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博客

洞庭湖之子万年淳

2025-03-02 18:54阅读：

http://blog.sina.cn/dpool/blog/u/1141496923

徐启华

有一个人，少年时在洞庭湖畔的岳州府学读书，中年时参与编纂巴陵县志，而历史上唯一的一部《洞庭湖志》则与他结缘一生，真是洞庭湖的有缘人。他就是华容塔市驿人万年淳。

（一）
万年淳（1761-1835），原名康，谱名国翰，号弹峰，又号三康子。乾隆五十七年(1792)举人，曾任安徽六安州同。
他童年即入书塾，聪明好学。十五六岁时，进了堂兄万鸿办的德翳左塾，写诗作文豁然开朗，学业起了飞跃。万鸿担心他安于现状，多次劝去岳阳求学名师。于是，万年淳“从吴建轩夫子学于洞庭之滨”（万年淳《七十自序》语）。“建轩
”是岳州府学教授吴思树的表字。吴思树，湖南新化人，乾隆三十七年（1772）进士，为学强记精思，曾费时数十年，著《通史》千卷。于经史之外，广涉百家传记，旁及道藏佛经，并精于天官星算推步之法，为一代名师。师徒二人一个倾囊相授，一个求学若渴，共同着力，让万年淳在21岁那年成为府学生员（秀才），取得了参加科举考试的入场券。
在吴思树的影响下，万年淳所学甚杂，且多是实用济世之学，于天文、历法、兵防、河渠等，无不深入研究，并且融会贯通。虽然他不注重于科举的学问，常常受到父亲的训诫，但在考试上一点也不含糊。在乾隆五十六（1790）、五十七（1791）两年的府学岁考中，经学、古文、时文三科两场六次考试，每次都稳占榜首，被吴思树认为是岳州读书人中特出的奇人，还受到了主持考试的湖南学政张姚成的激赏。
直到乾隆五十七年（1792）中举，万年淳都在紧张的学习与著述中度过，且成果丰硕，进步惊人：选辑的西汉八家文章付梓；三易其稿，编成《古礼拾遗》（36卷）；探讨《易经》的重要学术著作《易拇》（1997年北京出版社收入《四库未收书辑刊》丛书）已成初稿；将周敦颐传世《通书》四十章，以自己的理解，重新编排顺序。
其间，喜欢游历考察的万年淳，在洞庭湖区的山水田园留下了他的朗吟之声与深深浅浅的屐痕。那首《君山茶歌》应该是那时写下的吧：
君山之茶不可得，只在山南与山北。
岩缝石隙露数株，一种香味那易识。
春来长在云雾中，造物珍重供玉食。
李唐始有四品贡，从此遂为守令职。
……
试挹鹤泉烹雀舌，烹来长似君山色。
……
该诗不仅道出了君山茶的生长特点、品味特色，而且点明了唐朝进贡的历史年代，成为今天研究君山茶难得的史料。由于朗朗上口，流传甚广，对推介君山名茶起到了较大的作用。
他以巴陵本地传说为题材的《巴蛇歌》对巴陵（岳阳）遍地贪酷之吏的现实予以了揭露：“……邑吏贪，致邑多鼠；邑吏酷，令邑有虎。妖孽由人不由物，造物难作苍生主……昔之巴蛇惟巴有，今之巴蛇无处无。”并警告这些败类不要得意忘形，终有一天会受到惩处：“吁嗟乎，封豕长蛇莫喧呼，肥肠饱腹终受屠。”该诗的主题就是关心民生疾苦、痛恨贪酷之吏，大胆敢言也远远超出时辈。
据不完全统计，万年淳存世诗歌仅20多首，但与洞庭湖有关的就有6首之多，洞庭湖已成为他创作的主要源泉之一。
其实，万年淳从进岳阳府学读书起，便与岳阳、洞庭再也分不开了。嘉庆八年、九年（1803-1804），巴陵县修纂县志，他是五位编辑之一。所有参修者要么是府、县官员，要么是巴陵本土名士，只有万年淳一个外县人，可知他当时在岳阳学术圈内占有较为重要的地位。在修志过程中，岳州知府张五纬发现万年淳博学多才，遂聘其为家庭教师。
嗣后，万年淳参加十余次会试，均明珠投暗，名落深山。嘉庆二十四年（1819）会试期间，好友翰林院编修湖北黄冈人李钧简见了万年淳“考场作文”《修己以安百姓》（应是万出考场后默写出的）后说：“这篇文章就像张载先生的《西铭》一样博大精深，考官中恐怕没有能识得其价值的人。”榜出，万年淳果然落榜，李钧简心中久久不能释怀。
道光元年（1821）六月，六十一岁的万年淳通过候选走上仕途，赴任安徽六安直隶州州同（清代知州的佐官）暂别洞庭。在六安的五年里，他还先后代任过知州和霍山、英山、巢县三个县令的工作，最长时间有半年。期间，他将经世致用理想付诸实践，做出了实实在在的政绩，如捐献养廉银，修建防盗栅栏；亲自勘察地形，规划工程，修筑淠河大堤；拆毁紧邻县学的戏台，修葺县学；主持并为主纂修了七十余年来未能续修的县志；借钱抚恤被山洪冲毁房屋的数百家灾民，使之获得妥善安置；到武汉圆满完成采办三万石救灾大米的重任；拒绝重贿，坚持拔擢有真才实学的寒士为案首（童生县考第一名），等等。万年淳关注民生，做事勤慎，每做一件，即能达成效果。道光六年（1826）初，万年淳遭同僚陷害而退出官场，回到洞庭湖滨教书著述。真正能施展身手的就这短短的五年，而且官位也不高，相对于他的初衷与能力来说，为百姓造福有限。

