忧患精神的双重奏：论范仲淹之号角与张浚之行履
2026-01-08 11:27阅读：
忧患精神的双重奏：论范仲淹之号角与张浚之行履
摘要：宋代士大夫政治的精神内核，集中体现为范仲淹所倡导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一精神范式在两宋历史进程中呈现出两种既互补又迥异的形态：范仲淹作为北宋中期的改革家，以制度建构与道德唤醒为号角，确立了士大夫的精神高度；而南宋初年的张浚，则在王朝崩塌的废墟之上，面临着更为复杂的内政与外交困局。他不仅要面对外敌的兵锋，更要在宋高宗赵构“以小私卖国”的政治掣肘下，艰难践行“大忠爱国”的理想。本文旨在通过分析南宋初期“议和”与“北伐”的根本矛盾，结合富平之战的战略重释与符离之战的政治博弈，探讨张浚在皇权猜忌与利用的夹缝中，如何将范仲淹的理想具象化为“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的悲壮实践。
一、引言
庆历六年（1046年），谪守巴陵的范仲淹写下《岳阳楼记》，将儒家传统的家国情怀升华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千古绝唱。这一命题不仅是个体道德的标尺，更成为了宋代士大夫群体的政治信仰。若说范仲淹是这一信仰体系的立法者与吹号人，那么在靖康之变后风雨飘摇的南宋，张浚则以其充满悲剧色彩却又无比坚韧的一生，成为了这一精神的艰难实践家。范仲淹指明了方向，而张浚则用血肉之躯丈量了这条道路的艰难与伟大。
二、范仲淹：先忧精神的构建与号角吹响
范仲淹的历史地位，首先在于他构建了宋代士大夫的精神脊梁。在北宋中期，社会承平日久但“三冗”危机隐伏，范仲淹不仅是敏锐的观察者，更是积极的行动者。作为“吹号人”，范仲淹的伟大在于他将“忧”
从一种个人情绪转化为一种普遍的政治责任。
从天圣年间的《奏上时务书》到庆历新政，他试图通过整顿吏治、改革科举来落实这种“忧”。更重要的是，他通过书院教育与文学创作，确立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价值标准，提出了“与天子共治天下”的政治诉求。范仲淹的“忧”，是一种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预警和制度设计，他播撒了精神的种子，确立了宋代士大夫的道德底气。没有范仲淹的号角，宋代士大夫便失去了灵魂的罗盘，后续的抵抗与重建亦将失去精神原点。
三、张浚：人格基石与乱世重纲
张浚之所以能承接范仲淹的精神衣钵，成为一代“实践家”，其根源在于其深厚的人格塑造，这也是他一切功业的基石。他一生“怀忠赤之心”，虽历经七起七落，却初心不改。这种人格力量最早源于其母计氏的庭训。计氏教其以父为鉴，告诫他：“臣宁言而死于斧钺，不能忍不言以负陛下。”张浚终身奉行此训，这种刚直之气成为他日后在政治风暴中屹立不倒的支柱。
靖康二年（1127），北宋灭亡，张邦昌僭立伪楚。时任太常寺主簿的张浚，与胡寅、赵鼎等人，为亡国守节，毅然逃入太学，拒绝为伪楚政权效力，其忠义之心，昭然若揭。南宋初立，纲纪废弛，张浚更是以霹雳手段“树朝廷之尊”。建炎元年，他不顾韩世忠为当红将领，力主“虽在艰难中，岂可废法”，奏夺其观察使之职，使“上下始知有国法”。建炎三年，他又与刘子羽设计，诛杀在靖康之变中投靠金人、后挟兵自重的军阀范琼。朱熹对此评价道：“自靖康后，纪纲不振……公（张浚）首倡大义……而后国法立，人心服。”这种在乱世中不惜触犯权贵也要重振朝纲的魄力，正是其“先忧”精神的初期实践。
四、南宋初年的困局：私欲与公义的博弈
张浚实践的艰难，根植于南宋初期特殊的政治矛盾之中。当时，宋高宗赵构面临的虽是立国艰难的内忧外患，但其核心政治诉求却与国家长远利益背道而驰。
