之，《庸报》曾出现的“每日附刊”“星期画刊”“每周漫画”“游艺”“天籁”“汽车增刊”“另外一页”等副刊因满足着不同预设读者的需要，反映了这一时期人们日常生活的欲求以及编读往来与互动，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申报》股份公司影响不断向外埠扩张的同时，在全国各地建立了新闻（发行）网，聘请当时的一流记者常驻各大城市或重要商埠，甚至在国外如伦敦、巴黎、纽约、柏林、东京等大都市也聘请了专职或兼职通讯员，形成了较为完备的信息网络；配置专用电台等通讯设施，大量采用电讯，用以提高时效。
1929年在当时政府“收回股权”的号召下，由上海英文《大陆报》的总经理兼总编辑董显光与《新闻报》董事长美国人福开森的斡旋下，挤掉当时政府以及众多竞争者，历经数月，《申报》股份公司史量才终于将《新闻报》的51%股份买下。《申报》新闻企业的资本运作同当权者控制发生矛盾后，被进行股权政治污化
1929年1月13日，《民国日报》刊载了国民党上海党部的一份临时动议，警告《新闻报》“不得将福开森股份售于反动分子，并呈请中央收买福开森所有股份”。[9]考虑到股权事件乃秘密进行，误传也是极有可能。不管如何，《新闻报》方面紧紧地抓住了收买者被传为反动分子的机会，极有可能是明知收买者是《申报》总经理史量才的情况下，仍然大量释放了报纸新主人是反动分子这样的消息，并且有意识地将史量才与所谓的反动分子联系起来。此后，史量才一直难以撇清与反动势力的关系。这样一来，国民党上海党部将《申报》与国民党上海党部矛盾凸显，其政治污化手段公开。
商界有言论说：“是以股票自由买卖，已成为世界上之原则，任何人不得加以否认也，唯此次某报因出售股份而引起空前之纠纷，乃系一种特殊之场合。”“特殊场合”说的是商业上股权自由买卖不受干涉的原则，在报业上并不适用。报刊企业的“特殊”之处在于报刊的经济问题、股权利益是与政治问题牵连在一起的。问题就倒向垄断的报业是否会影响其政治功能的发挥。
。。。。
天津《大公报》对于《申报》史量才“报界托拉斯”的举动，有欲将舆论机关全部攫为己有之势。《民言报》谈到史量才报业垄断的危害说：“沪上报纸事业，本有垄断全国之势，再加以将来托拉斯出现，则全国之观听，不几乎一网打尽乎……尚不止于商业受其影响而已，如最显而易见之增加报
面对《新闻报》股权转于反动分子的谣言，国民党党报《民国日报》一开始即措辞强烈，主张直接干预。此后一直对报主身份异常敏感，《民国日报》特别刊出上海特别市党部代表陈德征的评论说：“后一种风说（指股权被军阀收买），如果属实，《新闻报》此后将成为反革命分子的发泄器，党部和政府简直就可以没收”。[14]南京政府在股权事件中的表现，总体看来是捕风捉影，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面对政府此种态度，史量才需要立即向政府澄清“收回股权”事实。《大公报》1月15日发表消息说史量才派陈冷到南京面见蒋介石，说明情况，离《民国日报》刊登新报主为反动分子的消息不过两天。后有消息称史量才向党部疏通，谓“多数新股，实系《申报》史量才投资，保证无反动分子”，其“购股用意，在于改良国内报纸”。后又有消息称史量才方面主动要求党部进行有否反动分子在新股内的调查，以证清白。这项调查有悖于“收回股权”的号召，未有下文；有人自圆其说，南京政府可能相信了史量才的说法。
除却政府力量介入股权买卖外，上海商界也是事件中的一股重要力量。一方面，商界或以商会的名义（如上海县商会、总商会、闸北商会的联合声援启事）或以单个企业的名义，支持《新闻报》收回股权，反对史量才收买；另一方面，与蒋介石关系密切的商界代表会长虞洽卿（邵浔美的外公）也在南京方面积极走动，希望改变股权交易的结果。1月19日《大公报》报道：“新闻报事 ， 现由陈果夫叶楚伧商拟办法中，虞洽卿巧（十八）晨回沪。”希望改变股权交易的结果。事实上，虞洽卿到新闻报馆中转了一圈，换了张支票而已，没有下文……
