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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用解读《招魂》文本，探索《招魂》作者及魂主的典范”（这篇论文的不足之处——没有把《招魂》相关背景，与《招魂》文本结合起来考察，以致留有漏洞和欠缺）。此文“用《招魂》文本逐项对照、检验《招魂》的作者及魂主”，并指出了宋玉说难以解释的问题。例如，为什么要安排帝与巫阳的对话?为什么要塑造一个专职招魂的巫阳来抗命，而且在招辞中又说了上帝的坏话?”为什么有“‘魂兮归来哀江南’，与招魂回郢的矛盾？等。
古今“关于《招魂》的作者及招魂对象”有众多的论说。
王梦博士说：“当我们在面对外证不足，内证也不清晰的情况时，应以原始文献为主，从古代历史文化背景出发，做客观推测。……才能一步步接近《招魂》的真实创作背景和创作主旨。……在尊重和信赖传世文献的基础上，拓宽研究思路，创新研究方法，才能做出合乎史实的判断，才能真正有助于《招魂》问题的解决。[3] ”笔者认同这个观点。
可惜王博士的《〈招魂〉的作者及招魂对象评议》，背离了《招魂》文本以及相关的背景。她的评议大多引用前人，偶有主见者却流于自我否定。
例如她说：“刘刚教授……结合田野考察的方法来研究《招魂》文本，使得文本解读更可能接近历史原貌，这对于《招魂》问题的解决起到了推动作用。”可是她又说：“司马迁认为《招魂》是屈原所作，王逸认为《招魂》是宋玉作以招屈原之魂，二者虽观点不一致，却都认为《招魂》与屈原有关……根本没法推翻司马迁和王逸的说法。”[4] 而刘刚先生的“宋玉招考烈王说”既推翻了司马迁的“《招魂》是屈原所作”,也否定了王逸的“《招魂》是宋玉作以招屈原之魂”。可见王博士的论说自相矛盾。
钟其鹏先生认为：“用‘《招魂》者，宋玉之所作也’此种决断的语气，故王逸认为宋玉作《招魂》必有其充分的根据。[5] ”这个说法，有一定的代表性，只是它是个没有例证的想象。
下面就以“《招魂》文本和相关背景”来说明《招魂》的作者及招魂对象。
力之先生指出：「这六句，“朕”作为一个主题，一直贯到“愁苦”。一、二句说平生操守，三句从一、二句来，四句说党人“蔽人”、“折之”，五句说君之不明，末句是四句之间接结果与五句之直接结果。换言之，首六句交待屈原失魂之因，下文即就此而展开。[6] 」
“朕幼清以廉洁兮，身服义而未沬。”
潘啸龙先生说：“《招魂》的开头六句，其内容显然是宋玉代‘失魂者’顷襄王，向天帝的告求之语:‘朕’为顷襄王之代称，代顷襄王自述[7] ”其论缺乏依据。
“清、廉、洁”，历来都是对臣属的要求，而不是针对楚王。
从称谓上看，春秋战国时期，侯王并不自称“朕”。
《老子》曰：“侯王自称孤、寡、不榖。[8] ”
《礼记·曲礼下》曰：“诸侯见天子曰臣某、侯某，其与民言自称曰寡人。”[9]
楚王多自称“不榖、寡人”，没有称“朕”者。
《左传·僖公二十三年》：“(晋重耳)及楚，楚子（成王）飨之，曰：‘公子若反晋国，则何以报不榖?’”
