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村又一庄

2022-09-06 11:18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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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至今我生活过好几个村庄，真是路迢迢水长长，走了一村又一庄。我是出生于陕南山阳县，大一点到了关中淳化和泾阳，大学毕业我又到了新疆，本来我以为出生的那个村庄就是我的故乡，结果我祖母活着时颠覆了我所有想象。小时候她一会儿说湖北郧西县城开盐铺子的事，一会儿说在洛南县城怎样开蜡烛铺子和水果铺子，一会儿鸡冠山龙驹寨往事，一会儿她童年在一个叫雪沟的地方，她的父亲如何把她一个人锁在家里，自己如何与窗外的野狼为伴，最后被送到龙驹寨做我爷爷的童养媳，搞得我真不知哪儿是故乡，最后才知道老家在丹凤龙驹寨的一条街上，这里成了我从未生活过的故乡。我出生在农村，长在农村，走出农村时，我用深情的眼神望着曾经生活的土地，那一个个村庄好像都有我的影子。

银花河畔上的村庄

银花河是长江的一条支流，准确些说她是丹江的支流，我出生的村庄就坐落在银花河畔上。这里山大沟深，属于秦岭深处，我出生于一个腊月天，那时银花河水清亮清亮，在银花公社上班的父亲从街上背回了过年的货物，刚放下行李，我就出生了。从此我一直把银花一个叫上店子的村庄当作了故乡，我想我不能没有故乡。
上店子一共有八个自然村，我所在的自然村叫陈家碥，那时有31户人家，主要以张、

贾两姓为主，其他姓氏基本都是外来户，我们家就是外来户，因为祖父去世后，我祖母雇了六个伙计带着我父亲从湖北郧西回龙驹寨，走到中村时被土匪抢了，祖母不得不改嫁陈家碥张姓人家。这个小村正好坐落在银花河畔，背靠山面依水，可谓依山傍水。我父亲那时八九岁开始给人家放牛，仅读了两三年书，解放那年，15岁的父亲参加工作，这也成了他以后教训我的资本：男长十二寄父志。直到1962年，他受到彭德怀事件牵连出事，那时我还是两岁的幼儿，根本不记事，甚至连他的模样都不记得。
所以，在我心目中，陈家碥永远都抹不去的故乡，尽管村里如今已经没有我一个亲人，甚至没有一座祖坟，但是不管我走到哪里，只要说到故乡，我的脑海里立即显现上店子村陈家碥的模样。我在这个村子生活了11年，从小一直跟祖母生活在一起，她是标准的丹凤人，她虽然跟祖父长期在外做生意，却永远改变不了龙驹寨口音和生活习惯。比如她教我打草鞋，鼓励的口头禅：头一双瞎，第二双卖，第三双就上龙驹寨。她张开一个“州河”“鸡冠山”，让我总是云里雾里。
陈家碥沿着银花河两边全是水稻地，河里永远有捉不完的鱼，可谓鱼米之乡。只是那会儿人们不会烹饪鱼，抓到的鱼只有一种烹饪方法，就是用油炸着吃，稻田里的青蛙，渠沟里的黄鳝、泥鳅，田间的蜗牛从来不吃。我们小时候把黄鳝在渠沟里打得乱叫，抓泥鳅就用桃树叶子白灰和在一起，往水潭里一闹就是一笼子，泥鳅没人吃只好喂鸡，现在想来，那是多么可惜的事。另外就是陈家碥的山坡上长满了油桐树、核桃树，只是在计划经济时代，抱着金山人们并不富裕，因为这一切都是集体的，打下的核桃、桐籽要交给国家。
我在这里上学到三年级，先在岬峪沟小学，后在上店子小学，因为银花河老发洪水，后来又转入岬峪沟小学。这期间，我亲眼见证过无数场批斗会，特别是批斗和打骂公社书记王兴权，在我家门口亲眼目睹捆绑殴打批斗地主分子张新有，见证过随便打死“黑五类”分子，特别是打死我们村地主张义庆一家三口事件等，这些就像我的噩梦，让我心有余悸，那时以出身划分阶级，在孩子们中间自然形成两个阵营，出身好的和不好的，直到今天说起批斗会，我都会胆颤心惊。当时，上店子有个阶级斗争泥塑馆，里面全是“黑五类”分子的泥像，每次只要去我姨家都要经过这里，我总是害怕得提心吊胆。
1970年我父亲被放出来，我却并不认识他，第二天大队开批斗会，让我父亲去陪斗，会场就在上店子小学操场，许多同学都知道我父亲回来了，而我父亲觉得无脸见人，当天晚上就去了我姑姑家，在我们毫无知情的情况下，出了山外。1971年9月，银花河的洪水刚刚消退，我们家不得不背井离乡，翻越秦岭奔向关中，那是我最不想离开的地方。

