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离骚》的创作时间(7)
五《离骚》与国都沦亡无关也不是绝命诗
（一）《离骚》与国都沦亡无关
廖化津先生说：“《离骚》当作于从鄂诸(武昌)到巴陵(岳阳)之间。屈原从贬所陵阳西行到鄂诸，见到了国都沦亡的惨象，而自己已进入老境。于是有《离骚》之作。 [1] ”此论缺乏内外依据。《史记》记载贾谊吊屈原时（前177年），屈原自沉“已经百有余年”，屈原在郢都陷落（前278年）前已经去世（有人认为屈原在郢都陷落后去世）。作《离骚》时“年岁之未晏”的屈原，不可能“见到了国都沦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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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论缺乏内外依据。《史记》记载贾谊吊屈原时（前177年），屈原自沉“已经百有余年”，屈原在郢都陷落（前278年）前已经去世（有人认为屈原在郢都陷落后去世）。作《离骚》时“年岁之未晏”的屈原，不可能“见到了国都沦亡”。
诗，与其内容不符。
有学者认为：“《离骚》当创作于《哀郢》、《涉江》之后”；“是与《悲回风》《怀沙》《惜往日》诸篇在相同或相似的处境和心境下创作的”。这是片面地强调《离骚》中的“牢骚情绪”——“宁溘死以流亡”、“伏清白以死直兮”、“从彭咸之所居”等语句，而没有兼顾《离骚》中表明年岁的“老冉冉其将至”，“及年岁之未晏兮”。
颜新宇先生指出 [2] ：「《涉江》说：“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可见屈原在“既老”之后才写《涉江》，而《离骚》是在“老冉冉其将至”“年岁之未晏”的时候写的，至少要比《涉江》早十来年。」
姚小鸥先生认为：“‘从彭咸之所居’就是要保持其‘好修’的独立人格。 [3] ”
彭咸在《屈赋》中七见，都表明彭咸是屈原效法的榜样。文献中并没有“彭咸水居”或“彭咸投水”的可靠信息，而且最接近屈原投水的《怀沙》《渔夫》《惜往日》中都没有提到彭咸。把彭咸作为屈原即将自杀的标致，并不确切。《离骚》乃“发愤抒情”之作，与其说《离骚》是“生与死的较量 [4] ”，不如说《离骚》是“离与留的纠结、忧愁”。
林庚先生说:“屈原作《离骚》时正是徘徊于治世与退隐之间，因此彭咸乃成为进退的依据。 [5] ”
从《离骚》内容看，屈原慢悠悠地从身世说起；其时他虽然“年岁之未晏”，但已经“老冉冉将至”。这时屈原正徘徊于留楚与远逝之间。女嬃“申申其詈予”时，屈原当在郢都。屈原遐想中的“上下而求索”、“求女”、“将远逝以自疏”等等，皆表明他是“自由之身”，有“去楚国”或“留旧乡”的选择，并非被放在外的罪臣。汉人一致认为“屈原放逐著《离骚》”，可见《离骚》之作，当在楚怀王放逐屈原之后。
《离骚》之：“伤灵修之数化。”或者可理解为：“痛心怀王对外策略的多次失误。使得楚国由强变弱，最后怀王被扣在秦的伤感。”怀王客死于秦后，屈原把《离骚》上呈给顷襄王。其时楚人的反秦情绪高涨，屈原“既咎子兰以劝怀王入秦而不反”，《离骚》中又有“怨恶椒、兰，埋怨楚王”的言论，致使“令尹子兰闻之大怒……顷襄王怒而迁之。”可见《离骚》面世，当是子兰大怒和顷襄王怒而迁屈原”的导火索。认为“《离骚》作于怀王十六年左右”，或者“《离骚》作于顷襄八九年放流沅湘时”等论述，都与《离骚》的内容不符、与屈原的生平抵牾。
