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的自我评价
2023-03-01 21:21阅读:
沈从文 的自我评价
他写信给学生汪曾祺说:“拿破仑是伟人,可是我们羡慕也学不来。至于雨果、莫里哀、托尔斯泰、契诃夫等等的工作,想效法却不太难。”多大的口气啊!令人想不到的是,在后面的括号里他又添上一句:“我初来北京还不懂标点时,就想到这并不太难。”
他觉得,“我熟习的可比契诃夫还多好多”,“想记录突过契诃夫”;“拿作品到世界上去和世界第一流短篇作家或文学史上第一等短篇作品竞赛成就。”
1934年回乡探母途中给张兆和写道:
说句公平话,我实在是比某些时下所谓作家高一筹的。我的工作行将超越一切而上。我的作品会比这些人的作品更传得久,播得远。我没有方法拒绝。我不骄傲……
1930年,沈从文给大哥沈云麓信中说:“我的文章是谁也打不倒的,在任何情形下,一定还可以望它价值提起来。”
1942年则说:“我总若预感到我这工作,在另外一时,是不会为历史所忽略遗忘的,我的作品,在百年内会对于中国文学运动有影响的……”
大约在1947年,他在《八骏图》自存本上批道:“这个集子所涉及的问题、社会、人事,以及其他方面看来,应当得到比《呐喊》成就高的评语。事实上也如此。这个小书必永生。”
1948年夏,沈从文见小虎雏正在看他的《湘行散记》,便说:“这书里有些文章很年青,到你成大人时,它还像很年青!”——“年青”,也就是“永生”的意思。
1953年,开明书店销毁沈从文已印、未印的书稿及纸型。他非常痛苦,“在床上听悲多纹”,给大哥写信:“可惜得很,那么好的精力,那么爱生命的爱人生的心,那么得用的笔,在不可想象中完了。”
1956年12月10日,沈从文出差在长沙,写信给张兆和说:“我每晚除看《三里湾》也看看《湘行散记》,觉得《湘行散记》作者究竟还是一个会写文章的作者。这么一支好手笔,听他隐姓埋名,真不是个办法……可惜可惜!”
1969年沈从文7月22日写信给小儿子,讲了生活和工作的各种情形,忽然笔锋一转,骄傲地说:我过去“十年的低头苦干,结果就把一大群善于诪张为幻的‘作家’远远的抛到后边”。
1977年12月7日,给小儿子信中又说:“间或翻翻自己四十年旧作看看,
如同看契诃夫、莫泊桑作品,料不到竟是自己一篇篇写出,且又一本本印成过书,在国内曾于某一时占压倒趋势的。”
1959年3月12日,给大哥写信说:“一些作家写作差不多,永远在写,永远写不出丝毫精彩过人之处,正如四川人说的‘不知咋个搞法!’。”
1961年初,“看看近来许多近于公式的歌剧、话剧及小说,写土豪、劣绅、军官等等恶人统不够深入,写好人也不怎么扎实,特别是组织故事多极平凡,不亲切,不生动……”“看到几个短篇,都不好。都不会写,不会安排故事,不会对话,不会写人。没有办法看下去。”
当时红极一时的《林海雪原》,他委婉地批评:只是“惊险”,“是《七侠五义》的习惯”。革命回忆录《红旗飘飘》,有的是纷呈故事,“可是很多却写得并不动人,且多相同”。“至于诗……看不懂,无意思,不知说些什么事情。”他还批评文学评论、电影、电视,于是总结道:“我觉得这一切综合作成的影响,是不怎么好的。”
1974年10月24日,给小儿子信中说,我“过去四十年前,一个人可以用十年功夫,把作品支配以百万计读者的感情和信仰,现在尽全国名作家的努力,加上最高的称美,面对千万读者时,还是起不了应有作用”。
就在1961年住在阜外医院那次,沈从文向张兆和发出这样的疑问:“新文学和这个多数生活,根本上即并无什么关系?”1974年沈从文给小儿子写信又重复了这个意思:“搞文学的大都只注意到上面的意见,可不大注意到读者的情绪和要求。”
沈从文曾孩子气说,“因为批评家过多,要求又过窄”,
1963年入秋后,沈从文有一次南方之行,在长沙想起二千年前两个古人:
同样的阴沉天气,贾谊以卅来岁的盛年,作为长沙王师傅,在郊外楚国废毁的祠堂庙宇间徘徊瞻眺,低低讽咏楚辞,听萧萧风声,吹送本地人举行祭祀歌舞娱神节目中远远送来的笙竽歌呼声……再想想屈原……就在这种雾雨沉沉秋冬间,终于被放逐出国,收拾行李,搭上一叶小舟,直放常德,转赴沅水上游。坐的也许正像我卅年前上行那种小小“桃源划子”。
他写信给张兆和:“一定会写得出两个极其出色的新的屈贾故事。”“我懂得如何即可感人!在三五千字造成一种人事画面……骨肉灵魂一应俱全的!”
