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济宗在苏州发展的社会基础3
——临济宗在苏州之一
我楚狂人
三、临济宗的叛逆精神与苏州得风气之先
临济宗是南派禅宗的主要派别，把南派禅宗的叛逆精神发扬到了极致。这一点，我想不会有人有什么反对意见。
历史证明，行为上的狂放甚至怪诞往往是思想上的叛逆的外部表现。著名的楚狂接輿拉着孔子的车驾狂唱：“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其实是对孔子“惶惶如丧家之犬”奔走诸侯的不满意。最著名的如三国时期的“竹林七贤”，他们的狂放甚至怪诞实际上就是他们思想叛逆的一种宣泄。
南派禅宗一开始就是以狂放示人，六祖慧能以极低的身份，公然对抗成名已久的上座神秀，以偈子“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批判神秀的偈子“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今天我们可见到，实际上，神秀的偈子是强调了自我修炼，实际上还是小乘教的路数，而慧能的偈子，则是“心即是佛”的形象体现，可以看做是南派禅宗“顿悟”思想的宣言书。五祖弘仁欣赏的正是这一点。六祖慧能的偈子通常大家认为是“空”到极致的体现，实际上还是修炼思想的体现。
而慧能以降，南派禅宗的表现越来越狂放怪诞，打耳光只是牛刀小试，当头棒喝则是家常便饭。佛是什么？禅宗说是“老骚胡”、“屎橛子”。到了临济宗，这种狂放怪诞发展到极致，临济宗创派祖师临济义玄的 “逢佛杀佛，逢祖杀祖。恨不能把释迦棒杀喂狗！”的惊人语。就是这种狂放怪诞的极致，也是临济宗叛逆思想的极致。
苏州的士大夫的叛逆精神是有传统的。唐代书法家张旭的狂草，是对书法技法的颠覆，元明之际的倪云林、高启都以叛逆精神称著，明前期“妖僧”姚广孝一生叛逆，明中期的“明四家”是艺术和思想的双重叛逆。明末的东林和复社就是政治上的“反对党”。苏州人讨厌朱元璋，讨厌朱棣，就是苏州文人叛逆思想的一个表现。
苏州士大夫的叛逆精神，一以贯之的是追求个性解放，而临济宗
——临济宗在苏州之一
我楚狂人
三、临济宗的叛逆精神与苏州得风气之先
临济宗是南派禅宗的主要派别，把南派禅宗的叛逆精神发扬到了极致。这一点，我想不会有人有什么反对意见。
历史证明，行为上的狂放甚至怪诞往往是思想上的叛逆的外部表现。著名的楚狂接輿拉着孔子的车驾狂唱：“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其实是对孔子“惶惶如丧家之犬”奔走诸侯的不满意。最著名的如三国时期的“竹林七贤”，他们的狂放甚至怪诞实际上就是他们思想叛逆的一种宣泄。
南派禅宗一开始就是以狂放示人，六祖慧能以极低的身份，公然对抗成名已久的上座神秀，以偈子“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批判神秀的偈子“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今天我们可见到，实际上，神秀的偈子是强调了自我修炼，实际上还是小乘教的路数，而慧能的偈子，则是“心即是佛”的形象体现，可以看做是南派禅宗“顿悟”思想的宣言书。五祖弘仁欣赏的正是这一点。六祖慧能的偈子通常大家认为是“空”到极致的体现，实际上还是修炼思想的体现。
而慧能以降，南派禅宗的表现越来越狂放怪诞，打耳光只是牛刀小试，当头棒喝则是家常便饭。佛是什么？禅宗说是“老骚胡”、“屎橛子”。到了临济宗，这种狂放怪诞发展到极致，临济宗创派祖师临济义玄的 “逢佛杀佛，逢祖杀祖。恨不能把释迦棒杀喂狗！”的惊人语。就是这种狂放怪诞的极致，也是临济宗叛逆思想的极致。
苏州的士大夫的叛逆精神是有传统的。唐代书法家张旭的狂草，是对书法技法的颠覆，元明之际的倪云林、高启都以叛逆精神称著，明前期“妖僧”姚广孝一生叛逆，明中期的“明四家”是艺术和思想的双重叛逆。明末的东林和复社就是政治上的“反对党”。苏州人讨厌朱元璋，讨厌朱棣，就是苏州文人叛逆思想的一个表现。
苏州士大夫的叛逆精神，一以贯之的是追求个性解放，而临济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