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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说缺乏依据。
“老冉冉其将至兮；及年岁之未晏兮”，是屈原作《离骚》时年岁未老的确证。
孙作云先生说：「“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正是套用《论语》所说的:“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子罕篇》)“修名之不立”即是“无闻”，可见作此文时，屈子应该是四十以上的人。 [3] 」
《孟子离娄·尽心》上：“所谓西伯善养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树畜，导其妻子，使养其老。五十非帛不暖，七十非肉不饱。不暖不饱，谓之冻馁。文王之民，无冻馁之老者，此之谓也。”
南朝梁·皇侃《论语义疏》有：“五十以上曰老。”
三国魏 何晏注，宋 邢昺疏：《论语注疏》说：“老谓五十以上。”
《汉书·卷一》有 [4] ：“举民年五十以上，有脩行，能帅众为善，置以为三老，乡一人。”
这些都是春秋战国到汉朝，五十岁可以称老的证据。
可见《离骚》是屈原四十多岁，年岁未老时的作品。
《礼记·曲礼上》曰：“人生十年曰幼，学。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壮，有室。四十曰强，而仕。五十曰艾，服官政；六十曰耆，指使；七十曰老，而传。”【陈戍国点校《礼记·曲礼上》岳麓书社1989年版，第280页。】
《礼记·曲礼》的“艾、耆”皆有年长之意。所说“七十曰老”当然正确，但不能以此否定“五十就可以称老”。其“三十曰壮，有室”与事实不符，两周时婚娶都比较早。
例如，《韩非子·外储说》齐桓公下令于民曰:“丈夫二十而室，妇人十五而嫁。”
《国语·越语上》则有:“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
《淮南子·汜论训》曰：“文王十五而生武王”。
《孔子家语·本姓解》说：孔子“至十九，娶于宋之丌官氏，一岁而生伯鱼”。
考证《离骚》与《涉江》的写作时间 [5] ，可推断屈原的生年。
颜新宇先生指出：「《涉江》说：“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可见屈原在“既老”之后才写《涉江》，而《离骚》是在“老冉冉其将至”“年岁之未晏”的时候写的 [6] 」。
《离骚》是楚襄王三年“怀王客死”后楚襄王流放屈原前的作品。《涉江》是屈原受到襄王再次“逼逐”，于楚襄王十三、四年（前286-285年）从《哀郢》东迁之地夏浦“涉江”，由鄂渚到溆浦的南行记。其时屈原五十多岁。可见浦江清、游国恩的屈原生于楚威王元年(公元前339年)；郭沫若、魏昌、张正明等人的屈原“约生于公元前340年，比较符合《离骚》《涉江》的记载。
如果按郑志强先生说的“屈原生于前353年”，楚襄王三年（前296年）屈原作时《离骚》已经五十七岁了……。
郑志强先生说：“郭沫若和魏昌的判定，屈原生于公元前340年，则楚怀王即位当年(公元前328年)就任命屈原为‘左徒’，当时屈原只有12岁…… [7] ”
郑先生的“楚怀王即位当年就任命屈原为‘左徒’”，不知从何而来？
2．《橘颂》的作时
郑志强先生说：“学界一致认定为屈原的《橘颂》创作于楚怀王元年之前，并无疑义。但一个12岁或15岁的少年此前即能创作出《橘颂》，必然为文学创作的历史经验逻辑和当时的政治经验逻辑所否定。 [8] ”此论与事实不符。
郑先生论文中明确认可“学界很多人认为屈原生于前339-前340年”，怎么可能 “一致认定《橘颂》作于楚怀王元年（前328年）之前”，是屈原十来岁时作的呢！
郑先生自己也认为：「在《橘颂》诠释史中，有两个争议未决的疑案:一是《橘颂》的创作时间，二是《橘颂》歌颂期许的对象到底是谁。关于《橘颂》的创作时间，东汉王逸认为是“顷襄王时作”…… [9] 」怎么能说“学界一致认定为屈原的《橘颂》创作于楚怀王元年之前，并无疑义。”呢？
事实上“《橘颂》创作于楚怀王元年之前”，只是个别人的观点，而不是“学界一致”的看法。例如，钱玉趾认为：“《橘颂》作于楚怀王三十年,以橘比喻、象征太子横。”
