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淼洞庭上鸿鹄翔九霄
2025-03-02 18:53阅读：
——记清嘉庆、道光年间经世派成员万年淳
徐启华
我站在长江南岸的弹子山头，遥望东南，仿佛看到春和景明的洞庭湖边，在郁郁青青的岸芷汀兰中，行走着一位竹笠芒鞋的颀长身影。
他就是与八百里洞庭有着不解之缘的万年淳。弹子山峰西南300米处即是他的长眠之所。
万年淳（1761-1835），岳阳华容塔市驿人，原名康，谱名国翰，号弹峰。乾隆五十七年(1792)举人，曾任安徽六安州同，是清朝嘉、道年间崛起的经世派比较重要的成员。
“经世”即治理国家，治世济民。经世派主张面对现实，注重解决有关国计民生的实际问题，身体力行，或从事经世实践活动；或探求有裨世务之学。当时经世派代表人物分散于统治阶级各个阶层。有终身不得志的饱学之士（梁廷枬、包世臣等），有仕途坎坷的中下级官吏（龚自珍、魏源等），也有掌管地方的督抚大员（陶澍、林则徐等)。这些人都是经世派的代表人物，万年淳属
于梁廷枬一类。
他是地地道道的湖湘文化传承者，其经学思想来自于对湖湘学派有着深远影响的北宋理学家周敦颐先生，属于濂溪正脉；他曾在岳麓书院学习，受到了纯粹的湘学熏陶，在经世实践活动和探求有裨世务之学两个方面均有着不俗的表现。
（一）
明初洪武年间，其祖先万贵自江西南昌徙居塔市驿，至万年淳已十一代。他的祖上原来较为殷实，后来中衰，赤贫数十年。经过其治家有法的祖母蓝氏和父亲三兄弟克勤克俭、辛酸备尝的努力，终于“渐有余裕”。到了万年淳这代，家族生意愈做愈大，商船常年在武昌（现鄂州）与塔市驿之间往还，家庭愈加富裕。塔市驿街上最引人注目的万家八字朝门式住宅建筑（后成为塔市公社酱食厂，现仅存旧址）就是万氏子孙修建的。万氏家族是岳阳近代商业先驱之一。
当时，万年淳接受了所在生活区域内最好也是最为完备的教育。
他童年即入书塾，学习刻苦，即使在严冬酷暑，也燃灯夜读。父亲万寿科虑其读书过苦，不给油烛，自己就偷偷去购买。
塔市驿历来相传，他曾入当地名山弹子山弹峰寺自修，同时还向一位“通了慧”的高僧“牛筋”和尚学习高深佛理和奇门遁甲。炎热之夜读书，用木桶装水泡脚解暑防蚊，有时半夜到山农园中“借菜”宵夜充饥，诸如此类的故事，一直是当地代代流传的励志趣话。
在学习与人生上对他帮助最大的当为堂兄万鸿。万鸿秀才出身，诗文俱佳，为人豪爽，颇有见识担当。万年淳十五六岁时，进了万鸿办的德翳左塾，一接触周敦颐《太极图说》与《通书》，即引起了莫大兴趣，写诗作文也豁然开朗，学业上起了飞跃。万鸿担心他安于这点进步，屡劝远赴岳阳求学名师。于是，万年淳到岳阳从学于岳州府学教授、著名学者吴思树。万鸿临终时对万和其他兄弟子侄说：“不要以为“孝”仅仅是困守老家，服侍奉养父母。你们应该志向专一，眼光开阔，在心中树立自己的远大目标，努力发奋，做出事业，使双亲显耀，名声传扬，这才是真正的“孝”。”为此，万年淳晚年仍对万鸿感佩不已：“每忆兄此语，如坐针毡。凡吾兄弟子侄，所以翘然能自振拔，不入下流者，皆兄之教也。”
几年后，21岁的万年淳，成为岳州府学生员（秀才）。伴着洞庭涛声，他在岳州度过了勤奋著述的求学生涯。他立下果确无难之志，苦心探索，笃好不倦，肆志于经史，读了别人一生难以读尽之书，专心学问著述。而且他所学甚杂，多是实用济世之学，于天文、历法、兵防、河渠等，无不深入研究，并且融会贯通。虽然他不注重于应付科举的学问，常常受到父亲的训诫，但在考试上一点也不含糊。在乾隆五十六（1791）、五十七（1792）两年的府学岁考中，经学、古文、时文三科两场六次考试，每次都稳占榜首，被吴思树认为是岳州读书人中特出的奇人，并受到了主持考试的湖南学政张姚成的激赏。
