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屈原先世与句亶王熊伯庸”

2011-03-21 00:13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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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屈原先世与句亶王熊伯庸”

　　摘要： 段熙仲教授在1956年就提出《离骚》之伯庸，即熊渠的长子熊伯庸；屈氏即伯庸之后。赵逵夫先生承袭了段熙仲教授的观点虽略有进展，但也还停留在“推想阶段”，并无可信证据。《世本》之“其孟之名为庸，为句袒王”。则句袒王只能是“孟庸”，而不会为“伯庸”。至于赵氏的“句亶王封于甲水边上的句亶”等屈氏始封地的论断，均缺乏依据，不能成立。
　　关键词：屈原、句亶王、伯庸

　　赵逵夫先生的力作《屈原先世与句亶王熊伯庸——兼论三闾大夫的职掌》(见1985年10月《文史》第25辑 P223-234）发表后，得到屈学界部分人士的赞赏。论文中也确有创见，例如：“屈瑕不是楚武王之子”等等。这里不作全面评论，仅就其核心问题：《离骚》之“伯庸”，是不是“熊渠的长子熊伯庸”进行商榷，并求教于读者。
　　　　

一、对段熙仲

教授不够尊重
赵逵夫先生在《屈原和他的时代》前言中说：“我在先秦典籍中发现了关于《离骚》与屈原关系的史料”。多次宣称：“我根据《世本》佚文等资料，证明了《离骚》同屈原、屈氏的关系”；“纠正并解决了屈原研究上两千年以来一直未能解决的问题。”[如：《蘭州晨報》2006.09.14 B07。]按此表述，考释熊渠长子康为《离骚》之伯庸，是赵先生的发现。
赵逵夫先生说过：“采用前人主要观点、说法，应注明。这一方面是学术规范的问题，另一方面也是学术道德的问题。”[《古典文献论丛》中华书局2003年，《前言》]
事实上，原南京师范学院段熙仲教授，早在1956年《文史哲》第12期发表的《楚辞札记》中，就有“伯庸即熊康”的推论。段文说：“离骚篇首，屈原自述家世说：‘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依刘向的语意，伯庸只是屈原的远祖，而非其父”；“伯庸的身份不可能是人臣，而可能是楚的先君之一”；“皇考为大夫祖庙之名，伯庸是屈氏受姓之祖”；“系本（即世本）康作庸”；“康为庸之别字，句亶即后来郢都所始”；“伯霜即熊霜，犹伯庸之即熊庸”；“分封三子为王，也许为后来昭屈景三闾所始，而屈氏即伯庸之后”。[1](P63-64)
段熙仲教授的《伯庸即熊康》，比赵逵夫先生1982年5月的硕士论文《屈原生平考辨》早了二十几年。当然，段氏之《伯庸即熊康》只是个简短纲要，赵逵夫先生在此基础上扩展写成一篇完整的论文，的确付出了辛勤的劳动。据粗略统计单就《屈原先世与句亶王熊伯庸》论文中列举、引用的古今论著和研究者近六十个（唯独没有段熙仲教授）。赵氏的论文虽然有所进展，但是，还只是个“猜想”，尚无重大突破。
　　

二、“屈氏由句亶王而来”没有可信证据

　　
（一）、“屈氏即熊渠长子伯庸之后”只是一种猜想

　　1、《离骚》中“伯庸”与熊渠长子“熊毋康”联系不上。
《离骚》中“朕皇考曰伯庸”，是“伯庸即熊康”的立论基础。　但是，从总体上看，《离骚》的主旨是“发愤抒情”。除了争议很大的“开头八句”外，《离骚》中没有更多屈原的生平事跡。《离骚》中的主角“灵均”，不能等同于屈原。正如闻一多所说：“我每逢读到（《离骚》）这篇奇文，总仿佛看见一个粉墨登场的神采奕奕，潇洒出尘的美男子，扮演着一个什么名正则，字灵均的‘神仙中人’……。”[9]（P256）　从具体描写上看。《离骚》中的主角——“驷玉虬以桀鹥兮，溘埃风余上征”；令羲和、驱望舒、使飞廉、鸾皇戒、雷师告、令凤鸟、令帝阍、令丰隆、麾蛟龙、诏西皇……。有此神通的“灵均”，不能与屈原等同。　假如把《离骚》中的“正则、灵均”看做屈平、屈原的化名；那么“皇考伯庸”也应当是个化名。“伯庸”与“灵均”一样，都是文学形象。　首先须要证明《离骚》中的“伯庸”，是屈原的皇考——“屈伯庸”，论文的其它推导才有立论的基础。但是，段熙仲先生和赵逵夫先生都没有能证明这一点。　段熙仲教授实事求是地认为 “这只是推论而已”。[1](P64)。　而赵逵夫先生却肯定地说：“被屈原称为‘皇考’或‘考’的伯庸，即是熊渠的长子熊伯庸，于名、于事、于封号、于楚国的历史皆无不合。”[2]（P8）　就现有的文献来看，《离骚》中的“皇考伯庸”，与《史记》中熊渠的长子句亶王熊毋康；或《世本》中的句袒王“其孟之名为庸”，“于名、于事、于封号、于楚国的历史”全都联系不上。
罗泌的《路史•后纪》：“祝融，字正作祝庸。伯者，爵名。”故何新认为：“高阳亦即火神祝融，祝融亦名伯庸，乃屈原先祖。”[何新《爱情与英雄》P52-53] 则是另一假说。

