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想起老家的那口石磨了。
石磨，是旧时农村家家户户必备的生活器具。一日三餐，只有煎饼，这是维持一整天劳作必须的碳水。而煎饼，必须是用石磨磨出糊糊，才能在鏊子上烙出来。
应该在我只有磨盘高的时候，就开始跟着母亲推磨了。母亲只喊我一人起来帮她推磨，弟弟妹妹年幼，身高还挂不住磨棍呢。如果再叫不起我来，那只有母亲一个人吃力地推磨了。
清晨，在睡梦中被叫醒，磨棍抵在肩上，双腿机械地围着磨道一圈一圈地转着走，随着磨盘吱吱呀呀地转动，糊糊也就顺着磨槽一缕缕流淌出来，最后滴到磨嘴下方的大脸盆里。
推着推着，瞌睡虫就上来了，大多是在半睡半醒间跟着磨盘晕乎乎地转圈，忘了用力时，磨棍就滑落下来，戳进磨槽的糊糊里，母亲只好用手指头把磨棍上的糊糊擦干净，再重新开始转圈圈了。那时，极其羡慕舅舅家，他家有一头驴，都是那个小毛驴推磨的，套上眼罩，那小毛驴就踢踢踏踏拉磨了，等疲倦地放缓脚步时，舅妈用勺子刮刮磨盘，小毛驴以为快推完磨了，又劲头十足地昂首挺胸地干下去了。就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不知不觉磨棍从肩膀移到了腰间，我也跟母亲一样，像大人一样地推磨了。
推完磨后，天还没亮。如果天亮了，那就来不及了，因为一大早生产队就要出工干活，所以母亲必须在天亮前烙好煎饼，然后再烧锅熬点稀饭或玉米糊糊，那是一大家人的早餐，拾掇妥当了，还得把猪喂完了，才能在小队长不断的吹哨催促中，匆匆出门汇入干活的队伍里。
紧接着，就得烙煎饼了。几乎每天早晨都烙，柴火的用量自不在少数。那时的柴火，是生产队按人口分的庄稼秸秆，人多草少，家家都是入不敷出捉襟见肘。我们小伙伴们都是顺风耳，一旦得知生产队分柴草了，就早早抓起小竹耙子，守候在社场到家门口的那条唯一的小土路上，眼疾手快地耙起那些大人板车上洒落的柴草，欣欣然搂进小布兜里，背回家，少不了得到母亲的一顿褒奖，那干劲更足了。深秋，落叶飘零，就拿着铁签子去串那些肥大的树叶，拿回家晒
干，也能烙煎饼用。冬季结冰时，也是一年中难得的农闲时节，母亲也会带上我，用镰刀去割沟渠里残留的芦苇根，也是很好的烧火材料。
看母亲烙煎饼，也是一种享受。黝黑的鏊子用三块砖头垫起来，将草点燃，塞进去，鏊子加热到一定温度，将磨好的糊糊舀起，放在鏊子上，再用竹篾子轻轻摊匀，糊糊的水分瞬间被蒸发，蒸腾的雾气就在鏊子上方腾起了，一张香喷喷的煎饼就烙好了。直到今天，我也没问年迈的母亲，当年每天早晨都要烙多少张煎饼才够一家人的口粮，也不知道这周而复始地劳作母亲坚持了多少年。
那时，最大的奖赏就是来自母亲的投喂——摊煎饼。母亲在烙煎饼时，事先已准备了少许白菜心或红萝卜丝，淋上豆油，煎饼卷入，在鏊子上炕焦，再卷起来，刀切段，立刻就风卷残云下肚了。今天，经常看到巷口里有摊煎饼的，起先是小推车卖的摊煎饼，再后来也看到有门面房了，听说现在还有摊煎饼的连锁店了，不由得感慨系之。
石磨用久了，就磨不动了，这时候，就得请錾磨师傅上门錾磨了。錾磨大多在夏季，可能这季节适合在庭院里干活。院子里搭个简易的凉棚，将磨盘卸下，师傅赤着上身，肩上披一块漏洞百出的纱布，记得他护目的眼镜永远缺了一条腿，伴随着聒噪的蝉鸣，用铁錾子对准磨槽，一锤锤敲出合适的槽道。錾好的磨，才能又快又好地把粮食磨出糊糊来，推磨时既省时又省力，极大地提升了生产效率。
农村重新排房时，我们搬到了新居，爷爷奶奶还住在老屋，那口石磨，还在老屋的院子。那几个月过渡期，母亲就带我和弟弟去老屋推磨，新居离老屋不是很远，但也深一脚浅一脚地走一段路才能到达。凌晨，月朗星稀，因为太早，鸡还没有打鸣，调皮的弟弟就捏着嗓子学公鸡打鸣，随后村落里家家户户的公鸡也被叫醒，鸡鸣声此起彼伏，煞是热闹。那时起，弟弟也接过了磨棍，加入到推磨的行列，母亲和我肩上的担子减轻了许多。后来，村庄出现了加工糊糊的机器，把泡好的小麦或玉米抬到作坊里，开动机器，一会儿就完事了。妹妹最小，待她到了能推磨的年龄，就没有磨推了。
后来石磨也随着爷爷奶奶搬了过来，依旧照例摆放到院子里的东南角位置。一切都没变，一切又像变了，磨还是那盘磨，只是再也不需要推磨了。随着岁月的流逝，石磨像一个迟暮的老人，默默地守护着我们一家人的四季安康。
又过了许多年，瓦房也拆了，原址上盖上了气派的楼房。院子里的石磨也没地方摆放了，其实就是没有摆放的必要了。这个不起眼的石磨，伴随我们一家几代人的风风雨雨，流淌的糊糊给予我们家族成长的力量。如何处置，父亲也陷入了沉思，对于这盘石磨，他们寄托的感情肯定比我们更深切更难以割舍。最后，父亲决定，把石磨原地放置，作为地基，浇筑在院子里了。当时，我匆匆赶回家，拍了很多的照片，每每想起，就拿出来看看。
抚摸着照片，推磨的吱吱呀呀声就在耳畔想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