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爆发的时候，周作人不在北京。
周作人后来在《知堂回想录·小河与新村》中写到，“民国八年我们决定移家北京，我还于四月告假先回绍兴，将在那里的妻小——妻子和子女一共四人，送往日本东京的母家归宁，还没有来得及去逛上野公园，听见‘五四’的消息，赶紧回北京来，已经是五月十八日了。到了七月二日，又从塘沽乘船出发，去接她们回来，六日上午到日本门司港，乘火车迂道到日向的福岛町，至石河内，参观‘新村’。”关于这段经历，在书中，前此后此，周作人都有絮叨。
尽管没有亲身感受五四运动的风潮，但他身处北京，亦不能算作是运动的远观者或旁观者，而是置身其中的，并用文字记录下了运动前后自己周围文学与社会的风云变幻。他对于运动的认识是积极的，“‘五四’运动是民国以来学生的第一次政治运动，因了全国人民的支援，得了空前的胜利，一时兴风作浪的文化界的反动势力受了打击，相反的新势力俄然兴起，因此随后的这一个时期，人家称为‘新文化运动’的时代，其实也是很确当的。”（《知堂回想录·文学与宗教》）因而后来的“六三事件”，即中学生声援大学生发起的五四运动而被北洋政府镇压、拘禁时，时在北大的周作人还同刘半农等人去慰问学生，虽然遭到了拒绝，但可以看出周作人对于时事的态度。
周作人此时提出了一个文学史上著名的观点即“人的文学”，“在这个时期，我凭了那时浪漫的文艺思想，在做文学活动，这所谓浪漫的思想第一表现在我给《每周评论》所写而后来发表在《新青年》上的一篇《人的文学》里边。”（引文同上）这篇文字发表于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一九二〇年一月他给少年中国学会的一篇讲演文字《新文学的要求》，亦为他所看重，可以看作是对于《人的文学》的完善和发展。“人的文学”的主张，反映了他的人道主义文学观及社会理想，他想通过文学把个人的发展与国家的发展结合起来，其实质是人性的。这种主张，为后来文学研究会的“为人生”文学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实际上，以后的为人生的问题小说的大量涌现及新诗创作的繁荣，大多是受惠于此的。
在社会理想方面，周作人此时关注并积极实践的“新村”范式，可以表现出他的对于“人的生活”的理念。所谓“新村”，是在克鲁泡特金的互助理论以及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影响下，一九一八年由
周作人后来在《知堂回想录·小河与新村》中写到，“民国八年我们决定移家北京，我还于四月告假先回绍兴，将在那里的妻小——妻子和子女一共四人，送往日本东京的母家归宁，还没有来得及去逛上野公园，听见‘五四’的消息，赶紧回北京来，已经是五月十八日了。到了七月二日，又从塘沽乘船出发，去接她们回来，六日上午到日本门司港，乘火车迂道到日向的福岛町，至石河内，参观‘新村’。”关于这段经历，在书中，前此后此，周作人都有絮叨。
尽管没有亲身感受五四运动的风潮，但他身处北京，亦不能算作是运动的远观者或旁观者，而是置身其中的，并用文字记录下了运动前后自己周围文学与社会的风云变幻。他对于运动的认识是积极的，“‘五四’运动是民国以来学生的第一次政治运动，因了全国人民的支援，得了空前的胜利，一时兴风作浪的文化界的反动势力受了打击，相反的新势力俄然兴起，因此随后的这一个时期，人家称为‘新文化运动’的时代，其实也是很确当的。”（《知堂回想录·文学与宗教》）因而后来的“六三事件”，即中学生声援大学生发起的五四运动而被北洋政府镇压、拘禁时，时在北大的周作人还同刘半农等人去慰问学生，虽然遭到了拒绝，但可以看出周作人对于时事的态度。
周作人此时提出了一个文学史上著名的观点即“人的文学”，“在这个时期，我凭了那时浪漫的文艺思想，在做文学活动，这所谓浪漫的思想第一表现在我给《每周评论》所写而后来发表在《新青年》上的一篇《人的文学》里边。”（引文同上）这篇文字发表于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一九二〇年一月他给少年中国学会的一篇讲演文字《新文学的要求》，亦为他所看重，可以看作是对于《人的文学》的完善和发展。“人的文学”的主张，反映了他的人道主义文学观及社会理想，他想通过文学把个人的发展与国家的发展结合起来，其实质是人性的。这种主张，为后来文学研究会的“为人生”文学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实际上，以后的为人生的问题小说的大量涌现及新诗创作的繁荣，大多是受惠于此的。
在社会理想方面，周作人此时关注并积极实践的“新村”范式，可以表现出他的对于“人的生活”的理念。所谓“新村”，是在克鲁泡特金的互助理论以及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影响下，一九一八年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