汤炳正先生认为 [10] ：“屈原生于公元前342年”；“《离骚》之作，当在怀王十六年之后，……时屈原正三十多岁”；“《橘颂》写于顷襄王元年被馋之时”。
3.“左徒”并非要职
郑志强先生说 [11] ：「春秋时代人们早已普遍形成“三十而立”的人才观念」；认定「屈原任“左徒”应在30至35岁……“屈原担任‘左徒’要职当在楚怀王七至十二年(公元前322-公元前318年)之间”」；「屈原受上官大夫之谗，被免去“左徒”要职，应在楚怀王十一年(公元前318年)之后，亦即楚怀王亲率“合纵国军”征讨秦军失败之后」。
“左徒”并非要职。段熙仲先生指出：“春申君冒生命的危险，救了太子回国为王，功大事难，因此不一定是循着通常的阶级升官，而有着逾格酬庸的意味的。因此说左徒之官不一定仅次于令尹”；“春申君的由左徒升令尹是破格酬劳而不是历阶而升。”
《战国策·韩策二》“史疾为韩使楚”有：“今王之国，有柱国、令尹、司马、典令……”。左徒并非高官。假如左徒是高官，左徒黄歇不可能“侍太子於秦”一待十年。
4.屈原何时被免“左徒”？
郑志强先生说：「屈原受上官大夫之谗，被免去“左徒”要职，应在楚怀王十一年(公元前318年)之后，亦即楚怀王亲率“合纵国军”征讨秦军失败之后。 [12] 」其说没有依据。
《屈原列传》曰：「上官大夫与之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因谗之曰：“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为‘非我莫能为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既绌，其后秦欲伐齐，齐与楚从亲，惠王患之，乃令张仪佯去秦，厚币委质事楚，曰：‘秦甚憎齐，齐与楚从亲，楚诚能绝齐，秦原献商、于之地六百里。’楚怀王贪而信张仪，遂绝齐」。《屈原列传》记载，“屈平既绌（免左徒）”是在“十六年张仪诈楚之前”，可见屈原是在怀王十五年免左徒。
蒋骥《山带阁注楚辞》：“本传屈平既绌，其后秦欲伐齐云云，其非同时，可知矣。 [13] ”
姜亮夫：“原之被谗，当在十四五年之间也。
“老冉冉其将至兮；及年岁之未晏兮”，是屈原作《离骚》时年岁未老的确证。
孙作云先生说：「“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正是套用《论语》所说的:“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子罕篇》)“修名之不立”即是“无闻”，可见作此文时，屈子应该是四十以上的人。 [3] 」
《孟子离娄·尽心》上：“所谓西伯善养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树畜，导其妻子，使养其老。五十非帛不暖，七十非肉不饱。不暖不饱，谓之冻馁。文王之民，无冻馁之老者，此之谓也。”
南朝梁·皇侃《论语义疏》有：“五十以上曰老。”
三国魏 何晏注，宋 邢昺疏：《论语注疏》说：“老谓五十以上。”
《汉书·卷一》有 [4] ：“举民年五十以上，有脩行，能帅众为善，置以为三老，乡一人。”
这些都是春秋战国到汉朝，五十岁可以称老的证据。
可见《离骚》是屈原四十多岁，年岁未老时的作品。
《礼记·曲礼上》曰：“人生十年曰幼，学。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壮，有室。四十曰强，而仕。五十曰艾，服官政；六十曰耆，指使；七十曰老，而传。”【陈戍国点校《礼记·曲礼上》岳麓书社1989年版，第280页。】
《礼记·曲礼》的“艾、耆”皆有年长之意。所说“七十曰老”当然正确，但不能以此否定“五十就可以称老”。其“三十曰壮，有室”与事实不符，两周时婚娶都比较早。
例如，《韩非子·外储说》齐桓公下令于民曰:“丈夫二十而室，妇人十五而嫁。”
《国语·越语上》则有:“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
《淮南子·汜论训》曰：“文王十五而生武王”。
《孔子家语·本姓解》说：孔子“至十九，娶于宋之丌官氏，一岁而生伯鱼”。
考证《离骚》与《涉江》的写作时间 [5] ，可推断屈原的生年。
