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山文化中的西夏遗踪
2026-02-05 09:11阅读：
随着西夏陵成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丰富璀璨的西夏文化也日益引发世人关注。在泰山文献典册中，便多次显现西夏文化的印迹。
西夏与泰山发生联系，可追溯至宋真宗封禅时。西夏首领李德明因东封大典，遣使来泰山献礼（《宋史》卷二四四《外国传一·夏国上》）。随着夏人与泰山地域的频繁互动，泰山信仰也传播至党项。现代出土之西夏写经残页，文中有“敬礼岳帝神”之语（雷润泽《中国古代建筑·西夏佛塔》，文物出版社1995年版，第48—49页），古人所称“岳帝”，除特别标明是指西中南北各岳外，一般均指东岳，此段写经文字即为泰山信仰在西夏之体现。
西夏灭亡后，其遗民大量进入中原，许多精英人物出仕元廷。泰山附近为党项族聚居之一，据《通制条格》载：至元三十年（1293）五月，元廷下令：“乐实宣慰司所辖的益都府、济南府、般阳路、宁海州、泰安州、东平府等个城子”，“河西每”“汉儿人每”应依时狩猎，不得违反（黄时鉴校《通制条格》卷二八，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303页）。可见这一带河西人（即原西夏人）不在少数。泰山有数方元代碑记，即出自西夏族众的手笔或与其族相关。
其一为著名的“大灵岩寺”碑。此碑高2.2米，字径
58厘米，位于长清灵岩寺山门，系元至正四年（1344）代山东东西道肃政廉访副使杨文书讷题书。据山东东路都转运盐使僧家奴《书大灵岩寺碑阴记》称：“有大刹曰灵岩，实山东一大壮观也。山川峻秀，殿宇雄杰，碑述已详。而有大阙者，纪寺之名未有一书者焉。今山东宪副双泉公，至正三年（1343）夏，分道益都讞獄，路次其中，迤逦周览，徐与长者定岩言曰：‘名寺之揭，犹有所遗，求时名公能书者，以书之敬请。’长老合掌而言曰：‘非小弟之幸，佛教之大幸也。’于是日留于心，为事倥傯，弗暇及焉。秋，复按及郡邑，实所隶，欲酬前日之语，地僻又乏能书者，试自为之。操笔一挥，深中其规，而骨力老健，虽古之善名家者，未知谁先后也。”碑文最末介绍书者身世：“公西夏世家，名文书讷，字国贤，双泉自号。”碑中杨文书讷，出西夏儒学世家。其父杨朵儿只曾任御史中丞，因刚正触怒权贵遇害。杨文书讷曾任山东东西道肃政廉访副使，主持修复尼山、洙泗书院，并推动佛教文化发展。尤以书法著称（至正二年曾书《济南路庙学新垣记》等），其碑融合魏唐楷体，顿挫有力，清代阮元评价其“笔法整严，神采秀劲，元碑之完善者”（《山左金石志》卷二四）。与《灵岩寺颂碑》《息庵禅师道行碑》并称“灵岩三大名碑”。
另外石刻搜访者庄生先生在泰山北麓玉函山发现一方“佛峪题名记”，镌于后至元六年（1340）庚辰秋，题名于“山东廉访副使珊竹忽里今赤希仁”后，列有“事西夏别台辅臣”。别台其人，见于嘉靖《广西通志》卷五：“别台，唐兀人。元统二年（1334），以中顺大夫任（广西岭南道肃政廉访司佥事）。”又佛峪有至正三年（1343）六月山东西道肃政廉访使察罕等题记，见于缪荃孙《艺风堂金石文字目》卷十七著录：“察罕（普华）等题名，刘清卿文，正书，至正三年夏六月。在山东历城佛峪。”今台北“中研院”史语所存有拓片，其题名中存有“副使文书讷”及“别台辅臣”残字，堪与上刻互证。据此题记，别台字辅臣，在元后至元及至正间曾官山东肃政廉访道佥事。可补其生平之阙。
在新发现的元皇太后答己致祭泰山残碑中，也出现西夏人名字。碑文内有“闯伯稽首”云云，盖为撰者自述之词。此人当为李闯伯。闯伯字文谦，西夏宁州人，后徙大同。幼入宿卫，至元十七年（1280）授武略将军、太原路坚州达鲁花赤兼诸军奥鲁，总制宣政、隆禧、崇祥院，至大时任江浙行省参知政事、资政大夫，封陇西郡公。据考为入元之西夏遗民（张琰玲《西夏遗民文献整理与研究》，凤凰出版社2019年版，第246页）。此碑为其仅见之佚文。
在新泰石莱白马寺，今存元代《重修石城禅寺之记》碑，立于至元二十九年（1292），记录僧众重修石城寺（即白马寺）之事。其碑最末题名为“唐兀大师广海”。唐兀为元代蒙古语党项一词的音译，兼指党项人及其所建西夏。西夏佛教盛行，入蒙元后，原西夏地区僧人充分利用大一统的局面，进入中原开展佛事活动。最著名者为杨琏真加，深受元世祖宠信，曾任江南省总摄。根据《重修石城禅寺之记》碑题名，可知元初西夏僧人已至泰山地域，并参与了寺院营建。
由于泰山文化与西夏族裔的密切交融，泰山信仰深度融入党项族群之中。唐兀诗人余阙《拟古》以泰山抒志：“乔乔千丈松，孤生泰山隈。凝霜裂其肤，层冰断其柢。”（《青阳集》卷一），族人甚至以泰山为其名号，据杨维桢《云岩说》称：“岿然而高者，泰山之岩也；悠然而生者，泰山之云也。方其触石而出，肤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其利泽之及物，可谓广矣。……西夏鲁侯宗岱自号云岩，其在贵公子时，已怀瑞世泽物之志。”（杨维桢《铁崖文集》卷五）从夏人取名“宗岱”一事上，便不难看出泰山对西夏文化濡染之深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