黄土高坡上的村庄

后台子是一个只有8户人家的自然村，隶属吴古寺大队，我们去时有30多口人，分别来自河南、湖北、山东、陕南好几个地方，这个小村属于咸阳北部淳化县，我不知我父亲怎么会联系上老布叔。老布叔名叫布家让，一名老共产党员，后台子生产队队长，我父亲自从那场批斗会后就去咸阳北部的淳化找到老布叔，他们是老朋友，也许他们是在游击队时就认识，因为有老布叔，他先在后台子生活一段时间，等办好了一切迁移手续，才回到村里接我们，从此我们开始定居淳化。
这里是标准的黄土高坡，漫山遍野都是酸枣树，一排土窑洞挂在半山腰上，窑洞不知几百年还是几十年了，也不知住过多少人，由于年久烟熏火燎，所有的窑洞都被熏得黑乎乎的，每个人从窑洞出来，几乎与原始人差不多。村里最困难的是吃水要到沟里去挑，挑一担水来回也得一个小时。后台子由于地多人少，即使七十年代最困难时期，后台子从来不缺吃的，因而吸引了许多外地人，那时候到处搞阶级斗争，由于贫穷饥饿，人人自危，而后台子俨然一个世外桃源。这要得益于老布叔的领导，他绝对年年超额完成国家公粮，也绝对留足大家的分配，即使大队有人动员把粮食全部交给公家，老布叔从来不为所动，他心中有数，脑子从不发热。另外对于后台子一些没有户口的外省人，老布叔并不驱赶和歧视，而是给予一定的承包活，即使没有户口，他们也能生存。
后台子虽然人少，光棍儿汉却特别多，是有名的光棍儿村，每个人经历都极其复杂，比如老唐叔、老三叔兄弟俩、志孝叔一家老少三代4口人、老夏叔父子、进财叔等都是光棍儿，有的离了，有的老婆去世了，有的根本就没结过婚，那时能吃饱饭已经很好了，后台子虽然不缺吃，自然环境并不好，我在这里从来没见过谁家娶媳妇。老唐叔叫唐国治，河南南阳人，参加过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救过排长，负过伤，转业后在煤矿工作，因为要下煤窑他不干了，一个人跑到后台子任副队长，他为人耿直，对左一套非常反感，举个例子，当时不让私人养羊，因为那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老唐叔不管，他一个人养了5只，大队书记干涉，他敢对着干：“妈那个毛，老子就养了，过年还要吃羊肉！”，其实他的羊肉包子我也吃了；志孝叔一家是陕南商县人，父亲据说做过旧社会的县长，写得一手好字。他哥哥曾在机关工作，有文化聪明了得，1962年被下放。侄子任行斌比他年长，身高体壮，一表人才，参加过1962年中印反击战，据说，他一个人曾经面对十几个敌人，他用刺刀刺死过7个敌人，最后因为刺刀变软，被敌人的刺刀刺穿腹部，直到后续部队救了他的命，我每次看到他腹部七八寸的刀伤，不禁肃然起敬。志孝叔有文化，长得风流倜傥，20多岁好像什么都懂。当然，后台子也出过几个大骗子，像我同学马小利的舅舅、朱仓文等，我们去后台子时，他们已经离开了，完全不属于后台子人，但他们时常会回来，总是穿着时髦，身边经常带着漂亮姑娘，不知道是炫耀还是什么，但大家都知道他们能说会道。
我在后台子生活了四年，据说改革开放后，老唐叔、任行斌作为退伍军人国家都落实了政策，生活有了保证，老唐叔、老三叔、老四叔、进财叔、志孝叔和他侄子都成了家有了老婆，我真为他们高兴。我一直想，有机会一定要以后台子为背景写一部长篇小说，这是我印象最为深刻的一个村子。

泾河北塬上的村庄

1975年老布叔一家从后台子搬到泾阳，我们家也搬到泾阳，虽然淳化、泾阳两个县是邻县，因为泾阳号称关中“白菜心”，淳化以山地旱塬为主，自然环境差别比较大，所以那时我们把迁入泾阳当做理想。老布叔一家迁入张家山，我们迁入兴隆村。
兴隆村是个有着5000人的大村庄，13个生产队交错在一起，我们正好住在4小队，紧挨公社（现在兴隆镇政府所在地），与兴隆中学一墙之隔。那时除了公社、卫生院、学校、供销社、拖拉机站、兽医站外，村里都住地坑窑洞，远远望去，只见树木，不见房屋，进地坑院要走一个长长的门洞，下到院子四四方方，四周是窑洞，窑洞里冬暖夏凉，这比在淳化生活的悬崖窑洞显得格外温馨。
迁入兴隆村，我已经上初中一年级，这里出门一马平川，地是水浇地，吃水是水窖水，因为水渠不是长流水，一是从淳化下来的冶峪河黑松林水库的水，二是从泾河经过几个机站抽上来的水，水窖里的水就是每次浇地放进的水，主要保证人畜正常用水。据说以前这里严重缺水，有一个顺口溜：兴隆庄缺水庄，拿马尿煮米汤。后来，省上来了一个钻井队，在兴隆村打出一口深井，从此家家有了自来水。
我所在的小队几乎都姓杨，实际都是一个家族的，后来发现整个兴隆公社都是这种格局，比如郭庄、符庄、西李、东李、南程、北程、岳家庄、任家庄……兴隆四队只差没叫杨家庄。这些村庄都非常古老，说不出有什么地域文化，大家都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村里没有岀过什么大人物，更没有见过村里有什么大儒、大地主之类。兴隆作为关中一个普通村庄，大家都喜好听秦腔，如果县剧团来，八乡五村会蜂拥而至，不像我从小听惯了花鼓戏，却并不喜欢秦腔。
从1975年到1980年，我在这个村子生活了五年，除了初中毕业回农村当了半年农民外，我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上学，谈不上很深的感情，更谈不上融入，吃了几年玉米搅团，胃里多了些红薯，实际比以前的生活退步不少。给我印象最深的，兴隆人都安于现状，永远觉得自己的地方是最好的地方，所以大学毕业我去了新疆，从没想过回泾阳居住。兴隆村只是我的一段经历，说不上留恋，那里只留下父亲、姐姐、姐夫几座坟茔。

