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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山塔林于达真诗碑(上)

2024-03-28 19:55阅读:
2023年11月,游京郊昌平银山塔林,偶见明代于达真行草书残碑三块,笔力遒劲洒脱,颇为好奇。初希图通过查阅史料,复原残碑,随着沉潜读书,转而钩沉于达真的生平事迹。最终搜得一鳞半爪,因獭祭成文,未得肖像,聊作剪影。作为读书心得,尽可能详细注明史料的出处和鉴别,读者可以只读正文略过尾注。全文超过万言,被迫分作两部分上传。


昌平银山塔林峰崖岧峣,林木清幽,更有十几座金元古塔矗立其间,洵为京郊揽胜访古的佳处。在主景区法华寺遗址,五座古塔间,梅花间竹般参差错落着六通古碑。其中大雄宝殿遗址前有明刘应节、杨兆的两通行书诗碑,前者只有上半部,后者相对完整(这两通碑将另文详述)。寺院遗址的东侧有一座铁笼,长约十几米,宽四五米,里面横七竖八地摊放着残碑和石件。其中就有刘应节诗碑的右下角,大小将近全碑的四分之一。与之并排的还有一块行书残碑,但质地及笔迹不同。上有“清波瑟好雨初〇”(按:缺字符号会被删除,用“”代替)、“如來頂上有毫”两行字,落款是“濟南于達真”。在其东侧不远,还有两块残碑,质地笔迹相近,从卷草纹边饰看,都是碑的右半部残件,一块较大,有“神刹相傳古”、“路天花零落”两行字;另一块较小,只有“題”、“皇家”两行4字,“題”字靠近边框且上方空白,应是标题首字。


这三块残碑是否属于同一通碑呢?
银山塔林于达真诗碑(上)

银山塔林于达真诗碑(上)
并排放置的两块残碑。左侧为刘应节《同杨中丞登银山铁壁》诗碑的右下角,右侧为于达真碑左半部残件。

银山塔林于达真诗碑(上)
清波瑟好雨初
如來頂上有毫
濟南于達真


银山塔林于达真诗碑(上)
神刹相傳古
路天花零落


银山塔林于达真诗碑(上)

皇家


银山塔林于达真诗碑(上)


明崇祯刻本《帝京景物略》卷8页22下有济南于廷真《银山》诗:
皇家封树郁苍苍,东北相传古道场。
青草深迷陵下天花佛前香。
闲泉绕涧东西听,熟马穿林蹊径详。
但见如镕银色聚,不知山霭塔光。


与残碑现存文字对比,有“皇家”等10字相同,此外,碑上的3个残字分别与“蒼”和“下”的下部、“道”的上部形似,更重要的是诗意吻合。推断二者可能是同一首诗的不同版本。而“于廷真”则是“于逹真”之误。


参照《帝京景物略》上的这首诗,结合现有残碑,推测原碑如下图示意。
银山塔林于达真诗碑(上)
衷心感谢榴馨客先生帮助绘图


图中“推测残碑12”上的文字照抄该书,全诗出现了两个“如”字(非叠字),这在近体诗是犯忌的,原碑未必如此。而“蹊径详”与“好雨初晴”语义不合,故不采用,代以缺字符号。行书“蒼蒼”末字通常代以叠字符号,而诗碑“蒼”字完整,所以其上两字可能与书上不同,也用缺字符号表示。另外,为了绘图简便,文字以楷书代替行书,边饰以回字纹代替了卷草纹。原碑每行因字大小及间距不同,字数不一定相等,为照应“现有残碑123”的断裂位置及字间的相互位置,调整了每行的字数。
银山塔林于达真诗碑(上)
衷心感谢榴馨客先生帮助绘图


还原了残碑,好奇心又提出了新的问题——“济南于达真”何许人也?此人是否与昌平有过因缘?查《光绪昌平州志》[1],卷1763下收录了“于廷真济南”(按:“济南”为小字夹注)《银山》诗,对照《帝京景物略》所载,只有“天花散乱”与“天花散落”一字之差。推测或者抄自后者,或者二者抄自同一蓝本,作者名的以讹传讹就不足为怪了。在《光绪昌平州志》卷7《职官表》有“巡道”一职,在“万历年”名录中果然看到了“于逵真”(页10下)。该书关于“巡道”的设置沿革记载颇详:
昌平旧属易州道。嘉靖二十九年,改属霸州道。三十年,设驻守都御史衙门。三十二年,经略侍郎杨[2]建议裁革[3]三十三年,总督侍郎杨议设昌平道[4]管理居庸、镇边、黄花三路。三十九年,总督尚书许[5]议添怀柔道,黄花割属,照旧管理居庸、镇边二路,昌平一州,并延庆等九卫,白羊、镇边、奠靖三千户所。厥后,仍将怀柔、黄花照旧归并管辖。俱以副使、佥事领任。其兼衔或隶山东,或隶山西。(卷7,页2上~3


如上所述,“巡道”即昌平兵备副使或兵备佥事。推断这里的“于逵真”可能就是“于逹真”,作为昌平州的军政长官,在其治下的银山题诗自然合理。而参照明万历间礼部尚书于慎行[6]所撰于达真的墓志铭[7],推断得到了证实。锁定其人后,经过查阅史料,就像拼图游戏,随着一块块拼图不断被找到和归位,于达真的人生轨迹逐渐显现了出来……


于达真(1547-1592),初名瑱,后更名,字子冲,号完璞(一作完朴)。祖籍山东文登,先世徙家历城(今济南),几传成当地望族。父溥,为人温厚,以倜傥好游家境稍衰落。嫡母秦夫人,生兄琏。琏壮年殁,溥以史夫人簉室,得达真最晚。于达真年十二三时,“目所暂览,无不覆记,为博士文业,名伏一时[8]。与东阿于慎行并称“二于”[9],提学副使吴维岳[10]目为国士。嘉靖三十八年(己未,1559),山东布政使朱衡[11]为子维京[12]物色年龄相仿的诸生共学,经吴维岳推荐,于达真与于慎行同入济南朱邸,受业于福建闽县人郑日休[13]。三人各差两岁,朱维京最幼,时年11岁,于慎行最长。他们亲如兄弟,以古贤相期许,怀揣建立不朽功业的梦想[14]。嘉靖四十年,朱衡入为工部右侍郎,朱维京得荫叙入国子监读书,于慎行考中举人,三人分别。这段少年同学经历,于达真在学业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与二人结下了毕生的友谊。


李攀龙[15]是于达真的同乡前辈,嘉靖、隆庆间倡导文学复古的“后七子”派的领袖。嘉靖三十七年由陕西提学副使任上谢病归里,家居近十年。嘉靖四十年至隆庆元年期间(确切时间待考),于达真拜李攀龙为师[16]。李攀龙才高气傲,“其持论谓文自西京、诗自天宝而下,俱无足观[17]”,对当世士人少有称许认可,而能垂青于他,也许是想自己的文章学问有所托付。一时名家如王世贞等,在李攀龙处见到他,亦以为奇才。于达真虽为诸生,已声名藉甚[18]


嘉靖四十四年至隆庆二年,朱衡以工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总理河漕,朱维京随任居济宁,与于慎行、于达真又有交往。隆庆二年,于慎行举进士,选庶吉士。于达真与朱维京继续切磋砥砺,文声交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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