颜新宇先生指出：「《涉江》说：“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可见屈原在“既老”之后才写《涉江》，而《离骚》是在“老冉冉其将至”“年岁之未晏”的时候写的 [6] 」。
《离骚》是楚襄王三年“怀王客死”后楚襄王流放屈原前的作品。《涉江》是屈原受到襄王再次“逼逐”，于楚襄王十三、四年（前286-285年）从《哀郢》东迁之地夏浦“涉江”，由鄂渚到溆浦的南行记。其时屈原五十多岁。可见浦江清、游国恩的屈原生于楚威王元年(公元前339年)；郭沫若、魏昌、张正明等人的屈原“约生于公元前340年，比较符合《离骚》《涉江》的记载。
如果按郑志强先生说的“屈原生于前353年”，楚襄王三年（前296年）屈原作时《离骚》已经五十七岁了……。
郑志强先生说：“郭沫若和魏昌的判定，屈原生于公元前340年，则楚怀王即位当年(公元前328年)就任命屈原为‘左徒’，当时屈原只有12岁…… [7] ”
郑先生的“楚怀王即位当年就任命屈原为‘左徒’”，不知从何而来？
2．《橘颂》的作时
郑志强先生说：“学界一致认定为屈原的《橘颂》创作于楚怀王元年之前，并无疑义。但一个12岁或15岁的少年此前即能创作出《橘颂》，必然为文学创作的历史经验逻辑和当时的政治经验逻辑所否定。 [8] ”此论与事实不符。
郑先生论文中明确认可“学界很多人认为屈原生于前339-前340年”，怎么可能 “一致认定《橘颂》作于楚怀王元年（前328年）之前”，是屈原十来岁时作的呢！
郑先生自己也认为：「在《橘颂》诠释史中，有两个争议未决的疑案:一是《橘颂》的创作时间，二是《橘颂》歌颂期许的对象到底是谁。关于《橘颂》的创作时间，东汉王逸认为是“顷襄王时作”…… [9] 」怎么能说“学界一致认定为屈原的《橘颂》创作于楚怀王元年之前，并无疑义。”呢？
事实上“《橘颂》创作于楚怀王元年之前”，只是个别人的观点，而不是“学界一致”的看法。例如，钱玉趾认为：“《橘颂》作于楚怀王三十年,以橘比喻、象征太子横。”
汤炳正先生认为 [10] ：“屈原生于公元前342年”；“《离骚》之作，当在怀王十六年之后，……时屈原正三十多岁”；“《橘颂》写于顷襄王元年被馋之时”。
3.“左徒”并非要职
郑志强先生说 [11] ：「春秋时代人们早已普遍形成“三十而立”的人才观念」；认定「屈原任“左徒”应在30至35岁……“屈原担任‘左徒’要职当在楚怀王七至十二年(公元前322-公元前318年)之间”」；「屈原受上官大夫之谗，被免去“左徒”要职，应在楚怀王十一年(公元前318年)之后，亦即楚怀王亲率“合纵国军”征讨秦军失败之后」。
“左徒”并非要职。段熙仲先生指出：“春申君冒生命的危险，救了太子回国为王，功大事难，因此不一定是循着通常的阶级升官，而有着逾格酬庸的意味的。因此说左徒之官不一定仅次于令尹”；“春申君的由左徒升令尹是破格酬劳而不是历阶而升。”
《战国策·韩策二》“史疾为韩使楚”有：“今王之国，有柱国、令尹、司马、典令……”。左徒并非高官。假如左徒是高官，左徒黄歇不可能“侍太子於秦”一待十年。
4.屈原何时被免“左徒”？
郑志强先生说：「屈原受上官大夫之谗，被免去“左徒”要职，应在楚怀王十一年(公元前318年)之后，亦即楚怀王亲率“合纵国军”征讨秦军失败之后。 [12] 」其说没有依据。
《屈原列传》曰：「上官大夫与之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因谗之曰：“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为‘非我莫能为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既绌，其后秦欲伐齐，齐与楚从亲，惠王患之，乃令张仪佯去秦，厚币委质事楚，曰：‘秦甚憎齐，齐与楚从亲，楚诚能绝齐，秦原献商、于之地六百里。’楚怀王贪而信张仪，遂绝齐」。《屈原列传》记载，“屈平既绌（免左徒）”是在“十六年张仪诈楚之前”，可见屈原是在怀王十五年免左徒。
蒋骥《山带阁注楚辞》：“本传屈平既绌，其后秦欲伐齐云云，其非同时，可知矣。 [13] ”
姜亮夫：“原之被谗，当在十四五年之间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