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
2022-04-30 13:40阅读：
齐格蒙特·鲍曼
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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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民就业的生产者社会，贫穷是一回事；在生活围绕消费者选择建立（而非围绕工作、专业技能或岗位建立）的消费者社会里，贫穷是另一回事。如果说“贫穷”曾经来自失业，那么今天它主要来自有缺陷的消费者的困境。这个区别改变了人们对贫困生活的体验方式，也改变了摆脱贫困的机会和前景。
从“生产者社会”到“消费者社会”，相应地从工作伦理指导的社会到消费审美统治的社会。
在消费者社会中，大规模的生产不再需要大规模劳动，曾经作为“劳动力后备军”的穷人被重铸为“有缺陷的消费者”。
>第一章回顾了工作伦理的起源。从现代开始，人们就希望它能一举多得：吸引穷人到正规的工厂工作，消除贫困并保证社会安宁。实际上，它的作用是训练和约束人们，向他们灌输新的工厂制度发挥作用所必需的服从性。
第二章讲述的是现代社会渐进又不可阻挡的过程：从“生产者社会”到“消费者社会”，相应地从工作伦理指导的社会到消费审美统治的社会。在消费者社会中，大规模的生产不再需要大规模劳动，于是，曾经作为“劳动力后备军”的穷人被重铸为“有缺陷的消费者”。这使他们失去了有用的社会功能（实际的或潜在的），这对穷人的社会地位和改善机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三章追溯了福利国家的兴衰。它展示了前一章所述的转变——突然出现的以集体责任对抗个体不幸的公众共识与目前同样突然出现的反对这个原则的公众共识——之间的密切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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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生产者社会”到“消费者社会”，相应地从工作伦理指导的社会到消费审美统治的社会。在消费者社会中，大规模的生产不再需要大规模劳动，于是，曾经作为“劳动力后备军”的穷人被重铸为“有缺陷的消费者”。
第一部分
>> 工作伦理本质上是一条戒律，它有两个外显的前提和两个内隐的假定。
>> 第一个前提是：为了维持生活并获取快乐，每个人都必须做一些他人认同的有价值的事，并以之获取回报。
>> 第二个前提是：安于现状，不思进取是可耻的——道义上来说愚蠢又有害。
>> 内隐的一个假定是，绝大多数人都有能力工作，通过工作可以获取相应回报，用以维持生活。
>> 另一个内隐的假定是：只有公认的有价值的工作——
那些可以要求薪水回报的，可以用于交易的——才会被工作伦理认同。
从“更好”到“更多”
>> 现代社会后续的发展——从生产者社会转向消费者社会。
第二章 从工作伦理到消费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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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70年到1994年，欧盟的工业就业人口比例从30%跌落到20%，美国从28%跌落到16%，而此期间工业生产力平均每年增长2.5%。
制造消费者
>> 消费者信心意味着消费者通过信贷消费的欲望强烈到足以压倒对破产的恐惧
使命是一种特权
>> 具有使命感的工作，成为少数人的特权，成为精英阶层的特有标志。
消费者社会的穷人
>> 在消费者社会里，作为消费者的不合格是导致个人社会降级和“内部流放”的首要原因。
>> 在撒切尔夫人执政期间，处于贫困线的穷人比例猛增了近60%
第二部分
>> “福利国家”（welfare
state）的概念传达了这样一种思想：国家有责任和义务保障其所有公民的“福利”——不仅仅是维持生计，而是在身处的社会中有尊严地生存。
>> 福利理念与工作伦理的核心理念存在两种截然相反、难以调和的联系
>> 福利国家令人尴尬的秘密是，它对资本主义积累可能有着破坏性的冲击
>> 虽然资本主义不能与福利国家和平共处，但没有福利国家，它却难以为继。
服务大众，还是服务特定人群
>> 福利国家的概念——他称之为“低效且不可持续的”——简化为“把钱从社会的一部分人转移给另一部分人”。
心满意足的大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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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又一个国家，大多数选民都支持那些明确要求削减福利的政党，或那些承诺降低个人税赋（最终也会导致福利的削减）的政党。“增税”已经成为政客最禁忌、选民最憎恶的词语。
第四章 工作伦理和新穷人
>> 工作不仅能够使国家富强，也能帮助个人脱贫致富，这种理念听上去很真诚。
定居者与游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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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市场上存在四类职业。第一类是“引导者”——发明家、广告商、推广者和商人。第二类是各领域、各层次的教育工作者，他们积极从事于可雇佣劳动力的再生产，把劳动力塑造成可供购买和消费的商品。第三类是从事“消费市场服务”的人，他们的工作是激活他人的消费能力，大部分是产品的销售者和培养消费者购买欲望的人。第四类是“常规劳动者”（routine