其间，喜欢游历考察的他，一定在洞庭湖和君山岛上留下了他的朗吟之声与深深浅浅的屐痕。他的《君山茶歌》大概也是那时写下的吧。该诗不仅道出了君山茶的生长特点、品味特色，而且点明了进贡的历史年代，成为今天研究君山茶难得的史料。由于朗朗上口，流传甚广，对推介君山名茶起到了较大的作用。他还有一首古风《巴蛇歌》，大概也是这时的作品。该诗对当时无处不在的贪酷之吏比作巴陵毒蛇，表达了深恶痛绝的义愤和诅咒，将其平民底色和正义本质表露无遗。
乾隆五十四年（1789），他曾到岳麓书院学习，得到了书院山长罗典的知遇和指导，偏于湘北湖滨一隅的学子汇入了湖湘文化的主流。后来在京候选时与岳麓书院出身的陶澍（清嘉、道间重臣）、彭浚（状元）和石承藻（探花）等经常在一起讲析经义，互相交流。特别要说明的，湖湘经世派领军人物陶澍是万年淳的伯乐，万一生成就很多都是在陶澍的关心与支持下取得的。
乾隆五十七年（1792）八月中举之前，他已在学术上获得了亮人眼目的成就：选辑西汉八家文章付梓；为补“三礼”之缺失，收录秦汉遗典，三易其稿，编成了《古礼拾遗》一书；他对周敦颐的主要著作《太极图说》做过深入的研究，在其启发下写出了他的经学代表作《易拇》；还为周氏《通书》传世本在编排顺序上做了调整，一一予以详细说明，并编成了《〈通书〉正本》书稿。
万年淳《易拇》一书在经学史上具有独特地位。一经问世，就受到了易学研究者的重视。《易拇》独创的外方内圆河图图式和外圆内方洛书图式，被学者命名为万氏河图、洛书。近代著名易学家杭辛斋在其专著《易楔》中有较高评价：“万氏之图，较仅改形式而无意义者，自高一筹……故特录之。”
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中国《周易》研究会副会长潘雨廷（1925—1991），在其重要著作《读易提要》中，用洋洋九页篇幅介绍《易拇》，在该书列入的两汉至近代二百余种易学典籍中，能享受到这种地位的，仅有二三种（案，罗典先生《凝园读易管见》未入该书）。《读易提要》评价说：“夫总观是书，万氏之用力于《易》殊深，与人云亦云、剽窃他说以成书者，固未可与并论。其究象数之原，明经义之相对，提十翼之纲领，有足多矣。”
站在中国经学发展史的角度看，以其经学研究的独创性来说，年轻的万年淳侧身于当时的湖湘经学大家李文炤、王文清、余廷灿、罗典之中并不逊色多少。
万年淳其人才华横溢，既擅经史，亦善诗文。陶澍在《弹峰诗文集序》中尝言：“万子弹峰……自裒其诗古文，都为一集，共若干卷。刻成，属余为之序。余固深知弹峰之为人，豪放而有深湛之思，平生以著述自负，其于六经诸史，手所抄撮，皆有成书，顾独未知其胸中复有此洋洋洒洒者，倾吐之不尽也。”
万年淳青年乃至中年前期，先后由父亲和三位兄长撑持了整个大家庭，他不为家计分心，专心读书著述，直到37岁才分家各居。他的成就与父兄的竭力支持密不可分，其挚友罗志谦评价万的学术成就时也说：“虽由其立志之坚且大，正赖贤父兄董其成也。”
31岁那年，万年淳中举，有了当官的资格。父亲谆谆告诫他：“古之居官者，以清、慎、勤为要，如治家然，出处无二法，汝其识之。”在逝世之前，父亲还大书“清、慎、勤”三字让子孙收藏。万氏家教对万年淳具有终身影响，其为官为民之时均不折不扣地践行了父训。
虽然多次会试落第，但万年淳富有真才实学的名声在岳州府却尽人皆知。嘉庆八年（
1803）、九年（
1804）岳州府纂修巴陵县志，担任实际编写工作的五位编辑，其中四位是巴陵本县人，只有万年淳是从外县特聘的。嘉庆九年，鉴定县志纂修的岳州知府张五纬，礼聘万担任他的家庭教师。
