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遥：你只有依靠自己，不能混着活下去！
在我们这个星球上，每天都在发生着许多变化。
有人倒霉了，有人走运了；有人在创造历史，历史也在成全或抛弃某些人。
每一分钟都有新的生命、降生到这个世界，同时也把另一些人送进坟墓；这边万里无云，
在我们这个星球上，每天都在发生着许多变化。
有人倒霉了，有人走运了；有人在创造历史，历史也在成全或抛弃某些人。
每一分钟都有新的生命、降生到这个世界，同时也把另一些人送进坟墓；这边万里无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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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灿烂；那边就可能风云骤起，地裂山崩。
世界没有一天是平静的。
——路遥《平凡的世界》
本文系路遥1991年在西北大学的演讲内容
文丨路遥
过去我在这里讲过好多次，没有什么新的意见，希望大家提出一些问题，这样有针对性，要是乱说一通，大家会不满意的。
我是陕北人，清涧县，家是农民家庭，父母现在还在农村种地。
小时候，家里人口很多，弟兄姊妹八个，那时候农村不计划生育。家里很穷，我是老大，七岁时家里不能养活我，把我寄养给另一个家庭。
童年最深刻的印象是饥饿，父亲是一个字不识的农民，性格很软弱，活得很窝囊，过的完全是被抛弃的生活。
别人家的孩子把你打一顿，回来后希望得到家里人的支持，但得到的是他们再打一顿，不要惹事。
所以，在社会上你只有依靠自己，而不可能依靠任何人，这是我那时认识的第一个问题。既然要活下去，就得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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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里把我送到伯父家里，那是延安地区很远的一个县，我几乎没有考虑就答应了。人很小，在家里也无所作为，朦胧地想出去情况会好的，那地方吃的东西多。
七岁时离开家庭，由父亲带着，心情很难受，感到孤独。那是一个非常遥远的早晨，穿着破烂的衣服，一双新鞋，穿起来特别艰难，底层都穿破了。
一路上要饭吃，到伯父家，父亲只揣两毛钱，第一天在清涧县城待一天，第二天黎明穿过这个县城，街道上空无一人，只有一个卖油茶的老头，穿着破烂的衣服。
伯父也是农民，没有孩子，我到了这里可以上学。上学很艰难，很穷。好在学校离家五里路，可以回家吃饭。
当时，衣衫褴褛，裤子破了不敢到别人面前，有人恶作剧，专门把我拉到人群里，惹得哄堂大笑，我很伤心。
小学念完后，就上中学。伯父不让上，他没有孩子，养我是为了照料他晚年的生活，那时就被确定当农民。
为什么让我上学呢？那时是集体制，农民的观念，有一个读书人，认得工分，认得帐就行了。而念完小学，可以达到这个水平，家里便不让我继续读中学了。
当时社会十分混乱，中学要到县城读书，带着家里的粮食，换成粮票吃。不让我念书，心里很难受，这些在小说里有体现，通过不同人物来体现。
当时我与家里达成一个协议，我可以不读书，但是能不能考一次试，考上了，说明我有能力，不让上学，原因是你们大人的。
我参加了考试，县立中学，一两千考生，竞争激烈，只录取二三百人，我名列前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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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不甘，既然考上了，就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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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谈一谈文学方面的经历和活动，谈我的《人生》和《平凡的世界》这两部的情况。