（二）
万年淳补辑《洞庭湖志》一事，是中国文化史与水利史上的一件大事。而且整个编纂过程曲折，与洞庭湖缘去缘来，几番峰回路转，堪称传奇。
华容拔贡綦世基（1702-1763）博学能文，立志写出一本洞庭湖志书，特别留心洞庭湖区的故实。他受聘帮助湖南学政（主管一省教育的官员）叶酉主持文案事务，跟随叶到临湖三府一州八县评阅试卷时，利用所在府州县的志书，凡有关洞庭湖的事迹，大小不遗，分类抄录。三年之内纂成初稿4卷，命名为《洞庭湖志》。未及付梓，綦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病故，书稿由其弟子万图南收藏了。23年后万图南病重，将书稿交给堂侄万年淳，希望他继续完成。万年淳郑重接过遗稿，发现阙略之处甚多，体例设计也不完善。如果重新编排补辑，则需要实地考察，但在短时间内又做不到。乾隆六十年，万年淳考虑到该书虽然尚欠完备，但“考据详覈，采择精当”，“其规模已次第可观”，不失为一部比较好的志书，就给綦世基的学生、宣城县令严克任写信，说明《洞庭湖志》价值特色，商请严克任刊刻《洞庭志》。但严未予响应。
嘉庆二年（1797），岳州府学教授夏大观（号枫江，湘潭人）听说綦世基著有《洞庭湖志》一书，就请岳州知府沈廷瑛（字筠堂，嘉庆二年任岳州知府，四年任长沙知府）写信给华容县令汤诰，请求查访征求。汤诰经由万年淳的同年严克纯（字斗南，严克任的弟弟）得知书稿藏于万家，派人持信取稿。万年淳遂将收藏了11年的《洞庭湖志》全稿交付来人。
夏大观受沈廷瑛之托，在綦稿基础上进行增补而为6卷，但未及完成而卒。后来，沈廷瑛把《洞庭湖志》补辑本呈送时任监察御史的安化人陶澍，请他最后审定。陶因公务繁忙，于嘉庆二十年（1815）转托在京候选的万年淳。陶说万年淳曾参修过《巴陵县志》，熟于地方形势，悉其故实，一定能订正好《洞庭湖志》。于是，18年后，书稿又转回万年淳手上。
万年淳读过稿本，给陶澍写了《与陶侍御商定沈太守〈洞庭湖志〉稿启》一信（唐代称监察御史为侍御，时陶任监察御史，故称陶为侍御），认为夏大观补辑本也尚未完备，提出了存在的十六个问题以及解决的办法。陶澍说：“补辑不求快，只求尽量做好。”万年淳还未及着手，其朋友陈卷山见到此书，借去阅读，不久后，竟携书南归。万多次寄信索要，因路远难以归还。
