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离骚》的创作时间(5)

2023-08-16 01:41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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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离骚》的创作时间(5)

（四）“《离骚》作于顷襄王三年至十二年之间”商榷

颜新宇教授在《〈离骚〉写作时间初探》 [1] 中有“七点论据”：
「第一，《屈原列传》有错简，错简改正后，可看出司马迁认为《离骚》是在怀王死于秦后，屈原尚未流放到江南以前的作品。第二，《离骚》说:“老冉冉其将至兮、及年岁之未晏兮”可见《离骚》是作者将老未老时期的作品。第三，《涉江》说:“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可见屈原在“既老”之后才写《涉江》，而《离骚》至少要比流放江南的《涉江》早十来年。第四，《离骚》的“伤灵修之数化”，“灵修”指楚怀王。从相关记载看怀王有五化，《离骚》作于“五化”之后，即怀王入秦以后。第五，在怀王被掳死于秦后，令尹子兰等亲秦派得势的时代，屈原在《离骚》中表现的痛苦愤激和愿以身殉国的决心完全可以理解。第六，屈原习惯把兰作为香草赞美，而《离骚》中说:“兰芷变而不芳兮……”把兰作为批判的对象，当是指责

令尹子兰劝怀王赴秦。《离骚》是在子兰劝怀王赴秦以后所作。第七，考查《离骚》作于流放江南以后的论据无法成立。马茂元先生在《关于<</span>离骚>时代问题的商榷》有过辨正，“余既不难夫离别兮”，按语气探索，既可是“离别”之后所说，也可是“离别”以前所说。“吾将远逝以自疏”，可以印证《离骚》乃“未远逝”以前所作。至于向重华陈词，乃是浪漫主义的幻想，不能作为屈原流放在江南的例证。既然这些证据不能成立，那么屈原在江南流放中写《离骚》也就站不住脚了。」
其论述中除了“《屈原列传》有错简”依据不足外，其它多有见地。可惜颜新宇先生的结论：“《离骚》可能作于楚顷襄王前期，屈原流放江南以前。这时约在楚顷襄王三年至十二年(即公元前296年～公元前287年)之间 [2] 。”不完全对。
《太史公自序》有“怀王客死，兰咎屈原”。“兰咎屈原”就是《屈原列传》的“令尹子兰闻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顷襄王。顷襄王怒而迁之”。这是顷襄王四年之事。正如颜新宇先生第六所说，《离骚》中指责子兰的内容，乃是“兰咎屈原”的原因之一。可见《离骚》面世于“怀王死于秦后”、“顷襄王怒迁屈原”之前的顷襄王三年，而不是“顷襄王三年至十二年之间”。顷襄王四年至十二年屈原已经在流放之中了。

（五） “《离骚》作于放流沅湘时”商榷

1“济沅湘以南征”的出发点是郢都

潘啸龙先生说：「“依前圣以节中兮，喟凭心而历兹。济沅湘以南征兮，就重华而陈词。”……诗人展开他那“南征”想象翅膀的起飞点，也应该正是写作《离骚》时的居处之地。……恰恰是在大江之南的沅湘一带。……倘若他是在汉北或郢都，其想象便应是“济大江以南征”了。在《离骚》的第三大段中，诗人想象自己上下求索、四处碰壁以后，又返回到现实中来。这个现实的地点又在哪里呢?诗中写道:“巫咸将夕降兮，怀椒糈而要之。百神翳其备降兮，九疑缤其并迎。”……这个想象基点在汉北或郢都吗?不是。它明明是在“南楚”沅湘之间，这也正是诗人当时居处的地方。 [3] 」
潘啸龙先生的“《离骚》作于被放沅湘时”，既与诗文不符，又有自我龃龉。第一，潘先生说：“人们对自身的‘行程’想象，即使再‘浪漫’，也总是以自身当时居处的地方作为起点的。 [4] ”既然屈原遐想“济沅湘以南征”，那么诗人当在沅湘以北。如果“已在沅湘”就用不着“济沅湘”了。“屈原被放江南”，一是在《涉江》的溆浦，一是《怀沙》《渔父》《惜往日》的“汨罗”，从这两地“去九嶷就重华陈辞”都不必“济沅湘”。第二，为什么不写“济大江以南征？”因为诗词不是“流水账”，从郢都去九疑“就重华而陈词”，既要“济大江”、“济沅”，还要再往南走很多路。诗人只写“济沅湘”而略去前后是简略记事。例如，《帝系》曰：“舜帝，葬于九疑山，在沅湘之南”就是例证。第三，“朝发韧于苍梧兮，夕余至乎悬圃。”这是屈原想象中的远游，与“被放江南”无关。第四，把屈原遐想的“巫咸降神”说成“又返回到现实中来”显然不对。而且“百神翳其备降兮，九嶷缤其并迎。”的“九疑”，与屈原后来流放的“沅湘之地”有600多里，怎么能说“正是诗人当时居处的地方”呢？第五，《离骚》中没有被流放的信息。假如已经被流放就不存在“请灵氛、巫咸占卜，决定去留的疑问”了。