《人生》是我三十岁左右的作品，已成为历史了，明确带有青春的影子，反映了我那时的精神的敏感。是不成熟的东西，但还能继续。
放在当时的环境中考察，这是一部挑战性的作品。大学时，上课不正常，靠自己学，零零星星地学。
我自己建立了严密的学习计划，学习靠自觉，这很重要。我认为人的觉悟期越早越好，当然有些人终生不悟，这是个别情况。
那时侯就思考这样一些问题，我们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怎样生活？混，很容易，但我不愿意那样，
学习计划很严密，自己学俄罗斯文学，欧洲文学史，中国文学史，这些比较可靠，是些代表性作品，沿着这些，自己找书读，阅读了各个时期大部分东西。我把时间分为正式时间和业余时间，这是我的正式时间。
另一种在阅览室，买个饼子，不出来，把当时的文学杂志从创刊号读到终刊号，几乎全部所有的文学杂志，见到了整个文学发展的面貌。
最大不满是中国文学，最大不好就是篇中人物，
对十七年的文学也不满足。“四人帮”打倒后，出现了许多轰动的作品，我还不满足，这些只不过把原来的人物倒个个儿（好人成为坏人，坏人成为好人）。
从艺术上来说，很简单，离文学比较远，我就想尝试一种挑战性的东西，让评论界分不清是好人还是坏人。
三岁小孩都知道你是坏人，刘心武蒋子龙都逃不脱这种模式，仍然在原来的轨道上滑行，仅仅是内容造成的轰动。我有勇气，有信心来挑战，来回答这个问题。这是《人生》的思想背景和动机。
我当时认为我抓住了一些东西，最起码对中篇来说，我会提供新的东西。写作处于封闭、狂热的状态，在陕北一个县城招待所写成的，共21天，鼻子、嘴溃烂，写作是一种熬煎。
整晚整晚都在招待所院子里转来转去，招待所领导半夜拉开窗帘往里看我干什么？认为我是神经病，就给县上领导反映，县上领导对他说人家写东西，不让打扰。
那是全身心的投入，睡觉时睡不着，工作十八九个小时，背着手稿走了一圈。《人生》在精神上准备了好几年，结果引起了争议，我当时就意识到，我知道会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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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写完后，导致了我的灾难性生活，因为这打乱了生活，来人，电话，电报，各种各样都来，十分烦乱。不同剧种，包括电影电视，都来人，要求改编。
有时候一封电报半夜打来，以为是家里人死了。原来是一个导演，简直气得你没办法。我很痛苦，我不是圣人。
当然，
一个人真正的快乐在过程中，不在结果。所以我这时特别怀念创作生活，不愿受这种热闹的生活。我性格孤僻，不愿接触社会，一遭到困难时，回到陕北的沙漠中。
沙漠是我很向往的地方，一个人长时间躺在那里，感到博大，思想延伸很远，看清自己，做出判断，规划下一步怎么办。必须脱离这种生活，过另外一种生活，
这时想起了十八九岁时，记起要做一件大事，而做这件大事时，必须在四十岁以前。
梦想随时间推移而消散，但具备一定条件后，少年的梦想突然就会闪现，许下个愿、诺言，或者吹过一个牛皮，于是作为严肃的问题提到面前，开始就考虑困难很大。
这一部（《平凡的世界》）有两个困难。首先是漫长的过程，这一般很长时间，将要在文坛上消失，这样的牺牲，如果有成绩，是安慰，如果失败，就完了，葬送了自己。
这种决定是人生的赌博（这个词恐怕用的不恰当），把青春押在赌注上，这意味着把最好的年华投入到不可知的环境里。
离开了暖融融的《人生》，到冰天雪地里。
我很不服气，我必须试图跳过，人就是要保持这种劲头。从沙漠出来，我觉醒了，义无返顾，是刀山也要过去，不顾一切地投到这部作品里。
为此做了大量的准备，一步一步来，给自己规定了阅读一百部长篇的计划。这次是带着目的来阅读，看能不能发现新东西。
在准备过程中，对未来的创作的精神状态，不按任何人的方式来创作，我把它叫作“无榜样意识”，但这必须在有无数榜样的基础上，自己先找到榜样，阅读和写作一样重要。