沙漠边缘上的村庄

2015年为了响应新疆自治区“访惠聚”的号召，我去了距乌鲁木齐1600公里外的南疆英艾日克村，这个村位于喀什地区伽师县和夏阿瓦提镇，这是一个维吾尔族村庄，全村有1900多口人，村名英艾日克翻译过来是“新渠”的意思。我们一起驻村的同事有8个人：刘宏敏、付玮、王箭金、李发锋、李志国、买买提艾力、阿塔乌拉和我。“访惠聚”的意思就是“访民情，惠民生，聚民心”，这是自治区的一项重大决策部署，作为一名党员，参加“访惠聚”工作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在南疆驻村，我算8个人中年龄最年长的，对我们来说，驻村最大的障碍是语言，当时南疆的维吾尔族农民几乎不会说国语，由于前些年受极端宗教蛊惑影响，孩子们几乎不上学，村里许多年轻人都是文盲，到了村里才真正明白“访惠聚”的必要性。买买提艾力、阿塔乌拉是当地维吾尔族税务干部，充当我们的翻译。其实我们下乡之前培训了两个星期的维吾尔语，但掌握的词汇很少，要学会一个民族语言，还需要很长一个过程，离开翻译我们就只能靠比划和连蒙带猜。这一年我们深入到了四个村民小组的每一家，建立了每一家的台账，先后通过朋友为村里集资400多万元，为村里建起了羊圈、青储饲料窖、红色电影院、小卖部、村民活动中心，硬化了村里的道路，平整了近2000亩土地等等，与村民建立了很深的感情。
我们8人住在村委会的安居房里，像亲兄弟一样，几乎没有红过脸，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目标一致，就是“访民情、惠民生、聚民心”。每天面对五星红旗，让我们心生敬意。周一早上与村民一起参加升旗仪式，爱国之情油然而生，我常常自问的问题：没有国哪有家。南疆夏季特别热，那一年外面47、8度的高温，房间就是37、8度的高温，整晚上睡不成觉，床单是滚烫的，工作队长刘宏敏给每人买了一个凉席，睡上去把肌肉烫得能流油，最后只好把凉席卷起，等真正入睡，也得到凌晨三四点以后，确实让人崩溃。每天晚上我只好把毛巾浴巾打湿，搭在背上，贴在胸前，然后每十分钟更换一次，开始写作驻村生活日记，编写4个工作队的信息简报，有空再练练毛笔字，日子就是这样过的。
在英艾日克村驻村一年，我的一部驻村散文集《英艾日克的早晨》出版了，这是在我所有住过的村庄中，写下最多文字的村庄，我为自己的真诚而感动。在英艾日克村，我记住了许多维吾尔农民的名字，他们的故事都写在我的书里，我也曾真切地做过村里的“地汗”（即农民）。
现在，我又回归到了城里，而在农村的一幕一幕像过电影一样，也许我到了回顾的年龄，总是在早晨徒步锻炼时，一个人会在不知不觉中想起以前的许多往事，特别是我生活过的农村，凡事我居住过的地方，印象都极其深刻，村里的人，村里的事，时时浮现在眼前，特别是前面的三个村庄，正是自己幼年、童年、青少年时期，经历了整个文革，有些经历不堪回首。同时，我也经历了改革开放的整个过程，赶上高考制度恢复，目睹了今天国家天翻地覆的巨大变化，我为今天的伟大祖国而自豪，感谢这个美好的时代。
在我脑子里永远储存着银花河、黄土高坡、泾河北塬、南疆绿洲。如果有机会，我还想去自己生活过的村庄看看，这些村庄即使不是故乡，却曾经养育了我，血液里流淌着那些土地的感情，并有着无尽的乡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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