2、“其孟之名为庸”即伯庸，不能成立。
段熙仲教授《伯庸即熊康》说：“索隐说:“系本(即世本)康作庸，亶作袒。……康为庸之别字，句亶即后来郢都所始，熊庸于兄弟行为伯，始封于郢，所以说伯庸，说皇考。康庸字都从庚，形近易讹。……楚之先君，兄弟以伯仲名的别有伯霜、仲雪、叔堪、季徇。伯霜即熊霜，犹伯庸之即熊庸。”[1](P64)
赵逵夫曰：“孟即伯。中即仲，孟仲叔季也就是伯仲叔季。《史记•楚世家》也说熊严‘有子四人，长子伯霜，中子仲雪，次子叔堪，少子季徇。’，可见楚人很早就有依排行加伯仲叔季习惯。‘孟之名为庸’即伯庸。”[2](P2)
《礼纬》曰：“嫡長曰伯庶長曰孟”。《左传.庄公二年》正义也说：“时人以其庶长称孟”。《左传•僖公十七年》也有：「齐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无子。齐侯好内，多内宠。内嬖如夫人者六人：长卫姬，生武孟（公子无亏）；少卫姬，生惠公；郑姬，生孝公；葛嬴，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华子，生公子雍。」[3]（P104）
《世本》曰：“其孟之名为庸，为句袒王。”；《大戴礼记》说:“其孟之名为无康，为句亶王”，两者都说熊渠的长子是“孟”长。故其长子当是“孟庸或孟康”，而不是“伯庸”。把“孟”置换为“伯”，并无依据。
“伯为嫡长，孟为庶长”之说，不一定严密。但是，在人的名、字中，一旦确称“伯”或“孟”就不能互换。在各种权威文献中，未见把人名字中的“孟”换为“伯”的例子。
在《孔子家语·本姓解》中有一特例：孔子之父叔梁纥“其妾生孟皮，孟皮一字伯尼”。这里虽然有既名“孟皮”又字“伯尼”者，但也不是把“孟”置换为“伯”，而是一名一字。而且《史记·孔子世家》曰：“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与“颇有浮说”的《孔子家语》之：纥“求婚于颜氏，小曰徵在，遂以妻之。徵在既往廟見……”大相径庭。也不知道其“孟皮字伯尼”之记可靠性如何？

3、从“毋康”、“无康”推不出“伯庸”
赵逵夫曰：“伯庸《楚世家》作‘熊毋康’，《帝系》作‘无康’。……‘无’、‘毋’之声纽与‘伯’同……所以，‘毋康’、‘无康’，推其本源，当作‘伯庸’”[2](P3)。
《史记》、《世本》等古籍，在论及楚王和楚史时，从未出现过“伯庸”其人。说“伯庸《楚世家》作‘熊毋康’”与事实不符。说“‘无’、‘毋’之声纽与‘伯’同……所以，‘毋康’、‘无康’，推其本源，当作‘伯庸’”与逻辑不合。“‘无’、‘毋’之声纽与‘伯’同”，则“‘毋康’、‘无康’，推其本源，当作‘伯康’”不可能变成“伯庸”。