任何地方都有书，厕所里也有，十之八九全读了，有些作了重要阅读，《安娜·卡列尼娜》读了三遍，《创业史》读了七遍，一边是学习，一边有意识对这些大师挑剔。
柳青是重点，我专门挑剔。如柳青认为人物应不慌不忙地出，我就不同意。人物应在最关键、紧要处出现，出现早的话，表现机会多，性格就丰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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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凡的世界》反映1975—1985这十年间农村、工矿、城市各个方面的社会生活，全景式。
我认为这一段时间是中国转型期的前奏，充满了密集性的社会事件与政治事件。要求特别详尽的背景材料，故事可以编。
翻报纸，《人民日报》、《陕西日报》、《参考消息》、《延安报》十年的合钉本，堆了半房子，一天一天的翻，做笔记，在整个描写过程中，我可以在笔记上找到各种的事情，这样故事就建立在比较可靠的基础上。
另一种准备是生活。生活尽管熟悉，但我要重新到位，细细看，譬如一个烧砖厂，我经常去，看扒土、打坯、倒坯、进窑、烧火，还有贷款、税收等等资料。
有时趁人不在，偷着撕一张税务发票夹在笔记本里就走，能用就用，经常就带着美国总统那种皮包，进村时，带着两个大箱子。（补充：前面说到阅读时，除长篇外，还读专业性书，知识性的小册子。）
每回回来，衣服脏了，回到宾馆，躺在红地毯上，洗个澡，舒舒服服，然后又进村，住饲养室。还有不熟悉的生活，如煤矿，所以第一部就拿到煤矿里写，可以逐渐熟悉，为下两部做准备。
在铜川煤矿，兼了个宣传部副部长，这里几万人，生活条件差，一间小会议室改做卧室兼办公室。这里食堂只有米饭、馍、咸菜，连鸡蛋、豆腐都没有（我平时不吃大肉，靠鸡蛋维持）。
写作艰难，想起来不寒而栗。晚上只睡五六个小时，起来还得走到桌子前，继续写，我自己来说服自己，像哄小孩一样哄自己。看见桌子，像上沙场一样。
一个冬天，几乎和任何人不说话，语言能力都丧失了，很孤单。每天吃完晚饭后，散一会步，机器似的。工作特别紧张，上厕所都拿着笔、纸，一到地方，才知道不能上，跑回来放下武器再去。
我把一章一章的计划写成表贴在墙上，一、二、三、四、五.今天又消灭了一章，心里就很高兴。半夜里听见火车吼叫，想象着火车，意味着情人的约会，或久别重逢的欢喜。
有一天火车一叫，我自己就放下笔，披上破棉袄，到火车站去，这是拉煤的车，不是客车。我是在这试图接一个人？或是谁来看我了？叹一口气，又回来。
到礼拜天六，我从自己的房子向外看对面的家属楼，灯火通明，每个窗户后面都在炒菜，喝酒，外面下着雨加雪，而我一个人。那边楼上的灯最后熄灭了，窗帘一个一个地拉起来...这是自己的选择，无办法，涌出热辣辣的眼泪。
第一部初稿很艰难，坐在吉普车上感到难受，回到城市后看到街道两边的小吃，非常眼馋，这些对一个饥饿的人来说，就是山珍海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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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结束后，身体完全就垮了，第一天写完，第二天就爬在地下起不来了。靠着精神，斜着身子抄完稿子，浑身没有劲，只有膝盖上还有劲，趴在地板上，整理稿，每吸一口气，费九牛二虎之力，得一种怪病，气能吸进去吐不出来。
世界没有一天是平静的。
——路遥《平凡的世界》
本文系路遥1991年在西北大学的演讲内容
文丨路遥
过去我在这里讲过好多次，没有什么新的意见，希望大家提出一些问题，这样有针对性，要是乱说一通，大家会不满意的。
我是陕北人，清涧县，家是农民家庭，父母现在还在农村种地。
小时候，家里人口很多，弟兄姊妹八个，那时候农村不计划生育。家里很穷，我是老大，七岁时家里不能养活我，把我寄养给另一个家庭。
童年最深刻的印象是饥饿，父亲是一个字不识的农民，性格很软弱，活得很窝囊，过的完全是被抛弃的生活。