即使在湖北干校那么艰苦环境里,他感到“生命可用已有限”,写信给年轻朋友徐城北说:“我也想到争抢时间”,“写廿卅个新型短篇,试试看,能不能突破自己过去限制,而且作来必超原来外面要求。”
他还有一些创作计划,想写张兆和的堂兄张鼎和烈士的长篇小说(已酝酿准备了十多年),把不完整的长篇《长河》写完;还想写第二部自传性小说和回忆录等等,但“怕出问题”,终难下笔。惟一完成的反映土改的中篇小说《宋人瑞和他的儿子》,因一些段落背离了时风,重现了往日的风采,也没有拿出来;直到他去世后,家人才发现。张兆和异常兴奋地说:“不知道还有这个东西……”
他给张兆和信中有许多创作谈。1970年9月10日在湖北干校,他忽然意识到,这些随手写出的感想,零零碎碎的片言只语,“因为许多是从个人长期实践中得来的”,“即或不尽合拍,也能具一格”,是有价值的。所以嘱咐张兆和不要毁掉这些信。
沈从文开口即称自己是“乡下人”。1933年主动为萧乾小说集作序,其中写道:“我希望他永远是乡下人,不要相信天才,狂妄造作,急于自见。应当养成担负失败的忍耐,在忍耐中产生他更完全的作品。”——哦,给“乡下人”画像,无意中给自己戴了一顶桂冠。
1947年后,在生活书店1934年出版的《边城》封面上,他留下这样的字迹:“第一版留样本,全集付印时,宜用开明印本。”(原文无标点)
1949年8月15日,沈从文写《一个人的自白》,一开首就表示,是在“求生的挣扎和自杀的绝望”中留下的绝笔;“写下这点东西”,“将来如和我的全部作品同置,或可见出一个‘人’的本来。”——“和我的全部作品同置”,这就是“全集”了。
沈从文和王
1975年8月15日,整日埋首于文物研究的沈从文,从残存未毁手稿中发现《一个人的自白》第一页,郑重托付给王,说:“这个放在你处。将来收到我的全集里。”语气理所当然,心安理得,平静自然,没有一点商量的意思——在万马齐喑,雾霭漫漫,世事秩序的流变中,他确信着永恒。此时还在“浩劫”;王怕遭不测,在衣箱里做了夹板,把这页手稿藏在里面。
——王懂沈从文。这个1953年沈从文在午门陈列室认识的志愿军军人,后来成为沈从文最亲密的助手和最信赖的挚友。他低调、睿智、勤勉、忠诚,成长为卓有成就的考古学家,应当与沈从文一起“永生”。
沈从文这个自信的预见,在他去世五年后实现。1993年11月7日,83岁的张兆和与北岳文艺出版社签署了《沈从文全集》出版合同,这是我国第一套正式按照版权法签约的文学和学问大师的全集。经过张兆和全家以及沈从文几位助手的艰苦努力,2002年32卷的全集成功问世。
“梅兰芳依旧只有一个”
1962年1月5日,沈从文写信对张兆和说:有种人才“不是可以从人力加工得到的。正如梅兰芳一样,新的方法或许可以教育出许多不同接班人,但梅兰芳依旧只有一个”——这是“以人说己”,是夫子自道;是沈从文很重要的自我评价,极其骄傲的生命表白。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在文学上,沈从文具有对世界独特的极其敏感的天赋、独特的地域文化印记和独特的复杂经历。瑞典诺贝尔文学奖终身评委马悦然认为:他的文学成就超过鲁迅。他听到沈从文去世的消息而痛哭,还异乎寻常地透露:“如果他不在1988年去世,那么我肯定他一定能获得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马悦然:《另一种乡愁》)沈从文“只有一个”。他站在了世界文学的高端。
在文物研究领域,一个举世作家在“花花朵朵,罈罈罐罐”中,沉溺了近四十年,用独特的视角和理解、姿媚转胜的文字撰写心得,这是极其罕见的历史偶然,汪曾祺说“世界文学史上似乎尚无先例”。——他也“只有一个”。沈从文也登上了物质文化研究的高端。
来源:各界杂志202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