（二）
道光元年（1821）六月，经过漫长的七年在京候选后，六十一岁的万年淳走上仕途，赴任安徽六安直隶州州同（清代知州的佐官）。其官场生涯与陶澍在皖任职时间基本重合（陶先任布政使，后任巡抚）。在六安的五年里，由于陶澍的信任与万本人的干练，他还两次代理知州，分别代理过霍山、英山、巢县县令。他不管在哪个位置上，都将经世致用理想付诸实践，做出了实实在在的政绩。
初至六安，发现城内各种设施毁坏，贼盗窃发，每多大案。万年淳深以为忧，就亲自考察全城街道，看哪些地方可以设立栅栏防盗，然后督促士民装修。开始百姓认为成本太高，不予响应，他就捐献养廉银（养廉银为清朝特有的官员之薪给制度，通常为薪水的10倍到100倍），在某一经常发案的巷口自修一座防盗栅栏，只花了20千钱。于是士民竞相仿效，两年内，城里城外共修一百余座，防盗效果极好。
州城之外，一望无际的良田紧邻滔滔淠河，但没有堤坝防护。历届官员心存侥幸，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想法，一直不予修筑，田土经常遭受水灾。万年淳决心改变这种现状，亲自勘察地形，观测水势，既照顾河道行洪，又考虑城墙安全，认真规划工程，然后下令筑堤。城里城外士民，闻讯欢欣鼓舞。几个月后大堤修成，因万年淳监管严厉，在整个施工过程中，官吏不敢从中侵吞牟利。当地百姓出于感激，在堤上修祠，命名为“万公堤祠”。万年淳没有贪为己功，改名“万工堤祠”，表示大堤的修成，靠的是千千万万的普通百姓。次年，即获粮万石，直到十年后万年淳写回忆录时，大堤还在发挥作用。
道光三年（1823）正月，万年淳代理英山县令。此后六个月时间里，审结前任百余件积案，拆毁紧邻县学的戏台，修葺县学，改建魁星阁，主持并为主纂修了七十余年来未能续修的县志。
同年夏秋之际，江水大涨，安徽濒江三十多个州、县的堤圩溃破，田庐荡没，米价激增。巡抚陶澍与督臣商议，拟派人分别赴四川、江西、湖北购米十万石，以解缓急。七月，万年淳临危受命，带得力佐杂一员，领银二万两，前赴“九省通衢”武汉采办大米。陶澍知人善任，万年淳是最好的人选之一。他为人廉洁慎重，勤勉任事，又出身商人家庭，从商经验丰富，经过三个月的紧张工作，购得粒粒饱满的川米三万石，返回了安徽。因万年淳等人采办得力，陶澍奏请晋升一级，道光皇帝下旨批准。
道光四年（1824）秋，代理霍山县令。到任之日，时值大雨，山洪暴发，城中房舍被冲坏数百家，人民无家可依。因州府无钱赈济，万年淳心急如焚，遂向钱店借钱二百余千，即日全部用于抚恤，受灾百姓获得妥善安置。知州牛映奎也仿照他的救灾方式，借钱安置灾民，得到全州民众好评。
万年淳一生重视教育，把教育当做下层百姓提升地位的重要途径。他在英山期间主持县试，有一富户企图贿赂千金以求案首（第一名）。万年淳毅然拒绝，说：“科举考试非常重要，是子孙后代改变命运的唯一通途。我难道会为这一千两银子，断送人家子孙的出路吗？”并当即将这句话张榜公布于所有参考童生看得到的地方，勉励大家同心愤志，专心读书。当年县考案首由寒士徐元伟获得，所有参考童生看到结果，顿时欢腾。在州试中，徐元伟仍获第一。当年，安徽省学政张鳞到六安主持院试，英山前十人，仅一人落榜，张鳞不住口地当面褒扬万年淳有识人之明。
道光五年（1825）秋，万年淳暂代湖南同乡溆浦人舒梦龄的巢县县令一职。期间，因替前任担责，被新任巡抚张师诚揭参，遭到革职处分。次年虽然平反，他还是致仕回到了家乡，坦然以设馆教书为乐。