道光三年（1823）七月，在六安任州同的万年淳受时任安徽巡抚陶澍之命到武汉购米，听说陈卷山在湖南宜章任教谕，就派人前去索回了《洞庭湖志》稿。日夜萦怀于心的8年后，志稿终于又回到了手上！万年淳便针对夏大观补辑本的十六个问题，结合自己这么多年来对洞庭湖调查研究的成果，加班加点地进行了较大规模的修订、增删，增绘舆图，增收诗文，重写星野、事纪等部分，由6卷增加到了14卷。次年夏，《洞庭湖志》脱稿，呈交陶澍。陶异常高兴，做了一定的修改后，催促他早点付梓，并说：“这本志书是我们南楚（湖南）一大典故，不能不镌板印刷。”陶知道万年淳没有财力刊印，遂动员在皖的湘籍官员解囊资助。
道光五年（1825）十月，《洞庭湖志》刻成出版，陶澍在序文中对万年淳的才智与作用给予了充分肯定：“万子博学多通，戛戛独造……订讹补缺，倍于前书，其用力勤矣。”
《洞庭湖志》由綦世基创修，经夏大观増辑，到最后万年淳订补刊出，经历了足足七十年。湖志的问世，是湖南（含岳州）包括在湖南为宦的士人前赴后继、不断接力、无私合作的结果。毫无疑问，万年淳的加入对志书整体质量的提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洞庭湖志》为洞庭湖第一志，也是惟一之志。它第一次分门别类地记述了洞庭湖区湖泊、山峦、水道、洲港、堤垸、税课、兵防、风俗、物产、古迹、祠庙，第一次用编年的办法记载了洞庭湖的禨祥、藩封、战守大事，第一次以“捃摭”的形式记录了洞庭湖区众多的古史、神话、传说和风土人情、宗教信仰方面的遗文逸事，第一次面向整个湖区，最为完备地收录了洞庭湖的历代诗文，其中有些记载、诗文甚至为历代正史、总集所无。
该志最大的特点就是求其实用，不铺张胜景。《事纪》的设置，尤有创意。洞庭湖区历来是多种自然灾害和灾荒的多发之地，也是历代兵家的必争之地，对此有必要做系统的记述。《洞庭湖志》设立《事纪》这一在旧方志中并不多见，特别是在山水志中几乎是空白的门类，纵向记述了历史各个阶段的大事、要事，能裨益后人防灾抗灾、备战备荒。
万年淳一生与洞庭有缘。大湖清水滋润他成长，大湖风涛催开他的才华，大湖府邑给他用武之地。万年淳也深深地热爱着母亲湖，为她写诗作文，为她哺育人才，为她精心作传。历史早已把万年淳的名字与大湖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与此相比，高官厚禄等轻尘矣。一部《洞庭湖志》就是缘分对洞庭之子万年淳深情的眷顾。
（本文有关《洞庭湖志》的评价，汲取了岳麓书社版《洞庭湖志》何培金先生《整理前言》的研究成果，特此说明并致谢）
洞庭湖之子万年淳
洞庭湖之子万年淳
洞庭湖之子万年淳
洞庭湖之子万年淳
洞庭湖之子万年淳

我的更多文章

下载客户端阅读体验更佳

APP专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