labourers），被配置于传统的流水线，或“新改进”的自动化电子设备终端，比如说超市收银台。
长期雇用导致这些定居劳动力越来越勇敢，并且有足够的时间变得更团结、更强大、更坚固。当游牧资本想要转移到其他地方时，定居的劳动力根本就没有机会阻碍它转移，更不用说将其永久绑定，因此他们没有机会争取自己的权利，实现自己的抱负。
>资本家雇用工人不再受限于本地劳动力市场，因此，他们选择基地的首要标准是利润最大化，以及充足的低要求、温顺、不会招惹麻烦的劳动力。合格并迫切愿意成为“常规劳动者”的人随处可见，他们愿意接受任何工作，愿意接受最卑微的薪水。资本完全没必要承受本地劳动力日益膨胀的自信（以及日益增长的要求）所带来的不便（和高昂的成本）。长期雇用导致这些定居劳动力越来越勇敢，并且有足够（过多）的时间变得更团结、更强大、更坚固。然而，当游牧资本想要转移到其他地方时，定居的劳动力根本就没有机会阻碍它转移，更不用说将其永久绑定，因此他们没有机会争取自己的权利，实现自己的抱负。
那些收益颇丰的“非常规”工作者，又是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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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雇用导致这些定居劳动力越来越勇敢，并且有足够（过多）的时间变得更团结、更强大、更坚固。然而，当游牧资本想要转移到其他地方时，定居的劳动力根本就没有机会阻碍它转移，更不用说将其永久绑定，因此他们没有机会争取自己的权利，实现自己的抱负。
>> 全球化削弱了国家的经济自主权：资本的流动削弱了国家对利率和汇率的影响
从“失业”到“过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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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精简型、小型化、资本和知识密集型产业，则把劳动力视为生产力提升的制约要素。这是对曾被奉为经典的斯密_里卡多_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直接挑战。
>> “经济增长”和就业率的提升，实际上是相互矛盾的；技术进步是以劳动力的替代和淘汰为标准的。
“底层阶级”的浮现
>> “工人阶级”（working
class）属于这样一种社会意象：这个社会中，富人和穷人有着不同的社会分工，又互为补充。
>> “下层阶级”（lower
class）属于社会流动性意象：这个社会中的人是流动的，所处的每个阶层都是暂时的，原则上可以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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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层阶级”让人联想到那些被排除在阶级体系之外的人，他们没任何机会，也无法被重新接纳；他们没有容身之所，对社会没有任何有益的贡献，原则上不值得救赎。
>> 底层阶级还包括无家可归者、乞丐、酗酒和吸毒成瘾的穷人[2]，以及街头罪犯。
>> 住在“廉租房”中的穷人、非法移民和青少年帮派成员也经常被归入底层阶级。
用于底层阶级的工作伦理
>> 消费者社会有一个没有争议的、核心的、不成文的规则——自由选择需要具有竞争力：行使选择权的技能和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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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能是富足社会中的贫困持续存在的最主要原因，也是所有旨在消除贫困的一系列国家政策惨败的原因。[6]穷人纯粹是缺乏能力去享受工作生活，他们作出了错误的选择，把“不工作”置于工作之上。
第五章 全球化之下的工作与过剩
>> 永久和持续的现代化是现代性的基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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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能够满足人类需求的总和，经济就会进入一个稳定状态，并一直持续下去。届时，追求进一步的“经济增长”就会具有破坏性，会打破平衡。
>> 现代化被视为一种工具，一种用来实现理性社会这个终极目标的工具。
殖民主义，还是剩余劳动力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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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8年6月以后，巴黎的“贫民区”被全面清洗，大批桀骜不驯的穷苦人和下层民众被集中送往海外的阿尔及利亚。
>> “征服沙漠”这个委婉的名字背后是对潘帕斯地区的印第安人的“种族清洗”。
工作和贫穷问题的全球化新维度
>> 曾经能够定期、及时地清理少数现代化地区过剩人口的通道被堵死了，过剩人口的产生超过了其回收能力。
