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成功，1912年元月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赵风昌、张謇在上海的辛亥革命“长江布局”中，感到了新闻媒体在先进思想扩张、传递信息、鼓舞民众、推动社会进步起到的巨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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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成功，1912年元月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赵风昌、张謇在上海的辛亥革命“长江布局”中，感到了新闻媒体在先进思想扩张、传递信息、鼓舞民众、推动社会进步起到的巨大作用
。并从中看到了当时作为信息中心的上海，新闻传媒业快速发展的商机。于是，张謇、赵风昌在原《预备立宪公报》（1908年）、《星报》（1907年）办报的基础上、将视野转到了收购报社、成立报业股份有限公司上来。在社会变革、历史大变局的关键时期发出自己的呼声，用以掌控新闻媒体的趋向。
9月23日，张謇、史量才（由赵风昌出资）、应季中、赵竹君等5人，与《申江新报》签定合同，从美查公司手中以12万元购买了1872年4月30日（清同治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英国商人美查在上海创刊，以营利为主要目的；因当时报社资金、设备和技术困难，在出版发行上屡屡受阻，加上与《新闻报》（后来，被《申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并购。）的竞争，日益不济，正处于经营困境的外资商业报纸《申江新报》。
设立了张謇、史量才、应季中、赵竹君（赵风昌）等5人的《申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和《申报》报务管理委员会。张謇为董事长，聘请史量才为总经理。民族资本大亨进入《申报》为代表，标志着当时中国发行量最大的社会进步新媒体的诞生。
1912年10月20日，董事会决定将《申报》交由史量才管理经营。
购买了《申江新报》后，报社董事会继续聘任了原总编等人，着手《申江新报》的复刊工作。时至1912年底，报社董事会将原名《申江新报》改名为《申报》，《申报》正式复刊。
而1915年底，待报馆董事会到第三期付款期间，《申江新报》的老东家美查公司和原总编买办席子佩和部分编辑等对《申江新报》复刊提出异议。席子佩向上海公租界法院控告，以“违约背信”和“申报招牌款未付”为由控告报社董事会，言双方的合同只是售出申报馆，而没有售出《申报》这个招牌。打官司、上法庭。报社董事会因《申江新报》报社设施、报纸名称，附属产业股权先期释权准备不足，败诉。法院判决报社董事会赔偿24.5万大洋。
报社董事会经人协调，并由其他民族资本家向法院担保，分期赔偿付款。由赵风昌出面按照法院裁定又分期投入资金，将《申江新报》主张的所有股份买入。
1913年二次革命期间，张謇、赵风昌等人参与“南北对抗”调停。诸多原因调停失败。张謇、赵风昌在南通、上海、武汉的企业损失高达数十万元。因此，张謇认为“南北对抗”中的政客言行不一，议定之事多变，感到遭到欺骗。遂退出调停。不再参与此类事项。由于《申报》投资人张謇因当时所处的政局态势、个人的经济状况及南通新办产业资金周转困难，加上与总经理史量才政见不一，1914—1916年，张謇逐步退出《申报》。
此时，作为《申报》最大股东的张謇在与友人赵凤昌的信件中却直言：“弟《申报》股顷已出脱，不如去之为净。”赵风昌建议从《申报》等实业抽出先期投入的资金，用于资金周转，报社缺口部分资金由赵风昌补入。后来，张謇直接将《申报》报业的股权转给了赵风昌。赵风昌成为《申报》股份有限公司的第一大股东。后来，并将上海南洋公学学习的小儿子赵尊岳（赵叔雍）放在了《申报》董事会办公室。
上海在外国人办的报刊中，由中国人主执笔政的，《申江新报》是第一家。《申江新报》对新闻业务进行的改革：一是发表政论文章。报纸的言论要“有系乎国计民生”，要“上关皇朝经济，下知、小民稼穑之苦”。提倡发展工矿业、交通运输业，鼓吹洋务运动，学习西方近代城市设施，改善上海城市环境。二是改革新闻报道。重视新闻的真实性。中法战争、甲午战争等重要历史时刻中都站在中国一边，主张反抗侵略。如日本侵略台湾，美查为了了解事实真相，派人去台湾采访，这是上海中文报纸中军事通讯的开端，也是《申江新报》重视新闻真实性的反映。其次是注重反映社会实际生活，晚清，连续三年报道“杨乃武冤案”，这是当时中文报刊中最早最长的连续报道，最后披露了冤案的真相。三是重视发表副刊性文字。四是经营副业。还开办了江苏药水厂，肥皂厂等，并由此在1889年组成“美查有限公司”。
这也是张謇、赵风昌等人并购《申江新报》原因。
1917年7月，因反对北洋政府破坏宪法，解散议会，孙中山率领海军第一舰队和部分国会议员，由沪赴粤，并电邀国会议员赴粤开会，8月在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成立护法军政府，孙中山任海陆军大元帅，唐继尧、陆荣廷为元帅，与北洋军阀控制的北京政府对立，维护约法，被称为护法之役。又一次的南北对抗，致使国内局势混乱、直接影响了社会经济发展。
1918年10月23日，熊希龄、张謇、蔡元培、王宠惠、庄蕴宽、孙宝琦、周自齐，以及国会议员王家襄、谷钟秀、王人文、梁善济、 文群等共24人，在民族资本力量支持下的新兴银行家、企业家、教育家，以及在口岸商业以及新兴的矿业、工业、教育、新闻传媒业大有作为的翘楚，宣布成立“和平期成会”，联合呼吁双方进行第二次和谈。但成立的“和平期成会”章程规定：各会经费各由发起人分担，不得向一般人募集；本会至和局成立之日即解散。