别人家的孩子把你打一顿，回来后希望得到家里人的支持，但得到的是他们再打一顿，不要惹事。
所以，在社会上你只有依靠自己，而不可能依靠任何人，这是我那时认识的第一个问题。既然要活下去，就得靠自己。
0
家里把我送到伯父家里，那是延安地区很远的一个县，我几乎没有考虑就答应了。人很小，在家里也无所作为，朦胧地想出去情况会好的，那地方吃的东西多。
七岁时离开家庭，由父亲带着，心情很难受，感到孤独。那是一个非常遥远的早晨，穿着破烂的衣服，一双新鞋，穿起来特别艰难，底层都穿破了。
一路上要饭吃，到伯父家，父亲只揣两毛钱，第一天在清涧县城待一天，第二天黎明穿过这个县城，街道上空无一人，只有一个卖油茶的老头，穿着破烂的衣服。
伯父也是农民，没有孩子，我到了这里可以上学。上学很艰难，很穷。好在学校离家五里路，可以回家吃饭。
当时，衣衫褴褛，裤子破了不敢到别人面前，有人恶作剧，专门把我拉到人群里，惹得哄堂大笑，我很伤心。
小学念完后，就上中学。伯父不让上，他没有孩子，养我是为了照料他晚年的生活，那时就被确定当农民。
为什么让我上学呢？那时是集体制，农民的观念，有一个读书人，认得工分，认得帐就行了。而念完小学，可以达到这个水平，家里便不让我继续读中学了。
当时社会十分混乱，中学要到县城读书，带着家里的粮食，换成粮票吃。不让我念书，心里很难受，这些在小说里有体现，通过不同人物来体现。
当时我与家里达成一个协议，我可以不读书，但是能不能考一次试，考上了，说明我有能力，不让上学，原因是你们大人的。
我参加了考试，县立中学，一两千考生，竞争激烈，只录取二三百人，我名列前茅。
0
我心不甘，既然考上了，就要上。
0
现在谈一谈文学方面的经历和活动，谈我的《人生》和《平凡的世界》这两部的情况。
《人生》是我三十岁左右的作品，已成为历史了，明确带有青春的影子，反映了我那时的精神的敏感。是不成熟的东西，但还能继续。
放在当时的环境中考察，这是一部挑战性的作品。大学时，上课不正常，靠自己学，零零星星地学。
我自己建立了严密的学习计划，学习靠自觉，这很重要。我认为人的觉悟期越早越好，当然有些人终生不悟，这是个别情况。
那时侯就思考这样一些问题，我们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怎样生活？混，很容易，但我不愿意那样，
学习计划很严密，自己学俄罗斯文学，欧洲文学史，中国文学史，这些比较可靠，是些代表性作品，沿着这些，自己找书读，阅读了各个时期大部分东西。我把时间分为正式时间和业余时间，这是我的正式时间。
另一种在阅览室，买个饼子，不出来，把当时的文学杂志从创刊号读到终刊号，几乎全部所有的文学杂志，见到了整个文学发展的面貌。
最大不满是中国文学，最大不好就是篇中人物，
对十七年的文学也不满足。“四人帮”打倒后，出现了许多轰动的作品，我还不满足，这些只不过把原来的人物倒个个儿（好人成为坏人，坏人成为好人）。
从艺术上来说，很简单，离文学比较远，我就想尝试一种挑战性的东西，让评论界分不清是好人还是坏人。
三岁小孩都知道你是坏人，刘心武蒋子龙都逃不脱这种模式，仍然在原来的轨道上滑行，仅仅是内容造成的轰动。我有勇气，有信心来挑战，来回答这个问题。这是《人生》的思想背景和动机。
我当时认为我抓住了一些东西，最起码对中篇来说，我会提供新的东西。写作处于封闭、狂热的状态，在陕北一个县城招待所写成的，共21天，鼻子、嘴溃烂，写作是一种熬煎。
整晚整晚都在招待所院子里转来转去，招待所领导半夜拉开窗帘往里看我干什么？认为我是神经病，就给县上领导反映，县上领导对他说人家写东西，不让打扰。
那是全身心的投入，睡觉时睡不着，工作十八九个小时，背着手稿走了一圈。《人生》在精神上准备了好几年，结果引起了争议，我当时就意识到，我知道会是这样的。
0
《人生》写完后，导致了我的灾难性生活，因为这打乱了生活，来人，电话，电报，各种各样都来，十分烦乱。不同剧种，包括电影电视，都来人，要求改编。
有时候一封电报半夜打来，以为是家里人死了。原来是一个导演，简直气得你没办法。我很痛苦，我不是圣人。
当然，
一个人真正的快乐在过程中，不在结果。所以我这时特别怀念创作生活，不愿受这种热闹的生活。我性格孤僻，不愿接触社会，一遭到困难时，回到陕北的沙漠中。
