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廷到社会医疗卫生机构的演变
一八二一年,是清宣宗道光皇帝改元的第一年,这一年入夏后,传入中国不久的真性霍乱第一次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大面积地肆虐,并很快波及到京师,七月后,京中大疫,日死者以千百数。这一严重的状况很快引起了道光的关注,七月六日,他就此发出上谕:“朕闻京城内外,时疫传染,贫民不能自备药剂,多有仓猝病毙者,其或无力买棺殓埋,情殊可悯。着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五城,俱选良方,修和药饵,分局施散,广为救治。……俟疫气全消之日停止,分别报销。”对这一严重疫情,这位新皇帝颇为重视,不仅数次作出指示,还不吝费用。当时著名中医王清任记裁,“国家发帑(nu)施棺,月余之间,费数十万金。”
在先秦时代,国家就设有“医师”掌医之政令并提供医疗服务。秦汉时期,国家设最高医学长官“太医令”。隋唐时期,则出现了集行政管理、医学教育和医疗服务等职能为一体的医疗机构“太医署”,并在各地设立医学。到了宋代,设立翰林院医管局,行使医政管理和医疗服务功能,并设仍然有此立“太医局”,专门负责医学教育。中央和地方还设立有“惠民药局”。宋代以后国家医疗机构的职能又重归于一,并改称“太医院”。据考证,“太医院”出自金代,元朝也有专署,明朝设立了“太医院”,清代承明制,又有所革新和超越。在清代后期,西方医学在传教士的引介、清政府派使节的观察思考以及租界卫生实践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西方的近代卫生观念和机制也开始引起了中国社会的关注,西方医学进入中国,太医院逐步走向社会。
清朝比明朝尝药更为严格:一器由御医、院判、内监依次尝药;另一器进御。清太医院初设在北京正阳门内东江米巷,今东交民巷西口路北附近。太医院大门悬挂“太医院”匾。大门前左为“土地祠”,右为“听差处”。太医院有大堂五间,悬挂康熙帝御赐名医黄运的诗文:“神圣岂能再,调方最近情。存诚慎药性,仁术尽平生。”医生讲求“诚慎仁术”四字。大堂左侧南厅,是御医办公厅堂,右侧为北厅。后为先医庙,供奉伏羲、神农、黄帝的塑像,有康熙帝御书“永济群生”匾。先医庙里有铜人像,庙外有药王庙,庙连接大堂的是二堂、三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