4、说《世本》“庸”对，《史记》“毋康”错，缺乏依据。
《史记》句亶王称“熊毋康”；《大戴礼记》说:“其孟之名为无康”；只有《世本》曰：“其孟之名为庸”。那么，熊渠长子到底叫“毋康”呢，还是叫“庸”呢？
易重廉先生从“古时候父亲给儿子命名，十分讲究”的角度进行分析，证明熊渠的长子叫“无康”有道理。[《从熊无康说到屈氏的受姓之祖》《中国楚辞学(第十三辑)》学苑出版社2009年5月（P22-44）] 而段熙仲、赵逵夫二位选择《世本》之“名为庸”，缺乏依据。

（二）、句亶王封地与“庸国”与“甲水”无关
　
　1、“以‘庸’名其子”之说没有依据。
　　“赵书”曰：“分明是熊渠伐庸取胜，以‘庸’名其子，以旌其功。”[2](P3)
《礼记•檀弓》：“幼名，冠字”。
洪兴祖:“《礼记》曰:三月之末，父执子之右手，咳而名之。”[《楚辞补注》P4]
《定公八年》：“苫越生子，将待事而名之。阳州之役获焉，名之曰阳州。”也是给婴幼儿命名。熊渠“伐庸取胜”之时，其三子都已成人，不但有名字，而且封了王。其长子更不存在“以‘庸’名其子，以旌其功。”的问题。若是说为长子更名为“庸”，有何依据？若不是改名，则不存在“以‘庸’名其子”之说。

2、庸国之地不属句亶王统治。
　　“赵书”曰：“熊渠以被降服的国名作为儿子的名字，正表现了他克敌得地的心情。”[2](P3)曰：“庸国之地曾属句亶王统治”。[2](P14) 赵氏之说，与《史记》、《左传》记载不合。熊渠虽兴兵伐庸，但并未灭国。作为依附于楚的“庸”国依然存在，直到二百七十年以后，楚庄王三年（前611年）“庸人帅群蛮以叛楚”[《文公十六年》]，才被楚庄王所灭。所以，“庸国之地”不可能“属句亶王统治”。　“赵书”第八页又说：“因为庸国建在山区，熊渠不会把其子封在庸或庸以南的山林地带”。此说与“庸国之地曾属句亶王统治”自相矛盾。

　　3、“句亶王封于甲水边上的句亶”吗？
　　赵先生说：“伯庸正由于被封于甲水边上的句亶，才号曰句亶王[2](P9)”。
　　先看“甲水”在那里。《汉书•地理志第八上》「弘农郡，上雒。《禹贡》雒水出冢领山，东北至巩入河，过郡二，行千七十里，豫州川。又有甲水，出秦领山，东南至钖（古麇国钖穴，今郧县西）入沔，过郡三，行五百七十里。熊耳、获舆山在东北。」　汉“上雒”今陕西东南部商洛地区。雒水即今洛河，东北流至河南巩义入黄河。其西南的“甲水”（即今之金钱河），出终南山南麓，东南流，在湖北郧西县“夹河”南入汉水。“夹河”或许是“甲水”之遗名。
　　“赵书”曰：今郧县以东有一个地方，春秋时叫‘句澨’……句澨即甲水边。”；“句亶王的‘句’也就是句澨的‘句’，甲水的‘甲’，句亶同句澨一样是甲水边上的地名。伯庸正由于被封于甲水边上的句亶，才号曰句亶王。”[2](P8-9)
　　春秋时有个“句澨”的地名，不能证明西周时的“句亶”也是地名；更不能证明 “句亶同句澨一样是甲水边上的地名”。

　　4、“句澨”不在甲水边上。
　　《春秋左传》文公十六年：“自庐以往，振廪同食。次于句澨，使庐戢黎侵庸，及庸方城。”[3]（171）　从《左传》这段文字来看，楚出师伐庸，自庐（南漳东）出发，驻扎在句澨，句澨应当在汉水以南，距离“庐”与“庸”不远的今南漳、竹山附近。无论如何，不可能跑到汉水以北的甲水边上去。即便按赵先生的说法：“今郧县以东有一个地方，春秋时叫‘句澨’”。也得不到“句澨即甲水边”的结论。甲水从西北向东南流，在郧县以西约七十公里处入汉水。郧县以东、汉水以南的句澨，怎么可能跑到郧县以西、汉水以北的甲水边上去呢？