但是，南京政府始终有各种顾虑，既无法直接干预，也无法完全置之不理。这样，最后的协议就是报刊、商界与政府三方面妥协的结果。史量才从其已购得的1300股中，让出300股，由钱新之、吴蕴斋、叶琢堂、秦润卿等分购。《申报》史量才最终仍然收买了《新闻报》的一半股权，成为大股东。按照股份制的要求，报刊的所有权和编辑权被社会和政治的力量分割开来。
（待续）
附资料：
董显光（1887-1971），浙江鄞县人。1907年入商务印书馆，1909年赴美入巴克学院半工半读，两年后转入密苏里大学专攻新闻学，兼修国际史与法律，获学士学位。1912年，入哥伦比亚大学普利兹新闻学院继续学习，并担任《独立杂志》特约书评撰稿人与当地报纸兼任记者。
1913年回国途中，结识孙中山。到上海后，经孙中山介绍在《中国共和报》（英文）任副编辑。“二次革命”时，曾参加反袁活动。后受聘为《北京日报》（英文）主笔。1915年1月，率先设法揭露袁世凯勾结日本签订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的卖国罪行，在新闻界名噪中外。次年任全国煤油矿事务总署督办熊希龄的秘书，兼任《密勒氏评论报》副编辑。其间，曾随驻美公使顾维钧赴美，设法阻止美国借款给日本“开发东北”。1925年在天津创办《庸报》。
1929年夏，任上海英文《大陆报》总经理兼总编辑。 同年11月曾任国民党海军考察团秘书长。回国后，受蒋介石接见。蒋认出董是他读龙津中学的老师。其后，由蒋介绍，加入国民党 。1935 年冬，在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上海办事处负责检查外国新闻电讯。1937年任军事委员会第五部副部长，不久，改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主持国际宣传工作。1947年5月至1948年12月，任“行政院”政务委员兼新闻局局长。1949年去台湾，任国民党“中国广播公司”总经理兼台北《中央日报》董事长。1952年5月，出任台湾驻日本的“大使”。1956年到1958年任驻美“大使”。1971年病死美国。
钱新之（1885-1958），晚号北监老人。原籍浙江吴兴（今湖州），生于上海。民国时期江浙财阀的代表人物之一。1902年入天津北洋大学学习财经学。1903年得官费赴日本留学，学习财经及银行学。辛亥革命后，在上海都督府财政部任事。1912年，被派往北京参加接收农工商部，任会计课长。1916年35岁任上海银行公会会长。1925年5月担任盐业、金城、中南、大陆四行储蓄会副主任及四行联合准备库主任。上海商业联合会常务委员，1928年为国民党财政部次长，主持全面工作。历任浙江省政府委员兼财政厅厅长，中央银行理事，中兴煤矿公司总经理，中兴轮船公司董事长，中华职业教育社董事会主席，1931年至1932年，钱被任命为驻法国公使。 1938年接任交通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中华实业信托公司，任常务董事。
吴蕴斋（1886—），江苏镇江人。早年留学日本，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并获得商学士学位。曾任上海商业保险公司董事长、中国投资管理公司董事长等职。
叶琢堂（1875年—1940年），字瑜，浙江鄞县人。早年在上海为瑞和洋行买办和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经纪人。后与法国人创办万国储蓄会。1928年10月中国银行改组时被派为官股董事
秦润卿 (1877-1966)，浙江慈城人，又号抹云老人。时为上海钱业公会会长，上海总商会副会长等。中国垦业银行总经理，解放后他为家乡慈城募建保黎医院，兴办普迪小学。1952 年，他将“抹云楼”及其中4 万余册珍贵藏书捐献给浙江省人民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