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为人知的黄埔军校“特别政治训练班”与“军官政治研究班”初探|静思斋
2026-03-24 19:20阅读：
本文系静思斋·于岳原创，转载请注明出处！谢谢！
近日接到黄埔军校旧址纪念馆转来一封邮件，是关于增补“郭雪萍”进入名录查询系统之事。其后人附上的资料，包括《黄埔军校威远人》中收录的小传，以及一份抗战时期南岳游干班的官佐履历表。郭雪萍时任该班政治部第二科上校科长，登记的出身为“军校高级政治班”。郭雪萍是著名党史人物，他的黄埔经历又触及到我的一个知识盲区，此事引起了我的重视，这两天遂放下其他事，着力查阅了一些史料，特作此篇小文略加考辨，亦是我对于这封邮件的回复。
由于我很难接触到档案馆中的原始文献，故对于一些黄埔早期历史的了解素来匮乏，尤其是这种“小众”的班，往往不知其详，仅偶尔因为某种契机去做些探究。此前算是解决过汉六期、埔高班、暂编队等班队的一些问题，这次是要解决哪个呢？首先得摸清方向。
《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校史稿》（以下简称校史稿）中并无所谓“高级政治班”的记载，但在附属班团队所的章节中，有一个“政治训练班及军官政治研究班”的条目，这两个班均于1926年开办，与郭雪萍小传中所述进入黄埔的年份吻合。校史稿中的原文如下：
十五年五月二十九日成立特别政治训练班，蒋校长及政治部邵主任均任政治讲演，并拟定国民革命中中国政治军事之观察、北洋政治之腐败与打倒吴佩孚之必要诸讲题按日讲演。迄本校改组后为补充军官之政治智识起见，又设军官政治研究班，以各军送来之下级干部，人员计有五十余人肄业。四月期满，于十月二十五日考试完毕，成绩优良，经校务会议议决，于十一月一日毕业，是日由李副校长主席举行毕业典礼，发给毕业证书。
这段话表明，在1926年的时候，黄埔曾开设过两个“政治训练班”，而且这两个班在时间上还存在重合（以毕业时间倒推，军官政治研究班应是于6月成立）。为何校史稿中把它们同列一条呢？这其中的玄机，下面再来谈及，且先来说说这两个班的大致情况。
首先是特别政治训练班，我循此在《周恩来年谱》中查到了记载。1926年3月中山舰事件后，常公提出“共产党员应暂时退出军队，国民革命军的党代表要完全的国民党员才可担任”，此后，二百余位已公开身份的共产党员遂退出黄埔军校及第一军，周恩来也被迫辞职。同年5月，周恩来在广州大佛寺创办了特别政治训练班，学员主要就是上述人员，我查到黄埔一期毕业生许继慎担任过第二中队中队长，可知该班至少有两个中队，人数当在二百人以上。不过按《周恩来年谱》所述，这个特别政治训练班的主办单位，是国民革命军政治训练部（注：应是军事委员政治训练部），并非黄埔军校。
值得注意的是，在5月27日那天，常公也曾来班训话，而且在言辞中还表达了共产党员的退出是革命的损失，自己“相当痛苦”。此时国共两党之间的裂痕虽已难以修复，但毕竟仍是合作关系（就连陪常公一同前来的邵力子当时亦有共产党员的身份），你死我活的清党是在一年之后了，常公此举或也带有一些安抚的成分，并且做了最后的“动员”。常公在日记中也记录了这件事，“下午往高级训练班，致开学词，主张入国民党之共产党员应退出共产党，以为集中革命势力之计也。”
由上述史料比对参详可知，校史稿中的特别政治训练班，就是常公所云的高级训练班无疑，而当时对外使用的名称，应该是后者，部分史料中又称作“高级政治训练班”。只不过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我方”的史料绝口不提常公，而校史稿中也完全隐去了此班的来龙去脉，以春秋笔法互相隐匿了。
关于特别政治训练班（即高级训练班）的毕业时间，校史中也没有记载，有党史资料提到，7月北伐誓师后，这批学员（应也包括官长，比如许继慎）即分发到二、四、六各军中任职，也就是说该班仅开办了大约两个月。
