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康伯之怒与陆游、沈枢、尹穑的政治角色
2026-02-11 16:30阅读：
陈康伯之怒与陆游、沈枢、尹穑的政治角色
——从左相陈康伯之怒看张浚所受的权力掣肘及北伐体制的宣泄
南宋隆兴元年（1163）前后的政局，正处于“战”与“和”激烈交锋的漩涡中心。在这一历史转折点上，发生了一次看似偶然却极具象征意义的政治事件：左相陈康伯于都堂阁“忽盛怒”，斥责枢密使张浚擅受文书。这一事件不仅展现了南宋官僚体制内部权力的紧张关系，更通过对在场见证者陆游、沈枢、尹穑三人截然不同的政治命运映射，揭示了抗金大业在太上皇掣肘、同僚牵制与内部党争中艰难前行的悲剧实质。本文拟从陈康伯发怒的深层意涵出发，剖析这三位官员在政治博弈中的角色与归宿，并厘清史浩、汤思退在此期间对张浚的牵制作用。
一、借题发挥：陈康伯“盛怒”背后的政治隐喻
隆兴元年正月，宋孝宗即位不久，意图通过张浚主持北伐以恢复故土。然而，以太上皇赵构为首的保守势力及朝中主和派，对张浚处处设防，使其在军事指挥与行政协调上屡遭掣肘。当时的权力架构中，陈康伯任尚书左仆射兼枢密使，史浩任尚书右仆射兼枢密使，两位宰相并兼枢密使的体制，本身就意味着张浚作为枢密使兼都督，其权力被分割和制衡。
据陆游《老学庵笔记》记载，陈康伯在都堂阁召见陆游、沈枢、尹穑等下属时，突然“盛怒”，指责张浚“以元枢（枢密使）辄受三省枢密院诉牒”。表面上看，陈康伯是在维护宰相府的行政权威，斥责张浚越权、破坏程序。然而，若深入剖析当时的历史语境，陈康伯的怒火实则指向了“背后的手”。
张浚身兼枢密使与都督，本应拥有调度之权，但在实际操作中，由于三省与枢密院内部的掣肘——尤其是右相史浩等人在政见上的分歧，导致正常行政渠道往往不畅。张浚被迫亲自接收诉状，实乃“受掣肘而需接受文书”的无奈之举。陈康伯作为老练的政治家，对此心知肚明。他的“盛怒”，名义上是斥责张浚“接受非正常程序文书”的行为，实则是借张浚这一“越权”之举，向在场的三省、枢密院具体办事官员发出严厉警告：正是因为你们背后的梗阻，才逼得一位勋德重望的老臣不得不绕过制度行事。陈康伯“精神赫然，目光射人
”的震慑，剑指那些利用制度漏洞阻挠抗战的“隐形之手”，是对这种政治生态极度不满的体制性宣泄。
二、见证者的殊途：陆游、沈枢与尹穑的政治分野
陈康伯发怒时的三位在场者——陆游、沈枢、尹穑，虽同处一室，且最初多因权知枢密院事史浩的举荐而入仕，却对此有着截然不同的领悟，并随之走向了截然不同的政治道路。
陆游是这场“怒剧”的记录者，也是张浚抗战路线的坚定追随者。他不仅理解陈康伯维护法度的苦心，更深切同情张浚受制于人的无奈。在随后的仕途中，陆游始终坚持主战立场，力陈“取其尤沮格者，与众弃之”。然而，随着太上皇势力的反扑，这种直率的忠诚成为众矢之的。陆游被排挤出朝，在“张公遂如此”的悲凉叹息中，他将陈康伯的愤怒与张浚的无奈一同载入史册，定格为南宋士大夫在强权压制下的一声绝响。
沈枢在史料中的形象相对模糊，他是当时庞大官僚体系中的“大多数”。作为尚书考功郎中，他在都堂阁见证了宰相的震怒，却选择了沉默与顺从。他既未像陆游那样愤懑抗争，也未像尹穑那样投机钻营，而是在随后的岁月中辗转于地方实务。沈枢的“无声”，折射出在皇权猜忌与党争倾轧之下，大量技术型官员明哲保身、无力回天的庸常状态。
尹穑则走向了反面。他不仅是陈康伯愤怒的旁观者，更在随后的政治演变中，成为了那个“背后的手”的爪牙。尹穑与陆游同为史浩所荐，但他并未从陈康伯的警告中领悟到支持抗战的必要性，反而敏锐地嗅到了朝廷风向转变的契机。在陈康伯罢相、汤思退上台后，尹穑迅速依附这位权相，将矛头对准了张浚及其幕僚。如果说陈康伯的怒是为了扫除掣肘，尹穑的所作所为则是将这种掣肘制度化、尖锐化。他弹劾张浚“跋扈”，攻击协助修备的冯方“费财”，极尽构陷之能事。尹穑的背叛与钻营，直接加速了抗战防线的瓦解，也将其个人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三、“太上——孝宗”阴影下的体制困局
陈康伯之怒，本质上是南宋体制内“相权”试图抵御“皇权（及太上皇干政）”干扰的一次爆发。张浚从高宗的“猜忌”到孝宗的“信任”，再到太上皇强力掣肘下的“无奈”，构成了南宋抗金事业的悲剧闭环。而这一过程中，宰相更迭带来的政策摇摆更是关键变量。