万年淳一生乐于扶掖后进，晚年曾说：“余本一教书先生也，自三十年而论，在外在家，无一岁不以教书为事。余又好为人师，而来者不能拒也。其赖余成全者，亦不乏人。”他在六安州同任上时，先后接受正式拜师且经他授业而有所进步的弟子有几十人，包括退休绅士许嗣容（曾任国子监博士、府同知等职）的两个儿子。经过万的栽培，其长子许前轸在道光五年中举，六年考中进士。许嗣容也经常向万讨教，自称是“老门生”。
人生总是遗憾多。万年淳所学多为经世之学，而且关注民生，做事勤慎，每做一件，即能达成效果，即今之所谓踏石留印，抓铁有痕。但他真正能施展身手的就是这短短的五年，而且官位也不高，相对于他的初衷与能力来说，为百姓造福有限。
（三）
万年淳补辑《洞庭湖志》一事，是中国文化史与水利史上的一件大事。而且整个编纂过程曲折，几番峰回路转，堪称传奇。
华容拔贡綦世基（1702-1763），字自堂，号鳌柱，博学能文。他立志写出一本洞庭湖志书，特别留心洞庭湖区的故实。叶酉任湖南学政时，邀其入幕，主持文案事务。他跟随叶酉到临湖三府一州八县评阅试卷时，每到一处，便利用学政下令所在州县交送的志书，深夜阅读。凡有关洞庭湖的事迹，大小不遗，分类抄录。三年之内纂成初稿4卷，命名为《洞庭湖志》。未及付梓，綦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病故，书稿就由綦的弟子万图南收藏了。万图南想完成老师的未竟之业，但力不能及。23年后万图南病重，将书稿交给堂侄万年淳，希望他继续完成。通过阅读，万发现阙略之处甚多，体例设计也不完善。如果重新编排补辑，则需要实地考察，但在短时间内又做不到，故补辑的想法就终止了。乾隆六十年（1795）或下一年，万年淳考虑到綦世基在繁忙的文案工作之余，留心学术，编辑湖志，对华容士民具有极大的教育感化作用。虽然该书尚欠完备，但“考据详覈，采择精当”，“其规模已次第可观”，不失为一部还比较好的志书，希望能付梓面世。于是，他就给綦世基的学生、宣城县令严克任写信，说明《洞庭湖志》价值特色，并盛赞其文“固非时下庸手所及”，商请严克任刊刻《洞庭志》。但严未予响应。
嘉庆二年（1797），岳州府学教授夏大观（号枫江，湘潭人）听说綦世基著有《洞庭湖志》一书，就请岳州知府沈廷瑛（字筠堂，嘉庆二年任岳州知府，四年任长沙知府）写信给华容县令汤诰，请求查访征求。汤诰经由万年淳的同年严克纯（字斗南，严克任的弟弟）得知书稿藏于万家，派人持信取稿。万年淳遂将全稿交付来人。案：万年淳《与陶侍御商定〈洞庭湖志〉稿启》谓乾隆五十八年（1793）仲秋沈廷瑛托汤诰索要书稿，此时间应为万年淳记忆之误或文章刊印之误。理由是严克任乾隆六十年始任宣城县令，沈廷瑛嘉庆二年才任岳州知府，故将索书时间据实改为嘉庆二年。
夏大观受沈廷瑛之托，在綦稿基础上进行增补而为6卷，但未及成而卒。后来，沈廷瑛把《洞庭湖志》补辑本呈送陶澍，请他最后审定。陶因公务繁忙，于嘉庆二十年（1815）转托在京候选的万年淳。陶说万年淳曾参修过《巴陵县志》，熟于地方形势，悉其故实，一定能订正好《洞庭湖志》。于是十八年后，书稿又转回万年淳手上。
万年淳读过稿本，给陶澍写了《与陶侍御商定沈太守〈洞庭湖志〉稿启》一信（唐代称监察御史为侍御，时陶任监察御史，故称陶为侍御），认为夏大观补辑本尚未完备，提出了存在的十六个问题以及解决的办法。陶澍说：“补辑不求快，只求尽量做好。”但万年淳还未及着手，其朋友陈卷山见到此书，借去阅读，不久后，竟携书南归。万多次寄信索要，因路远难以归还。
