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新诗创作之母”梅绍农先生
2019-11-19 20:07阅读：
“云南新诗创作之母”梅绍农先生
文/谭祖安
先生原名梅宗黄，字绍农，号南村，笔名梅逸，云南禄劝人，一九〇三年出生于晚清一位秀才之家，其父益斋对古典诗词造诣很深，所以先生“弱冠即蜚声庠序间”，十四岁便写下了《村居四首》等受人传诵的诗章。
十六岁时“其所作《野老叹》一篇，音节和谐尤为人所称道”。不仅如此，其中那杜甫式的哀痛更使人嗟叹不已：“老夫家住南山曲，荒村夜夜闻鬼哭，天昏月黑秋风高，独自关门不敢出。前月大兵过，村人尽诛戮，老夫不足死，为是今年六十六。六十六将就木，那堪风雨守破屋；邻家阶沿荒草生,饿犬寒鸡自出入：可怜鸡犬亦无声，长宵空伴死人宿。吁嗟乎，可怜鸡犬亦无声，长宵空伴死人宿。”一个十六岁的少年，能够如此悲天怜人，这有多可贵!’少年时代的梅绍农已经显示了他的诗歌天才与人道主义襟怀。
一九二三年，云南东陆大学(今云南大学前身)创立，先生考进了文科班，时年二十二岁。从禄劝至昆明后，先生跟着当时的云南著名学者、东陆大学教授袁树五(袁嘉谷)学习义理考据诸学。其时，袁树五“得绍农而爱其清词俪句，浑然天成，于是以词章之道启牖之……凡所倡为东陆诗选，诗话诸作，辄命绍农参与润饰纂辑，绍农之诗词由是益进”。
但是，先生当叫并没有完全沉湎在古典诗词中。他在课余时间走向社会，一如既往地体查民情，关心民众疾苦，视国家兴亡为己
任，苦苦地为自己和同时代的青年们的解放求索着。
二十年代初期的云南“僻处边陲，风气晚开”，“五四”运动虽然爆发了，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还十分猖獗。滇越铁路修通后，法国的洋官骑着高头大马在昆明街头横行，上下马还要踩着越南人的背脊；一些良心被狗吃了的商人们，竟在夜幕的遮掩下倾销日货；被家庭包办成了亲的女青年考取了女子师范学校，姑爷竟在街上追着打，不准她读书；科举制度已经废除，可“新”学堂里讲授的仍然是汉魏六朝、唐宋八大家；在省城坎坷不平的青石板路上，到处可见身着长衫叫卖草鞋的流浪青年、在军阀混战中失去一条腿的伤兵、为了不受男主人污辱而逃到街上行乞的婢女、原始落后的马帮……
所有这些社会现实，先生看在眼里，气在心里，甚至付之于形——当众摔砸日货，还跑回宿舍痛哭……仅仅如此还不够，作为一个诗人，先生更希望用自己的诗来呼喊，来控诉，来排遣……他开始感到传统的旧诗词无法表达自己当时极端苦闷、激荡的思想感情了，而在这时，“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春风，终于越过千山万水吹到了昆明。以郭沫若、郁达夫等人为代表的创造社出版的《创造季刊》《创造月刊》，《洪水》《幻洲》半月刊和其他专集，都是先生特别爱读的刊物。于是，先生很快地受到了郭沫若诗歌的影响，开始写起新诗来了。他觉得，只有像郭诗那样无拘无束，大声疾呼，才能够歌唱恋爱的自由，歌唱政治的民主，歌唱青年的解放，排遣青春的苦闷……
梅绍农先生新诗创作的高潮时期，是他们创立“云波”文学社及该社的刊物《云波》出版发行的三个年头(1924—1927)。
云南的新文学运动；与国内的先进地区相比，起步是较晚的。“五四”运动后很长一段时期，云南都没有出现纯文艺性刊物。当时的云南青年，因受了“五四”运动的激荡，对新文艺有了一点点认识，但大多数人还处于半蒙昧状态。直到一九二四年，才有了《翠湖之友》，“可惜时间不长，《翠湖之友》便停止了歌唱”。昙花一现的《翠湖之友》反倒加强了当时我省先进文学青年梅绍农等的精神饥渴，他们更迫切地想创作新文艺，读到自己的新文艺作品，建立自己的写作园地，传播新文化了。
一九二四年初，在上述社会背景的推动之下，先生便与李纤、杨振邦发起，约二十余名东陆同学成立了“云波文学社”，出版了纯文学刊物《云波》。
“云波文学社”推举梅绍农、李纤负责《云波》文学刊物的编辑工作，梅绍农编诗歌；李纤编小说、散文。《云波》第一期付印之时，先生为它写了几句卷头语：明媚的阳光照耀着，柔和的春风嘘荡着，碧空里泛起一层皎皎的云波。怕不是自然姑娘的美丽?哦!朋友，愿意吗?忘却你周遭的痛苦和孤寂，沉酣在她甜蜜的微笑里。
这首短诗，崛起在当时被封建文化笼罩着的云南省文苑之中，给人以清新、别开生面、独具一格之美。它不论从内容或形式上来讲，都是地道的新文艺作品，用其作为《云波》发刊词还是比较合适的。《云波》刊登的作品，绝大多数是新诗和白话小说。
一天先生接到一份稿件，拆开一看是两首新诗，这使他非常高兴，因为不仅是外稿，而且写得超凡脱俗。于是当即选定叫做《湖滨》的一首：
天空的星晶莹，
水里的星凄清，
都睇着我眼波盈盈。
忽地一闪流晶，
天空的星向我飞奔，
水里的星向我涌进。
呵呵，我要拥有双星，
光灿地飞腾!