这一章程，相对于辛亥革命时期第一次南北和谈、南北战争议和调停的经验教训来讲，意味着民族资本的退出双方的和谈过程。但却是利用手中新闻传媒掌控舆论的走向、广泛发展民众、借舆论“立言办事”，呼吁停战和平、稳定社会局面；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新闻战役开始。
（待续）
9月23日，张謇、史量才（由赵风昌出资）、应季中、赵竹君等5人，与《申江新报》签定合同，从美查公司手中以12万元购买了1872年4月30日（清同治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英国商人美查在上海创刊，以营利为主要目的；因当时报社资金、设备和技术困难，在出版发行上屡屡受阻，加上与《新闻报》（后来，被《申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并购。）的竞争，日益不济，正处于经营困境的外资商业报纸《申江新报》。
设立了张謇、史量才、应季中、赵竹君（赵风昌）等5人的《申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和《申报》报务管理委员会。张謇为董事长，聘请史量才为总经理。民族资本大亨进入《申报》为代表，标志着当时中国发行量最大的社会进步新媒体的诞生。
1912年10月20日，董事会决定将《申报》交由史量才管理经营。
购买了《申江新报》后，报社董事会继续聘任了原总编等人，着手《申江新报》的复刊工作。时至1912年底，报社董事会将原名《申江新报》改名为《申报》，《申报》正式复刊。
而1915年底，待报馆董事会到第三期付款期间，《申江新报》的老东家美查公司和原总编买办席子佩和部分编辑等对《申江新报》复刊提出异议。席子佩向上海公租界法院控告，以“违约背信”和“申报招牌款未付”为由控告报社董事会，言双方的合同只是售出申报馆，而没有售出《申报》这个招牌。打官司、上法庭。报社董事会因《申江新报》报社设施、报纸名称，附属产业股权先期释权准备不足，败诉。法院判决报社董事会赔偿24.5万大洋。
报社董事会经人协调，并由其他民族资本家向法院担保，分期赔偿付款。由赵风昌出面按照法院裁定又分期投入资金，将《申江新报》主张的所有股份买入。
1913年二次革命期间，张謇、赵风昌等人参与“南北对抗”调停。诸多原因调停失败。张謇、赵风昌在南通、上海、武汉的企业损失高达数十万元。因此，张謇认为“南北对抗”中的政客言行不一，议定之事多变，感到遭到欺骗。遂退出调停。不再参与此类事项。由于《申报》投资人张謇因当时所处的政局态势、个人的经济状况及南通新办产业资金周转困难，加上与总经理史量才政见不一，1914—1916年，张謇逐步退出《申报》。
此时，作为《申报》最大股东的张謇在与友人赵凤昌的信件中却直言：“弟《申报》股顷已出脱，不如去之为净。”赵风昌建议从《申报》等实业抽出先期投入的资金，用于资金周转，报社缺口部分资金由赵风昌补入。后来，张謇直接将《申报》报业的股权转给了赵风昌。赵风昌成为《申报》股份有限公司的第一大股东。后来，并将上海南洋公学学习的小儿子赵尊岳（赵叔雍）放在了《申报》董事会办公室。
上海在外国人办的报刊中，由中国人主执笔政的，《申江新报》是第一家。《申江新报》对新闻业务进行的改革：一是发表政论文章。报纸的言论要“有系乎国计民生”，要“上关皇朝经济，下知、小民稼穑之苦”。提倡发展工矿业、交通运输业，鼓吹洋务运动，学习西方近代城市设施，改善上海城市环境。二是改革新闻报道。重视新闻的真实性。中法战争、甲午战争等重要历史时刻中都站在中国一边，主张反抗侵略。如日本侵略台湾，美查为了了解事实真相，派人去台湾采访，这是上海中文报纸中军事通讯的开端，也是《申江新报》重视新闻真实性的反映。其次是注重反映社会实际生活，晚清，连续三年报道“杨乃武冤案”，这是当时中文报刊中最早最长的连续报道，最后披露了冤案的真相。三是重视发表副刊性文字。四是经营副业。还开办了江苏药水厂，肥皂厂等，并由此在1889年组成“美查有限公司”。
这也是张謇、赵风昌等人并购《申江新报》原因。
1917年7月，因反对北洋政府破坏宪法，解散议会，孙中山率领海军第一舰队和部分国会议员，由沪赴粤，并电邀国会议员赴粤开会，8月在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成立护法军政府，孙中山任海陆军大元帅，唐继尧、陆荣廷为元帅，与北洋军阀控制的北京政府对立，维护约法，被称为护法之役。又一次的南北对抗，致使国内局势混乱、直接影响了社会经济发展。
1918年10月23日，熊希龄、张謇、蔡元培、王宠惠、庄蕴宽、孙宝琦、周自齐，以及国会议员王家襄、谷钟秀、王人文、梁善济、 文群等共24人，在民族资本力量支持下的新兴银行家、企业家、教育家，以及在口岸商业以及新兴的矿业、工业、教育、新闻传媒业大有作为的翘楚，宣布成立“和平期成会”，联合呼吁双方进行第二次和谈。但成立的“和平期成会”章程规定：各会经费各由发起人分担，不得向一般人募集；本会至和局成立之日即解散。
这一章程，相对于辛亥革命时期第一次南北和谈、南北战争议和调停的经验教训来讲，意味着民族资本的退出双方的和谈过程。但却是利用手中新闻传媒掌控舆论的走向、广泛发展民众、借舆论“立言办事”，呼吁停战和平、稳定社会局面；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新闻战役开始。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