《哀公六年》昭王曰：“江、汉、雎、漳楚之望也。祸福之至，不是过也。不榖虽不德，河非所获罪也[10] ”。
《战国策·秦策二》[11] “齐助楚攻秦”：“楚王大悦……：‘不榖得商于之田，方六百里’”。（楚怀王自称“不榖”）
《楚策二》“楚襄王为太子之时”有：“王以三大夫计告慎子曰：‘寡人谁用于三子之计?”。《楚四》“庄辛说楚襄王”曰：“庄辛至。襄王曰：‘寡人不能用先生之言，今事至于此，为之奈何？’”。（楚襄王自称“寡人”）。
熊良智先生说[12] ：“由‘掌梦’所涉礼制，可知招魂的对象应该是楚国君王之魂，这在《招魂》文本中可得到印证。序文开头有魂灵以第一人称自述:‘朕幼清以廉洁兮……’”
把“朕”指认为“楚国君王自称”不对，秦始皇二十六年才把“朕”定为帝王自称。
若是某王若要“求告上帝”，当称“嗣王某”或“某嗣王”。不能自称“朕”。
如《诅楚文》[13] ：“有秦嗣王，敢用吉玉宣璧，使其宗祝邵鼛布恳告于不显大神…”
《礼记·曲礼下》也有：「践阼临祭祀：内事曰孝王某，外事曰嗣王某。」【今注】：「践阼指站在主人的地位。内事，是祭祖宗，故称“孝王”。外事，是祭天地神祇，故但称继位之王。」[14]
“牵于俗而芜秽”
笔者认同“坚守高洁，鄙弃流俗，绝不随波逐流，是诗人一生坚持的品行节操”；“屈原不会用芜秽来形容自己”。
“田地不整治而杂草丛生则芜秽。”屈原用芜秽比喻遭受弃逐，与《远游》的“遭沈浊而污秽兮”类同。不可理解为“自认品行‘芜秽’”。
再从前后文看：前面有“幼清以廉洁”，后面曰“上无所考此盛德”。前后都说主体“廉洁、盛德”，可见“牵于俗而芜秽”决不是“自认品行‘芜秽’”。有些人为了把《招魂》的对象定为楚王，不顾前后之文，把它解释为“自认品行‘芜秽’”。不能令人信服。
《招魂》是屈原“虚拟自招其魂”的文学作品。自古至今所有的“真招魂”都没有“帝与巫阳”。假如是宋玉作《招魂》没有必要设置“帝与巫阳”。
姚小鸥先生认为：“这是屈原有意识地借用古代神话传说来进行艺术创造的产物。[15] ”
帝为何时而善、时而恶呢？它反映了“屈原对上帝既寄予希望又感到失望，既敬重又抱怨的矛盾心情。[16] ”在先秦，这种“敢于唐突上帝”的言辞，非屈原所不能为。假如是真招魂，就“不该在招辞中唐突上帝。
古今“关于《招魂》的作者及招魂对象”有众多的论说。
王梦博士说：“当我们在面对外证不足，内证也不清晰的情况时，应以原始文献为主，从古代历史文化背景出发，做客观推测。……才能一步步接近《招魂》的真实创作背景和创作主旨。……在尊重和信赖传世文献的基础上，拓宽研究思路，创新研究方法，才能做出合乎史实的判断，才能真正有助于《招魂》问题的解决。[3] ”笔者认同这个观点。
可惜王博士的《〈招魂〉的作者及招魂对象评议》，背离了《招魂》文本以及相关的背景。她的评议大多引用前人，偶有主见者却流于自我否定。
例如她说：“刘刚教授……结合田野考察的方法来研究《招魂》文本，使得文本解读更可能接近历史原貌，这对于《招魂》问题的解决起到了推动作用。”可是她又说：“司马迁认为《招魂》是屈原所作，王逸认为《招魂》是宋玉作以招屈原之魂，二者虽观点不一致，却都认为《招魂》与屈原有关……根本没法推翻司马迁和王逸的说法。”[4] 而刘刚先生的“宋玉招考烈王说”既推翻了司马迁的“《招魂》是屈原所作”,也否定了王逸的“《招魂》是宋玉作以招屈原之魂”。可见王博士的论说自相矛盾。
钟其鹏先生认为：“用‘《招魂》者，宋玉之所作也’此种决断的语气，故王逸认为宋玉作《招魂》必有其充分的根据。[5] ”这个说法，有一定的代表性，只是它是个没有例证的想象。
下面就以“《招魂》文本和相关背景”来说明《招魂》的作者及招魂对象。
《招魂》文本解读
引 文
《招魂》曰：“朕幼清以廉洁兮，身服义而未沬。主此盛德兮，牵于俗而芜秽。上无所考此盛德兮，长离殃而愁苦。”力之先生指出：「这六句，“朕”作为一个主题，一直贯到“愁苦”。一、二句说平生操守，三句从一、二句来，四句说党人“蔽人”、“折之”，五句说君之不明，末句是四句之间接结果与五句之直接结果。换言之，首六句交待屈原失魂之因，下文即就此而展开。[6] 」
“朕幼清以廉洁兮，身服义而未沬。”
潘啸龙先生说：“《招魂》的开头六句，其内容显然是宋玉代‘失魂者’顷襄王，向天帝的告求之语:‘朕’为顷襄王之代称，代顷襄王自述[7] ”其论缺乏依据。
“清、廉、洁”，历来都是对臣属的要求，而不是针对楚王。
从称谓上看，春秋战国时期，侯王并不自称“朕”。
《老子》曰：“侯王自称孤、寡、不榖。[8] ”
《礼记·曲礼下》曰：“诸侯见天子曰臣某、侯某，其与民言自称曰寡人。”[9]
楚王多自称“不榖、寡人”，没有称“朕”者。
《左传·僖公二十三年》：“(晋重耳)及楚，楚子（成王）飨之，曰：‘公子若反晋国，则何以报不榖?’”