我又在1926年6月25日的《民国日报》上找到了一篇题为《黄埔军校两周纪念》的报道，里面所列出的参加这次盛会的人员与单位中，就明确提到了“政治研究班”与“高级训练班”。由此足可证明两班在那个时间点同时存在，彼此间也并非延续关系，印证了校史稿中叙事的准确。该文同时还提到，高级训练班同学在“办事处门前岭南校码头”准备了四艘船负责接送宾客，这与其所在大佛寺的位置相符，又从侧面佐证了高级训练班就是特别政治训练班。
不过，大概还是因为意识形态的原因，校史稿中虽然提到了特别政治训练班，但《陆军军官学校校史》（以下简称校史）的黄埔时期历届毕业生调查表中，却未将该班统计在内。而军官政治研究班则是明确计入其中的，毕业人数记载为50人。
我进而查考军官政治研究班的历史，发现该班应是由熊雄主持创办、训练，且竟然还有同学录传世（当然，原件我大概是无缘得见的）！《熊雄传》中节录了他为本班同学录所作的一段序言，其中明确提到了本班人数是“五十八个同志”，这与校史中的记载基本吻合。另外熊雄还在《一年来本校之政治工作》中提到了一个细节：“尚有本校附属军官政治研究班曾办两期，学员亦有一二百人之多。”
军官政治研究班显然不曾办了两期，我觉得这里唯一合理的解释，是熊雄（或说是当时的黄埔军校政治部）把周恩来在外边办的特别政治训练班算成了“第一期”，而军官政治研究班则是作为“第二期”，这也与校史稿中把这两个班列为一个条目相契合。既然明白了它们的情况，我赶紧叒去扒拉了一遍《黄埔同学总名册》，经过比对查考，我可以确定其中的“军政研”，对应的就是军官政治研究班，筛查一遍共找出55人（见下图），与校史所载的50人、熊雄所述的58人基本对得上。亦由此可知，“军政研”应该并不包括特别政治训练班那些人。
我觉得这份名单应该就是根据1926年的同学录所编制，因为比如其中的黄桓泰，1927年即已牺牲，不可能再有其他登记，另据1936年黄埔军校各期班毕业生人数登记表所载，此时以“军政研”登记黄埔学籍的仅剩21人。我还查到这个班有好几位毕业生后来被称为（包括自称）“黄埔四期”，有可能当时存在的这种认定关系，即我在《黄埔军校1-23期正期学生番号序列表（修订二稿）》提出的“视同”概念。
郭雪萍（原名郭琴舫）并不在这份名单之中，然他既有一段“黄埔经历”，那有可能上的就是特别政治训练班，这倒是与履历表中填写的“军校高级政治班”相吻合。但这其中仍然存在不确定性，以其小传中所述，他没有在黄埔军校及第一军工作的经历，并且当时还不是CP，这与该班学员的身份不大相符，另外就是毕业时间为1927年初，与该班结束时间也对不上。根据《周恩来年谱》的记载，他当时还曾与国民党左派合作，另以中山大学国民党特别党部的名义办过一期“军队政治干部训练班”，一百多位学员以第二、三、四、六军现职政工人员为主，从种种种细节来看，该班应该并不是军校附设的军官政治研究班，目前也没有直接证据表明，该班属于黄埔序列。
考虑到郭雪萍来广州投考黄埔未果后，正是在中山大学肄业，我觉得他就读于这个班的可能性似乎更大，其小传中也同时列出了这种说法。经过审慎考虑，我决定创立一个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特别政治训练班（注：此为我根据校史稿中的记载重定名，当时用的是高级政治训练班的名字，但主办单位并非黄埔，如前所述）的条目，将郭雪萍暂列其中，并备注“存疑”。存疑的原因在于，尚不能完全确定他上的究竟是哪个班，简而言之：若上的是大佛寺那个，则按此列入当属无误，而若是中山大学那个，则就未必能列入黄埔。此时只是暂且采信履历表中的记载罢了。
在此还望郭雪萍的后人对“存疑”二字加以谅解，希望后续能找到更多原始文献证明这件事。本文中若有谬误之处，亦诚请达人不吝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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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思斋 于岳
2026年3月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