社会问题转为法律和秩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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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无用之人”已经不能被放逐到遥远的垃圾处理场，也不能被放置在“正常生活”的边界之外，那就需要用密闭的容器将其封存起来。刑罚系统提供了这样的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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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收利用过剩人口的时代，监狱发挥着“矫正部门的深端作用”，而今天，监狱“被更明确地视为一种驱逐和控制的机制”。
从社会国家到“安全国家”
>> 市场竞争造成的就业环境不稳定，是且将继续是人们对于未来不确定性、对于社会地位和自尊的不安全感的主要根源。
第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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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人是指那些吃不饱、穿不暖的人，他们达不到同时代同区域的正常标准，但他们首先是“不符合规范”的人，规范是指达到正常标准的能力。
失去位置的穷人
>> 每一个已知的社会都对穷人持一种特有的矛盾态度，一方面是恐惧和反感，另一方面是怜悯和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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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期的工业社会常常困扰于劳动力短缺，那些甘于现状的穷人是工业时代企业家的噩梦：他们对稳定的工资不感兴趣，一旦有了足以度日的面包，就不愿意继续忍受长时间的苦役。这确实是一个恶性循环：穷人反抗他们遭受的苦难导致叛乱和革命，穷人妥协于他们悲惨的命运遏制和阻碍工业企业的进步。
>> 强迫穷人在工厂长期劳作似乎是解决这种循环的一种有效方法。
工作伦理可以一石三鸟地解决贫困、劳动力不足和革命的威胁。把枯燥无味的工作提升到崇高的道德责任，或许能够让从事这些工作的人甘之如饴，也迎合了那些提供工作的人的道德良知。
>严格地说，在这种“别无选择”的情况下，道德义务的说教是多余的，把穷人带到工厂车间的并非他们的道德冲动。即使如此，人们还是普遍认为工作伦理是一剂良药，甚至不可或缺，可以一石三鸟地解决贫困、劳动力不足和革命的威胁，能够成为撒在苦涩糕点表面的糖霜。把枯燥无味的工作提升到崇高的道德责任，或许能够让从事这些工作的人甘之如饴，同时也迎合了那些提供工作的人的道德良知。事实上，当时的中产阶级已经接受了工作伦理，习惯了以工作伦理的角度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由此，选择工作伦理作为工具也就是自然而然的。
当时的观点分为两派，有些人视穷人为洪水猛兽，另一些人则以道德、良知、同情心为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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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伦理是一剂良药，甚至不可或缺，可以一石三鸟地解决贫困、劳动力不足和革命的威胁，能够成为撒在苦涩糕点表面的糖霜。把枯燥无味的工作提升到崇高的道德责任，或许能够让从事这些工作的人甘之如饴，同时也迎合了那些提供工作的人的道德良知。
>> 解决贫困问题应当着力于引导失业者重返劳动力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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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经济不再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它已经学会了在减少劳动力及成本的同时增加利润和产出。同时，对规范和“社会纪律”的服从，主要是通过商品市场的吸引力来保证，而非通过国家管理的强制力和圆形监狱网络管理之下的训练来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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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的消费者社会无需把大部分社会成员卷入工业劳动就能够茁壮成长。实际上，穷人不再是后备劳动力，工作伦理的呼吁越来越虚无缥缈，与当今的现实脱节。
没有位置，没有道德义务
>> 美国引领着世界去福利化的浪潮。
>> 用比尔·克林顿的话说，是“终结众所周知的福利国家”。
>> 美国社会政策的目的不再是消除贫穷，而是缩小穷人（官方认定的有资格接受援助的人）的数量
工作伦理，还是生活道德
>> 让女人去从事其他所有必须的生活家务。由于这些工作看不到经济收益，所以就不再被看作是工作。
>> 收入权利与收入能力脱钩的想法其实并不保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