《哀公六年》昭王曰：“江、汉、雎、漳楚之望也。祸福之至，不是过也。不榖虽不德，河非所获罪也[10] ”。
《战国策·秦策二》[11] “齐助楚攻秦”：“楚王大悦……：‘不榖得商于之田，方六百里’”。（楚怀王自称“不榖”）
《楚策二》“楚襄王为太子之时”有：“王以三大夫计告慎子曰：‘寡人谁用于三子之计?”。《楚四》“庄辛说楚襄王”曰：“庄辛至。襄王曰：‘寡人不能用先生之言，今事至于此，为之奈何？’”。（楚襄王自称“寡人”）。
熊良智先生说[12] ：“由‘掌梦’所涉礼制，可知招魂的对象应该是楚国君王之魂，这在《招魂》文本中可得到印证。序文开头有魂灵以第一人称自述:‘朕幼清以廉洁兮……’”
把“朕”指认为“楚国君王自称”不对，秦始皇二十六年才把“朕”定为帝王自称。
若是某王若要“求告上帝”，当称“嗣王某”或“某嗣王”。不能自称“朕”。
如《诅楚文》[13] ：“有秦嗣王，敢用吉玉宣璧，使其宗祝邵鼛布恳告于不显大神…”
《礼记·曲礼下》也有：「践阼临祭祀：内事曰孝王某，外事曰嗣王某。」【今注】：「践阼指站在主人的地位。内事，是祭祖宗，故称“孝王”。外事，是祭天地神祇，故但称继位之王。」[14]
“牵于俗而芜秽”
笔者认同“坚守高洁，鄙弃流俗，绝不随波逐流，是诗人一生坚持的品行节操”；“屈原不会用芜秽来形容自己”。
“田地不整治而杂草丛生则芜秽。”屈原用芜秽比喻遭受弃逐，与《远游》的“遭沈浊而污秽兮”类同。不可理解为“自认品行‘芜秽’”。
再从前后文看：前面有“幼清以廉洁”，后面曰“上无所考此盛德”。前后都说主体“廉洁、盛德”，可见“牵于俗而芜秽”决不是“自认品行‘芜秽’”。有些人为了把《招魂》的对象定为楚王，不顾前后之文，把它解释为“自认品行‘芜秽’”。不能令人信服。
招 辞
招辞开始有“帝与巫阳的对话”：“帝告巫阳曰：‘有人在下，我欲辅之。魂魄离散，汝筮予之。’巫阳对曰：‘掌梦上，帝其难从。若必筮予之，恐后之谢，不能复用。’”《招魂》是屈原“虚拟自招其魂”的文学作品。自古至今所有的“真招魂”都没有“帝与巫阳”。假如是宋玉作《招魂》没有必要设置“帝与巫阳”。
姚小鸥先生认为：“这是屈原有意识地借用古代神话传说来进行艺术创造的产物。[15] ”
时善时恶的“帝”
《招魂》中“帝告巫阳曰：‘有人在下，我欲辅之……’”这时帝是帮助人的善者，可是在“君无上天”中，巫阳却暗示“帝”是“天上虎豹豺狼啄害下人的主使”。帝为何时而善、时而恶呢？它反映了“屈原对上帝既寄予希望又感到失望，既敬重又抱怨的矛盾心情。[16] ”在先秦，这种“敢于唐突上帝”的言辞，非屈原所不能为。假如是真招魂，就“不该在招辞中唐突上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