2“《离骚》作于顷襄八九年间”之误

潘啸龙说：“《离骚》中一再请灵氛、巫咸占卜，决定去留的疑问 [5] ”，此说与他的“《离骚》作于顷襄八九年间 ^{^[6]} ”矛盾。如果顷襄八九年间屈原已被放流，就不存在“去留的疑问”。潘啸龙先生说：「屈原既称“老”之“将至”，可知其写作《离骚》，必在“将老未老”……《离骚》又云:“余以兰为可恃兮，羌无实而容长”、“书芷变而不芳兮，荃蕙化而为茅。”王逸注此句时，把“兰”释为子兰之暗喻。……史家班固，也因为《离骚》“责数怀王，怨恶椒、兰”，而指斥屈原。因此，把上引诗句中的“兰”理解为暗喻子兰，是没有错的。……屈原的“怨恶”子兰，称其为“变而不芳”，必在怀王三十年以后。这又证明了，《离骚》之作，决不能在子兰尚未当政的屈原早年“初疏”时期。 [7] 」
潘先生此说正是“《离骚》在怀王三十年以后，襄王迁屈原之前”面世的证辞，而与他的“《离骚》作于顷襄八九年迁沅湘后”抵牾。其一，怀王客死，楚人反秦的情绪达到高峰，亲秦派代表人物子兰成了众矢之的，屈原“既咎子兰以劝怀王入秦而不反”，《离骚》中又“怨恶椒、兰”之言，这才有“令尹子兰闻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顷襄王。顷襄王怒而迁之。”《离骚》是顷襄王放流屈原的导火索。假如《离骚》作于“顷襄八九年”屈原已经放流了，即便有“责数楚王，怨恶椒、兰”，对襄王和子兰也起不到什么作用。其二，潘先生认为“屈原生于公元前342年”，若“《离骚》作于顷襄八九年”，其时屈原已经五十二、三岁对照文中的“及年岁之未晏”年龄似乎大了点。其三，诗文所展现的心烦意乱、歧路仿徨、“将远逝以自疏”之状态，显然与放逐的情况不符。褚斌杰先生指出：“自疏”犹言楚王不信任我，那我也就不勉强再合作相处而远去，虽带有无可奈何的性质，但仍有个人的意志、意向在内，并非被放江南时的罪臣。“如果屈原此时已被流放，那就不存在‘自疏’的问题。” [8]

[1] 颜新宇：《〈离骚〉写作时间初探 ——兼谈〈史记·屈原列传〉的有关问题》，《湖南师院学报(哲社) 》1983年第3期，第8-13页。
[2] 颜新宇：《〈离骚〉写作时间初探 ——兼谈〈史记·屈原列传〉的有关问题》，第9页。
[3] 潘啸龙：《〈离骚〉当作于顷襄王八九年间》，《职大学报》2014年5期，第3页。
[4] 潘啸龙：《离骚当作于顷襄王八九年间》《职大学报》2014年第5期，第3页。
[5] 潘啸龙：《关于屈原放逐问题的商榷》，《安徽师大学报》(哲社)1980年第3期，第88页
[6] 潘啸龙：《〈离骚〉当作于顷襄王八九年间》，《职大学报》2014年5期，第5页。
[7] 潘啸龙：《〈离骚〉当作于顷襄王八九年间》，《职大学报》2014年5期，第2-3页。
[8] 褚斌杰：《楚辞要论》，北京大出版社2003年版，第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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