这就是著名作家艾芜的处女作!他当时的署名是：汤爱吾。
事后，先生委托“云波文学社”的尹润溥、夏钟岳、周咏先三人去拜望“汤先生”，和他建立了联系，使“汤先生”成了“云波文学社”的一员。
《云波》新诗主编梅绍农先生发现著名作家艾芜一事，应载入中国文学的史册。因为“汤先生”当时打着光脚板从成都步行到昆明，饥寒交迫，不得不变卖草鞋换饼子充饥，后来在红十字会做杂役，每月工钱仅十四元，扣去伙食费，仅余两元了，而他精神上的饥渴比这更甚……在这种时候，先生选登了他的新诗，派人去看他，使他这孤独的漂泊者成了“云波文学社”的一员，交上许多异乡的文学朋友，这无疑对他是莫大的鼓励、慰藉，有助于他后来的成长的！
自一九二四年初至一九二七年，“云波文学社”活动了三年时间，出版了二十一期《云波》杂志。它在沉寂的云南省文坛上吹起了一股清新的风，这股风是我国“五四”后新文化运动狂飙的一部分。这股风开拓了我省的一代文学新风，造就和熏陶了一批文学艺术家。后来昆明出版的文艺刊物《春蚕》《碧绿酒》《浅林》等，就和“云波文学社”有关，而以后出版的诗集《坍塌的古城》及梅绍农先生的诗集《奢格的化石》亦与“云波文学社”分不开。
梅绍农先生的新诗，多半刊登在《云波》及创造社出版的刊物《洪水》《幻洲》，复旦大学出版的《白露》上，这些诗作，后来都收集在他的新诗集《奢格的化石》中，无论从内容或形式讲，这些诗作在当时的云南诗坛上都可以说是最新的。
先生的新诗是思想解放、个性解放、青年解放的颂歌，是“争自由的波涛”，是鼓吹民主的号角，是自由恋爱的宣言书——他讴歌偷情的尼姑，他讴歌准备随爱人私奔的女性，他赞美自由爱情的成功，他蔑视至高无上的礼法，他诅咒禁锢青春的“囚牢”……他在“昏沉沉的长宵”中高声发问：“何时到晓?”他在“晓色昏茫”中预言道：“那边便是光明，那边的太阳己在新生。”
这样的歌声在二十年代不仅在云南，即使也全国范围内来说，大概也可以归入最响亮一类里去吧?难怪昔日有人评论说：“他的诗在水平线上了。”著名诗人郭沫若还写信给他，称赞他的诗写得“不错”!这足以看出他的诗作在当时的成就!
其时，新诗在云南刚刚萌芽，“显得气魄不够，格局太小”。大多数诗人“只写小小的概念，咀嚼淡淡的悲哀，这样下去，要与其他文学种类抗衡是不可能的”，因此先生认为“必须加以扩充发展”，所以他“便从学习荷马史诗和我国古典叙事诗着手，来抒写长篇抒情诗与叙事诗”。
先生在这方面的探索是成功的，他利用民间和少数民族的传说故事，写成了不少长篇抒情诗和叙事诗，这“在当时算是为诗歌方面开辟了新的道路，值得赞扬。”(艾芜语)
从形式和技巧上讲，先生“学集百家，尊(从)巨匠(郭老)”，极力效法创造派代表诗人郭沫若无拘无束，无视陈规的特色，他打破了几千年来我国诗歌的“豆腐块”状或行列成阵的“建筑”形式，诗句写得有的一泻千里，有的参差错落，这样解放了的形式当然是有利于表达“五四”后的新青年的思想和新的时代精神的!
同时，先生还接受了“新月派”诗人闻一多的一些诗歌主张，认为中国的“新诗脱胎于词曲”，所以还是应该具备一些“音乐美”，要基本押韵，节奏感要强，多少讲究点平仄……由于先生自幼受家庭的薰陶，后来又得到袁嘉谷的指正，对古典诗词的造诣很深，所以他写出的新诗诗句凝练，音节和谐，韵调自然，读起来琅琅上口。著名作家王独清曾写信给他说：“你能在音节上下功夫，一定有伟大的将来。”
先生对于新旧诗词，曾有过这么一番议论：“古体、新诗，不过表达之工具不同耳，适于古，则用古体，适于新，则用新诗。新诗可采用词曲之音韵，古体能容纳民歌之语言，补短取长，相辅相成，要在能抒情达意而已。”这样的教训对于我们晚辈来说，是很有益处的。先生出版的新旧诗词是：《奢格的化石》《梅绍农诗词选》。昔日有这么一首广为流传的诗最能概括这位云南的新文学运动前躯、“云南新诗创作之母”在诗歌创作上的成就：
誉聘吟坛德识高，匡山风雨忆词曹，
当年燕雀噪林处，一鹤冲云鸣九皋。
【作者简介】
谭祖安。一九九〇年至一九九六年在昆明文学院从事专业创作。一九九二年三月二十六日加入云南省作家协会。退休前是安宁市办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