　　5、“句”亶“音转”为“屈”氏并不可靠。
　　赵逵夫先生说的，屈氏的“屈”是由句亶的“句”音转而来，“句”又是由甲水的“甲”音转而来。“音转通假”之说学者间各有各的说法。例如，·段渝先生按“声、韵全同，故得相通”，说：“句亶即是巫诞，熊渠伐庸后将其地封以长子康、立其为王，所称句亶王实为巫地诞人之王” [4]（P24-33）。·黄锡全先生说：“古地名、山名、水名等冠以‘句’字之例常见，如句町、句注、句绎、句容、句章，句曲、句渎、句望等筹。‘句亶’之句应与此同例、同义。《说文》：‘句，曲也。’段玉裁注曰：‘凡地名有句字者、皆谓山川纡曲，如句容、句章、句余、高句骊皆是也。’”[5]（P82）“‘句亶’之名又作‘句袒’，本无定字。根据音近通假及当时历史地理关系，我们认为‘句亶’、‘句袒’，就是离‘庸’不远的‘句澨’。”[5]（P83）·毛炳汉先生说：“屈”与“濮”同韵，也可以视为“屈”与“濮”的叠韵通假，也就是说屈瑕所受“屈”地，就是楚王所“开濮地”。[6]等等。——从诸氏的文字声音“通假”看，其论断有很大的主观随意性和不确定性，似有“把历史研究变为文字游戏”的倾向，不能令人信服。
　　赵先生之文自始至终没有提供可信资料证明《离骚》“伯庸”就是句亶王“熊毋康”；没有证明“屈氏由句亶王而来”。
　　　　

三、从楚国早期的历史看“句亶王的封地”

　　
　（一）周初的楚国在北纬32度线附近

　　《左传•昭公九年》：“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东土也。巴、濮、楚、邓，吾南土也。……”[3]——这是武王克商后周初的疆界。巴、濮、楚、邓同处南疆。　周初的巴、濮、邓，均在北纬32度线附近，“楚与三国并列”，也应当在北纬32度线附近——最有可能的是汉水西南今南漳县的荆山。　若熊绎初封之地在距离巴、濮、邓200余里的今淅川，那就不可能与南土的巴、濮、邓三国并列。

　（二）周昭王(约前995--前977年) 南征时，楚国在汉水以南。
　　《史记》“周本纪”：“昭王之时，王道微缺。昭王南巡狩不返，卒于江上。其卒不赴告，讳之也。”[7]（P26）正义《帝王世纪》云：“昭王德衰，南征，济于汉，船人恶之，以胶船进王，王御船至中流，胶液船解，王及祭公俱没于水中而崩。其右辛游靡长臂且多力，游振得王，周人讳之。”
　　《初学记》卷七引《古本竹书纪年》：“昭王十六年，伐楚荆，涉汉，遇大兕。”；“周昭王十九年，天大曀，雉、兔皆震，丧六师于汉。” ——昭王伐楚需要“涉汉”，说明楚地在汉水以南。
《吕氏春秋．音初》云：“周昭王亲将征荆，辛余靡长且多力，为王右。还反涉汉，梁败，王及祭公抎（陨）于汉中。辛余靡振王北济，又反振祭公。周公乃侯之于西翟，实为长公。”[8]（P38）周昭王征荆楚“还反涉汉”，表示荆楚在汉水以南。“还反涉汉”时已经离开楚境。这样《僖公四年》齐桓公伐楚，责问楚人：“昭王南征而不复，寡人是问”[3]（P81），屈完才能推诿曰：“昭王之不复，君其问诸水滨。”杜预注曰：“汉非楚境，故不受罪。”

（三）赵氏“甲水”论与《史记》不合。
　
　1、熊渠之时楚国在“江汉之间”
　　《楚世家》曰：「当周夷王之时，王室微，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杨粤，至于鄂。熊渠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乃立其长子康为句亶王，中子红为鄂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蛮之地。及周厉王之时，暴虐，熊渠畏其伐楚，亦去其王。後为熊毋康，毋康蚤死。熊渠卒，子熊挚红立。挚红卒，其弟弑而代立，曰熊延。熊延生熊勇。」[7]（326）
　　周昭王时楚国在汉水以南。周夷王时“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说明楚国还在汉水以南、“江汉之间”。熊渠在江汉之间大力开疆扩土，封三子“皆在江上楚蛮之地”。　赵先生用文字“音转、通假”得出的“句亶王的封地在（汉水北的）甲水边上”，近乎臆测。用它来否定《楚世家》的楚在“江汉之间”；三王之封“皆在江上楚蛮之地”，显得软弱无力。　赵先生说：“司马迁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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