赵构主张“以战止战促和”，其真实目的并非为了国家社稷，而是为了迎回在金国为人质的生母韦氏。所谓的“迎回两宫”，不过是掩盖“迎回韦氏”这一“小私”的幌子。为了达成这一私愿，赵构不惜牺牲国家尊严与领土，在本质上呈现出“以小私卖国”的倾向。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以张浚、岳飞为代表的主战派。他们坚持北伐，志在收复失土，这才是“大忠爱国”的体现。张浚与岳飞，完美践行了“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的崇高典范。然而，这种“大忠”却触动了赵构的“小私”及其对武将和重臣防范的神经。赵构既需要利用张浚的抗金能力来维持偏安局面，又时刻提防其功高震主，更忧虑其“不忠”于自己的求和路线。这种“用着人朝前、用不着朝后”的实用主义态度，构成了张浚一生悲剧的根源，也使得他“先天下之忧”的实践变得难上加难。
五、张浚：绝境中的战略家与富平之战的重释
张浚的“实践”往往是在被束缚手脚的状态下进行的。在富平之战中，面对关中“焦土”般的绝境，他不得不执行“以弱战强”的战略牵制。长期以来，史学界对富平之战多持批评态度，但若深入剖析当时的极端环境，便会发现张浚的战略逻辑实则是为了将金军主力牢牢吸引在西北战场，为南宋立足江南赢得时间。这一战略逻辑，在八百多年后的淞沪会战中得到了惊人的印证——皆是以空间换时间，以巨大的牺牲粉碎敌速战速决的计划。
此外，战役中名将刘锜的战术意图，或许亦包含着力图活捉金军高级将领，以战俘交换韦太后的深层考量。这说明张浚即便在执行赵构的私愿时，也试图将其转化为国家战略层面的博弈。战后，张浚虽战术失利，却被擢升为定国军节度使，成为宋代有史以来唯一获此殊荣的文臣，这正是赵构对其战略价值确认的体现，尽管这种确认背后夹杂着“忧心其不忠”的猜忌与调离。
六、张浚：“继绝学”与“三省吾身”的精神坚守
张浚之所以能在如此巨大的政治压力与军事挫折中屹立不倒，其根源在于他深厚的理学修养与精神定力。身处逆境时，其学问与人格的修为更显光辉。
绍兴四年（1134），张浚被贬至福州居住，便自名其读书的越王山巅小屋为“绝学寮”，以北宋理学家张载“为往圣继绝学”之宏愿名其读书处，意在继承并发扬圣人的儒学理想。此后谪居永州期间，他又修建“三省堂”以自省，其《三省堂记》强调“思吾之忠于君，孝于亲，修于己者，或恐未至也”。这种对内心的严格审视，即便在困顿中也未曾松懈，彰显了他坚不可摧的道德力量。
七、张浚：太上皇掣肘下的“以战止战”与政治担当
隆兴北伐及符离兵败，是张浚“实践”生涯中最为惨烈的一章。此时，太上皇赵构的阴影依旧笼罩，赵构只给张浚枢密使的虚名，却不给人事实权，致使其指挥失灵。尽管如此，张浚依然发动北伐，本质上是为了回应金国的索地要求，以一场“以战止战”的政治行动来争取谈判主动，并帮助宋孝宗摆脱赵构求和路线的控制，确立皇权正统。
虽然符离兵败给张浚带来了巨大的舆论压力，但宋孝宗在战败后升其为右相，表明君主深知其苦心与价值。陆游“张公遂如此”的感慨，道尽了张浚在这种“被束缚手脚”的困境下勉力为之的悲壮。张浚以一时的军事失利，换取了国家的政治生存空间，这正是他在皇权私欲与国家利益夹缝中，所能做出的最大牺牲。
八、结语
范仲淹是“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吹号人，他唤醒了一个时代的良知；而张浚则是这一精神的践行者，他在南宋初年的泥泞中，背负着“大忠爱国”的沉重十字架，对抗着外敌的侵略与内部皇权的“小私”。
张浚的一生，是“文臣不爱钱”的清廉，也是“不惜死”的壮烈。他在赵构“用完即弃”的冷酷权术下，依然坚持北伐，依然在富平、符离等地为了国家战略而饮恨。隆兴二年，他留下“不能恢复中原……不当葬我先人墓左”的遗言，魂归衡山。这不仅是未竟使命的自责，更是对那个“以小私卖国”的时代最沉痛的抗议，也是范仲淹“先忧”精神最悲壮的注脚。
朱熹评价张浚“虽未克成功，然其忠义之气，贯天地而动鬼神”，正是对其作为“实践家”的历史定谳。范仲淹与张浚，一虚一实，一始一终，共同谱写了宋代士大夫爱国主义的壮丽史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