太上皇赵构虽已退位，依然通过操控朝政对张浚进行限制。隆兴元年五月，符离兵败后，主和派迅速抬头。十二月，左相陈康伯罢，汤思退出任尚书左仆射兼枢密使，张浚虽升任右相，但实际处境急转直下。汤思退上任后，对张浚实施了严密的牵制：他先是与张浚议和战不决，继而诡求辞职以试探上意，复又通过钱端礼等人以“兵者凶器”为由，迫使朝廷命张浚“行边”（巡视边境），实则将其调离决策中心，并下令“还戍兵，罢招纳”，直接废除了张浚招募义军、恢复中原的战略部署。
此后，汤思退更与右正言尹穑通谋，日夜离间张浚。汤思退指令王之望等人“盛毁守备”，甚至暗示诸将以官爵为诱饵谎报敌情。在汤思退的指挥和尹穑的执行下，张浚苦心经营的防务体系被拆解，督府参议官冯方被罢，都督府被撤销。陈康伯作为前任宰相虽有公心，却无法阻止继任者汤思退利用体制权力对张浚进行绞杀。体制的惯性终究难以抵挡，尹穑之流的得势标志着主和派的全面反扑，张浚最终在“孤忠耿耿”中赍志以殁。
综上所述，隆兴元年都堂阁的那场“盛怒”，绝非简单的君臣或同僚冲突，而是南宋抗金路线上体制困境的一次集中爆发。从史浩的同僚牵制，到汤思退的系统性拆台，陈康伯借题发挥的警告未被听懂或被刻意忽视，陆游的悲鸣被淹没，沈枢的沉默被无视，唯有尹穑代表的投机势力甚嚣尘上。这场风波最终以张浚的罢相与隆兴和议的签订告终，留下了南宋王朝在强敌与内耗中步履维艰的苍凉背影。
附件：南宋隆兴元年前后大事编年与互动脉络
绍兴三十年（1160）
事件：王十朋、冯方等“五贤”利用“转对”制度上书，试图打破高宗猜忌张浚的政治坚冰。
绍兴三十一年（1161）
正月：陈俊卿上疏辩驳，称张浚“许国之心白首不渝”、“老而练事”。
四月：陆游“应诏言事”，攻击杨存中“渎乱名器”，致其被罢免，为张浚复出扫清军事障碍。
九月：金兵南下，危机倒逼高宗起用张浚。张浚判建康府兼行宫留守，高宗言：“卿在此，朕无北顾忧矣。”
绍兴三十二年（1162）
五月：高宗任命张浚专一措置两淮事务。
六月：高宗退位，孝宗即位。
七月：张浚进封魏国公。沈枢除尚书考功郎中；尹穑与陆游同为枢密院编修官，同赐进士出身。
背景：此二人皆由权知枢密院事史浩、同知枢密院事黄祖舜推荐，因“博学有文、召对称旨”而获赐第。
隆兴元年（1163）
正月：
陈康伯任尚书左仆射兼枢密使；史浩任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张浚任枢密使兼都督江淮各路军马。
关键事件：陈康伯于都堂阁见陆游、沈枢、尹穑。因张浚受掣肘（含史浩等人的政见分歧）、不得不擅受三省枢密院诉牒，陈康伯“忽盛怒”。名义上斥责张浚“接受非正常程序文书”的行为，实则借在场三省枢密院文史官员之口，剑指背后掣肘张浚的政治势力，警示朝堂。
三月：金军索地，太上皇仅授张浚枢密使（排名第三），不给实权。张浚与史浩就是否“以战止战”激烈争论。
四月：王十朋致信张浚，引裴度典故，赞其幕府得人。宋孝宗、张浚绕开枢密院直接主动出兵北伐。
五月：陆游被出为通判建康府。符离兵败。
八月：金军再次索地。
九月：朝廷决定遣使求和。
十一月：宋孝宗听取张浚的意见，反悔议和。
十二月：陈康伯罢。汤思退出任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张浚为右仆射兼枢密使。
牵制开始：汤思退与张浚议和战不决，汤思退诡求辞职，随后复留，并命张浚“行边”（巡视边境），实则迫使其离开决策中心，同时下令“还戍兵，罢招纳”。
隆兴二年（116d）
三月：
汤思退与右正言尹穑通谋，日夜离间张浚。
张浚在淮上积极备防（招纳归正人、修筑城堡），但朝中掣肘日甚。
四月：
钱端礼、王之望分任两淮宣谕使。
强力牵制：汤思退令王之望等“盛毁守备”；暗示诸将制造“畏怯”舆论；指令尹穑诋张浚“跋扈”、“费国不赀”。
尹穑秉承汤思退意旨，论罢督府参议官冯方（指其筑城费财）。
诏罢江淮都督府，张浚请解督府。
五月：尹穑升殿中侍御史，成为打击抗战派的急先锋。
八月：张浚病逝。陆游哀悼：叹“张公遂如此”“皇天夺老臣”。
十月：金军进攻，楚州陷落。太学生张观等七十二人上书请斩汤思退、王之望、尹穑“三贼”。宋孝宗罢去汤思退相职。
十一月：宋金达成“隆兴和议”。
本年：沈枢任为江南东路转运副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