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博客

读一点亨廷顿

2026-02-04 07:55阅读:
亨廷顿认为:美国的国家认同是美国人深入骨髓的美利坚政治信条和美国宪法。其它国家,即使意识形态崩溃,因为有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文化,民族感也不致丧失。美国却是一个移民国家,成员来自不同民族,没有统一的历史文化。失去对美利坚信条(American Creed)的认同,就不再有美国。值得注意的是,正是自由、民主、平等、个人主义、对政府的怀疑和不信任等“美国共识”,作为一种理想,又总是对令人失望的现实政治构成一次又一次的冲击从而使美国社会始终保持内在的活力。这意味着,在美国,批评者、反对者,才是真正的爱国者。
亨廷顿在《美国政治》一书中说,美国人的美国认同建立在“美国信条”(American Creed)基础上。这些信条之一就是对政府的怀疑、不信任甚至反对。上世纪60年代的社会动荡和本世纪的冲击国会均植根于此。校园抗议更不在话下。美国政府如果没有感受到来自国外的压力和不安全,对哈佛这种内部骚乱是不会太在意的。
一个国家应该有自己明确的价值取向和国家认同。美国的价值取向和国家认同正如亨廷顿在《美国政治:激荡于理想与现实之间》一书中概括的那样:“美国社会一直存在关于基本政治价值和信念的广泛共识。历史上,这些构成了所谓“美利坚信条”(American Creed)的价值和信念是美利坚国家认同的独特源泉。。。相比于其他大多数社会,美利坚信条的价值体系包括自由、民主、平等和个人主义,以及由此产生的根本上反政府、反权威特点。”俄罗斯的价值取向和国家认同则有点模糊不清或左右为难。近年来则以杜金的欧亚主义为代表。杜金大讲欧亚主义,说俄罗斯既是欧洲的又不是欧洲的,既是亚洲的又不是亚洲的,它的独特性就在于与两者都有区别而有自己的历史和结构。杜金在《欧亚使命:新欧亚主义导论》里说:“欧亚计划是以政治哲学的形式发展起来的,其基础是文明的多极化、反帝国主义、反现代主义以及俄罗斯本身的结构。。。对于欧亚主义者来说,西方是错的——这是一种纯粹的区域现象,通过帝国主义假装具有普遍地位;因此,现代性也是一种西方现象,也完全是这一地区的产物,具有固有的帝国主义性质。俄罗斯的历史被视为欧亚文明与西方的斗争,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也被视为与现代性的斗争。俄罗斯的欧亚未来应该以符合俄罗斯结构特殊性、符合其价值观和基本信念的形式构建。欧亚主义者提议将这些品质作为其准则并加以肯定。他们对进步说“不”。他们认为社会
发展是一个循环,而不是资本主义的发展观。他们呼吁建立一个有机的农业经济而不是唯物主义,呼吁理想主义(思想的力量)。他们还对民主说“不”,支持受欢迎的君主制。他们反对纯粹个人主义、表面自由的概念,主张社会责任和精神自由。”——这基本上是重拾19世纪俄国斯拉夫派与西欧派争论时所持的主张,不仅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也与普京政府的帝国主义冲动和当今俄罗斯社会寡头垄断集团之现实南辕北辙,无异痴人说梦,难以塑造俄罗斯人的国家认同。
亨廷顿是“唯心主义者”。他总是更看重观念的力量。国与国之间的冲突,他不说是利益的冲突,而说是文明的冲突。一个国家的先进与落后,包括经济实力的强弱,他不认为是国际秩序的不合理,而认为很大程度上与这些国家各自的文化特别是价值观有关。
贫穷国家为什么贫穷?不发达国家为什么不发达?在与亨廷顿共同主编的《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新华出版社,2010年)一书中,劳伦斯·哈里森这样认为:
有两种植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解释开始在穷国的大学和政界以及富国的大学里占主导地位,这就是殖民主义论和依附论。列宁曾断定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一个晚期的和不可避免的阶段,他认为这反映出日趋垄断的资本主义国家已无法为它们的产品和资本找到国内的市场。
有些国家曾是列强的殖民地、领地或托管地,曾经受到英国和法国这两个最大的殖民强国或者荷兰、葡萄牙、美国和日本的统治,直到不久以前才获得独立。在他们看来,帝国主义是现实,在国民心理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也为它们的不发达状态提供了一个方便的解释。在非洲尤其如此,那里的国界往往是由列强任意划分的,而没有顾及文化的同一性或部落的整体性。
有些国家,如拉丁美洲的国家,已独立一百来年而仍被称作“第三世界”。在他们看来,帝国主义表现形式是造成它们对列强的“依附”——这种“依附”论认为“周边”的穷国受到“中心”的资本主义富国的欺压,那些富国压低世界市场上的基本商品的价格,抬高工业制成品的价格,其跨国公司靠损害穷国利益而赚取额外的利润。
不论是殖民主义论还是依附论,今天都没有多少人再相信了。在许多人,其中包括一些非洲人看来,用殖民主义解释不发达原因的说法早已失去追诉时效了。更何况有四个前殖民地——其中两个由英国统治(中国香港和新加坡),两个由日本统治(韩国和中国台湾)——如今已跃入第一世界。依附论今天已很少有人提及了,甚至在美国的大学里也很少再有人说了,而仅在若干年以前,依附论还在那些学府里被奉为常识,容不得半点异议。这种变化有几个方面的原因,其中包括:东欧的共产主义崩溃了;中国的共产主义转变为常规的、日益趋向自由市场的集权主义;古巴的经济在俄罗斯停止了前苏联提供的大量补助之后陷于困境;东亚“四小龙”在世界市场上取得成功;尼加拉瓜的桑地诺阵线在1990年选举中遭到惨败;墨西哥主动与加拿大和美国缔结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就这样,在20世纪的最后十年,出现了解释上的空白。多年来,各个发展援助机构提出了一系列的解决办法,其中包括土地改革,社区开发、规划,将精力集中于最贫穷者,满足基本的吃穿住需要,引进合适的技术,让妇女参与开发,实行私有化,权力下放,还有现今的“可持续发展”。顺便提一下,20世纪70年代的一项创举还动用了发展援助机构中的人类学家,来设法使援助项目适应于各地现有的文化现实。这种种举措,更不用说对自由市场经济和政治多元化的强调,都是有益的,收效大小不等。但是从单项来看以及累积来看,它们都未能在第三世界产生广泛的经济迅速增长、民主和社会公正。。。。(劳伦斯·哈里森:文化为什么重要)
——而在亨廷顿、哈里森等作者看来,贫穷国家为什么贫穷,答案与贫穷国家的文化(特别是该文化所持有的价值观)有着内在的深刻联系。

我的更多文章

下载客户端阅读体验更佳

APP专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