沙漠是我很向往的地方，一个人长时间躺在那里，感到博大，思想延伸很远，看清自己，做出判断，规划下一步怎么办。必须脱离这种生活，过另外一种生活，
这时想起了十八九岁时，记起要做一件大事，而做这件大事时，必须在四十岁以前。
梦想随时间推移而消散，但具备一定条件后，少年的梦想突然就会闪现，许下个愿、诺言，或者吹过一个牛皮，于是作为严肃的问题提到面前，开始就考虑困难很大。
这一部（《平凡的世界》）有两个困难。首先是漫长的过程，这一般很长时间，将要在文坛上消失，这样的牺牲，如果有成绩，是安慰，如果失败，就完了，葬送了自己。
这种决定是人生的赌博（这个词恐怕用的不恰当），把青春押在赌注上，这意味着把最好的年华投入到不可知的环境里。
离开了暖融融的《人生》，到冰天雪地里。
我很不服气，我必须试图跳过，人就是要保持这种劲头。从沙漠出来，我觉醒了，义无返顾，是刀山也要过去，不顾一切地投到这部作品里。
为此做了大量的准备，一步一步来，给自己规定了阅读一百部长篇的计划。这次是带着目的来阅读，看能不能发现新东西。
在准备过程中，对未来的创作的精神状态，不按任何人的方式来创作，我把它叫作“无榜样意识”，但这必须在有无数榜样的基础上，自己先找到榜样，阅读和写作一样重要。
任何地方都有书，厕所里也有，十之八九全读了，有些作了重要阅读，《安娜·卡列尼娜》读了三遍，《创业史》读了七遍，一边是学习，一边有意识对这些大师挑剔。
柳青是重点，我专门挑剔。如柳青认为人物应不慌不忙地出，我就不同意。人物应在最关键、紧要处出现，出现早的话，表现机会多，性格就丰富了。
0
《平凡的世界》反映1975—1985这十年间农村、工矿、城市各个方面的社会生活，全景式。
我认为这一段时间是中国转型期的前奏，充满了密集性的社会事件与政治事件。要求特别详尽的背景材料，故事可以编。
翻报纸，《人民日报》、《陕西日报》、《参考消息》、《延安报》十年的合钉本，堆了半房子，一天一天的翻，做笔记，在整个描写过程中，我可以在笔记上找到各种的事情，这样故事就建立在比较可靠的基础上。
另一种准备是生活。生活尽管熟悉，但我要重新到位，细细看，譬如一个烧砖厂，我经常去，看扒土、打坯、倒坯、进窑、烧火，还有贷款、税收等等资料。
有时趁人不在，偷着撕一张税务发票夹在笔记本里就走，能用就用，经常就带着美国总统那种皮包，进村时，带着两个大箱子。（补充：前面说到阅读时，除长篇外，还读专业性书，知识性的小册子。）
每回回来，衣服脏了，回到宾馆，躺在红地毯上，洗个澡，舒舒服服，然后又进村，住饲养室。还有不熟悉的生活，如煤矿，所以第一部就拿到煤矿里写，可以逐渐熟悉，为下两部做准备。
在铜川煤矿，兼了个宣传部副部长，这里几万人，生活条件差，一间小会议室改做卧室兼办公室。这里食堂只有米饭、馍、咸菜，连鸡蛋、豆腐都没有（我平时不吃大肉，靠鸡蛋维持）。
写作艰难，想起来不寒而栗。晚上只睡五六个小时，起来还得走到桌子前，继续写，我自己来说服自己，像哄小孩一样哄自己。看见桌子，像上沙场一样。
一个冬天，几乎和任何人不说话，语言能力都丧失了，很孤单。每天吃完晚饭后，散一会步，机器似的。工作特别紧张，上厕所都拿着笔、纸，一到地方，才知道不能上，跑回来放下武器再去。
我把一章一章的计划写成表贴在墙上，一、二、三、四、五.今天又消灭了一章，心里就很高兴。半夜里听见火车吼叫，想象着火车，意味着情人的约会，或久别重逢的欢喜。
有一天火车一叫，我自己就放下笔，披上破棉袄，到火车站去，这是拉煤的车，不是客车。我是在这试图接一个人？或是谁来看我了？叹一口气，又回来。
到礼拜天六，我从自己的房子向外看对面的家属楼，灯火通明，每个窗户后面都在炒菜，喝酒，外面下着雨加雪，而我一个人。那边楼上的灯最后熄灭了，窗帘一个一个地拉起来...这是自己的选择，无办法，涌出热辣辣的眼泪。
第一部初稿很艰难，坐在吉普车上感到难受，回到城市后看到街道两边的小吃，非常眼馋，这些对一个饥饿的人来说，就是山珍海味。
0
第二部结束后，身体完全就垮了，第一天写完，第二天就爬在地下起不来了。靠着精神，斜着身子抄完稿子，浑身没有劲，只有膝盖上还有劲，趴在地板上，整理稿，每吸一口气，费九牛二虎之力，得一种怪病，气能吸进去吐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