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日历进入到数序之2024，意味着我自己的有生之年即将完成一个甲子，蓦然间意识到生命的尽头就在前面不远处，是已经看得见的，自己已经进入倒计时。这便是所谓的自然，自然的自然，人的自然，我的自然。想起一般的所谓形式逻辑书里我冠以臭名昭著的或许是逻辑学家们喜欢的例子：凡是人都要死的，苏格拉底是人，所以苏格拉底是要死的。
有了倒计时的意识，行为模式大约会有些改变，会有一种紧迫感，我的情形是以为自己的主要的事情是了事，完成那些想出来的、想做还没做的事。对多事之人，可能事比较多，可能做不完所有的想做的事，需要选择，挑出主要的，主要次要排序，依次去做，避免在活着的时段感到遗憾——不是死了留下遗憾，其实我是知道的，人死了无论什么事都是一了百了，我想主要是在活着时让自己静心——在肉体死亡之前，不能说心先死了，让自己的心安静地做好迎接自己即将死亡的准备。天维的死对我也有所触动，这是真的。
无论如何，事要一件一件地做，书要一本一本地看一页一页地翻，饭要一顿一顿地一口一口地吃。去年读了近八十本书，解决了几个人一些书：继叔本华之后，解决了普里戈金、黑塞、怀特海、石里克、柏格森、毛姆、加缪，仍然还有一些。
加缪的《局外人》写的好，感觉好。我感觉还是法国人对我的口味，也许是同频，巴尔扎克自不必说，回想一下，我所喜欢的作家作品如果能加个最字的都是法国的——法布尔、圣爱克苏佩里。我现在开始重读《昆虫记》，每天的第一项就是以《昆虫记》开篇——以期每天都有个好心情作为开始。与法布尔对应，我不喜欢达尔文：五年的时间与他所对应的问题不匹配，间断点太多，结论突兀，我想或许是针对着所谓西方的基督教背景显出它的特别的意义的。不过《局外人》这个名字从其与书中的内容和人物的对应关系上我感觉有点别扭，或许是翻译的问题或许是中国人与法国人的观念上的差异的问题。《鼠疫》的感觉没有《局外人》好，但也读了，与刚刚过去的三年的经历合拍。我承认茨威格的《人类群星闪耀时》写的好，这个说写得好是看出来的，感觉不是很好，和读歌德时的感觉一样：空和硬，不舒服，像穿浆洗过的做工考究
有了倒计时的意识，行为模式大约会有些改变，会有一种紧迫感，我的情形是以为自己的主要的事情是了事，完成那些想出来的、想做还没做的事。对多事之人，可能事比较多，可能做不完所有的想做的事，需要选择，挑出主要的，主要次要排序，依次去做，避免在活着的时段感到遗憾——不是死了留下遗憾，其实我是知道的，人死了无论什么事都是一了百了，我想主要是在活着时让自己静心——在肉体死亡之前，不能说心先死了，让自己的心安静地做好迎接自己即将死亡的准备。天维的死对我也有所触动，这是真的。
无论如何，事要一件一件地做，书要一本一本地看一页一页地翻，饭要一顿一顿地一口一口地吃。去年读了近八十本书，解决了几个人一些书：继叔本华之后，解决了普里戈金、黑塞、怀特海、石里克、柏格森、毛姆、加缪，仍然还有一些。
加缪的《局外人》写的好，感觉好。我感觉还是法国人对我的口味，也许是同频，巴尔扎克自不必说，回想一下，我所喜欢的作家作品如果能加个最字的都是法国的——法布尔、圣爱克苏佩里。我现在开始重读《昆虫记》，每天的第一项就是以《昆虫记》开篇——以期每天都有个好心情作为开始。与法布尔对应，我不喜欢达尔文：五年的时间与他所对应的问题不匹配，间断点太多，结论突兀，我想或许是针对着所谓西方的基督教背景显出它的特别的意义的。不过《局外人》这个名字从其与书中的内容和人物的对应关系上我感觉有点别扭，或许是翻译的问题或许是中国人与法国人的观念上的差异的问题。《鼠疫》的感觉没有《局外人》好，但也读了，与刚刚过去的三年的经历合拍。我承认茨威格的《人类群星闪耀时》写的好，这个说写得好是看出来的，感觉不是很好，和读歌德时的感觉一样：空和硬，不舒服，像穿浆洗过的做工考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