道光三年（1823）七月，万年淳受命到武汉购米，听说陈卷山在湖南宜章任教谕，就派人前去索回了《洞庭湖志》稿。日夜萦怀于心的八年后，志稿终于又回到了手上！万年淳便针对夏大观补辑本的十六个问题，加班加点地进行了较大规模的修订、增删，由6卷增加到了14卷。如舆图部分，增绘了洞庭湖全图、岳阳楼图、君山图、洞庭秋月图，加上原本的东、西、南、北四图，使洞庭湖全貌及形胜一目了然。艺文部分，收录诗文大大增加，共收录屈原至清代诸家辞赋散文60余篇，诗900余首，并将辞文分骚、赋、考、记、碑记、文、序等十三类，诗分五古、七古等十三体，做到了无题不有、无体不备。星野、事纪等部分，则全部进行了重写。每个部分中，作者还将自己研究成果增附于篇后，与前人主张相对照，不掠美于古，不专断于己，表现了谦逊美德。
由于这些年来，万年淳时时留心并进行有关资料文献的收集，甚至可能到有关地方做过实地考察，所以，工作效率甚高。次年夏，《洞庭湖志》脱稿，呈交陶澍。陶异常高兴，做了一定的修改后，催促他早点付梓，并说：“这本志书是我们南楚（湖南）一大典故，不能不镌板印刷。”陶知道万年淳没有财力刊印，遂动员在皖的湘籍官员解囊资助。陶澍对于《洞庭湖志》的补辑与问世，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道光五年（1825）十月，《洞庭湖志》刻成出版，陶澍在序文中对万年淳的才智与作用给予了充分肯定：“万子博学多通，戛戛独造……是志为华容拔贡綦世基所创，湘潭夏学博大观増辑，以遗沈太守。万子又订之，订讹补缺，倍于前书，其用力勤矣。”
《洞庭湖志》由綦世基创修，经夏大观増辑，到最后万年淳订补刊出，经历了足足七十年。难怪万年淳如此感叹：“时亦久矣！”这既有如释重负的成功喜悦，也有对于该志书复杂多舛的编纂历程的感慨。湖志的问世，依靠的是湖湘士人（包括在湘为官者，如沈廷瑛）前赴后继、不断接力的合作，充分体现了当时经世派关心国计民生、注重实学的集体性格。毫无疑问，万年淳的加入对志书整体质量的提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洞庭湖志》为洞庭湖第一志，也是惟一之志。它第一次分门别类地记述了洞庭湖区湖泊、山峦、水道、洲港、堤垸、税课、兵防、风俗、物产、古迹、祠庙，第一次用编年的办法记载了洞庭湖的禨祥、藩封、战守大事，第一次以“捃摭”的形式记录了洞庭湖区众多的古史、神话、传说和风土人情、宗教信仰方面的遗文逸事，第一次面向整个湖区，最为完备地收录了洞庭湖的历代诗文，其中有些记载、诗文甚至为历代正史、总集所无。
该志最大的特点就是求其实用，不铺张胜景。如万年淳在《洞庭湖志序》中所言：“洞庭之志，则山川险要、古今战守及堤防、水利、赋税诸典章，皆于是焉可稽；今古人文、雄才杰作，欲与洞庭争海涵地负之奇者，皆于是焉可见，亦不似太湖、西湖之志，仅记景物之佳丽、录文词之雕镌而已也。”《事纪》的设置，尤有创意。洞庭湖区历来是多种自然灾害和灾荒的多发之地，也是历代兵家的必争之地，对此有必要做系统的记述。《洞庭湖志》设立《事纪》这一在旧方志中并不多见、特别是在山水志中几乎是空白的门类，则纵向记述了历史各个阶段的大事、要事，能裨益后人防灾抗灾、备战备荒。故《洞庭湖志》一书的编纂主旨与经世派“学术要有益治国理政，从而达到经世致用目的”之主张高度一致。
万年淳能完成《洞庭湖志》一书的订补，是命运对他的补偿，亦是母亲湖对他这位洞庭之子的深情眷顾。
今天，万年淳先生虽然离开人间将近200年，但我们不须有“浩然一长叹，何处觅岸芷”的感慨。因为他的书后人还在读，他的故事还在家乡流传，他经世济民的精神还在人间赓续，我们湖湘子弟正在创造芙蓉国里尽朝晖的崭新历史。
请看，浩淼洞庭上，鸿鹄翔九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