[1] 廖化津：《屈原再次南行考》，《贵州教育学院学报(社科) 》1991年第1期，第48页。
[2] 颜新宇：《〈离骚〉写作时间初探》，《湖南师院学报》1983年第3期，第12页。
[3] 姚小鸥：《离别之痛：〈离骚〉的意旨与篇题》，《文史哲》2007年第4期，第123页。
[4] 黄灵庚：《〈离骚〉:生与死的交响曲》，《中国诗歌研究》2004年第00期，第192-213页。
[5] 林庚：《诗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82页。
有学者认为：“《离骚》当创作于《哀郢》、《涉江》之后”；“是与《悲回风》《怀沙》《惜往日》诸篇在相同或相似的处境和心境下创作的”。这是片面地强调《离骚》中的“牢骚情绪”——“宁溘死以流亡”、“伏清白以死直兮”、“从彭咸之所居”等语句，而没有兼顾《离骚》中表明年岁的“老冉冉其将至”，“及年岁之未晏兮”。
颜新宇先生指出 [2] ：「《涉江》说：“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可见屈原在“既老”之后才写《涉江》，而《离骚》是在“老冉冉其将至”“年岁之未晏”的时候写的，至少要比《涉江》早十来年。」
姚小鸥先生认为：“‘从彭咸之所居’就是要保持其‘好修’的独立人格。 [3] ”
彭咸在《屈赋》中七见，都表明彭咸是屈原效法的榜样。文献中并没有“彭咸水居”或“彭咸投水”的可靠信息，而且最接近屈原投水的《怀沙》《渔夫》《惜往日》中都没有提到彭咸。把彭咸作为屈原即将自杀的标致，并不确切。《离骚》乃“发愤抒情”之作，与其说《离骚》是“生与死的较量 [4] ”，不如说《离骚》是“离与留的纠结、忧愁”。
林庚先生说:“屈原作《离骚》时正是徘徊于治世与退隐之间，因此彭咸乃成为进退的依据。 [5] ”
六 结 论
像《离骚》这样的长篇，没有长期的功夫难以完成。怀王二十九年屈原返回郢都到顷襄王三年，这几年屈原比较清闲心情也比放流时平和。从时间、地点、心境等主客观条件看，都适宜《离骚》的写作。从《离骚》内容看，屈原慢悠悠地从身世说起；其时他虽然“年岁之未晏”，但已经“老冉冉将至”。这时屈原正徘徊于留楚与远逝之间。女嬃“申申其詈予”时，屈原当在郢都。屈原遐想中的“上下而求索”、“求女”、“将远逝以自疏”等等，皆表明他是“自由之身”，有“去楚国”或“留旧乡”的选择，并非被放在外的罪臣。汉人一致认为“屈原放逐著《离骚》”，可见《离骚》之作，当在楚怀王放逐屈原之后。
《离骚》之：“伤灵修之数化。”或者可理解为：“痛心怀王对外策略的多次失误。使得楚国由强变弱，最后怀王被扣在秦的伤感。”怀王客死于秦后，屈原把《离骚》上呈给顷襄王。其时楚人的反秦情绪高涨，屈原“既咎子兰以劝怀王入秦而不反”，《离骚》中又有“怨恶椒、兰，埋怨楚王”的言论，致使“令尹子兰闻之大怒……顷襄王怒而迁之。”可见《离骚》面世，当是子兰大怒和顷襄王怒而迁屈原”的导火索。认为“《离骚》作于怀王十六年左右”，或者“《离骚》作于顷襄八九年放流沅湘时”等论述，都与《离骚》的内容不符、与屈原的生平抵牾。
[1] 廖化津：《屈原再次南行考》，《贵州教育学院学报(社科) 》1991年第1期，第48页。
[2] 颜新宇：《〈离骚〉写作时间初探》，《湖南师院学报》1983年第3期，第12页。
[3] 姚小鸥：《离别之痛：〈离骚〉的意旨与篇题》，《文史哲》2007年第4期，第123页。
[4] 黄灵庚：《〈离骚〉:生与死的交响曲》，《中国诗歌研究》2004年第00期，第192-213页。
[5] 林庚：《诗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