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过是非之外的悲情与担当——基于近年来学术研究对张浚的再评价
2026-02-12 07:42阅读：
功过是非之外的悲情与担当——基于近年来学术研究对张浚的再评价
在南宋初年的政治与军事舞台上，张浚（1097-116d）无疑是一个极具争议的“复杂体”。他身居高位，独秉国钧，被誉为“中兴名臣”，却又因富平之败、符离之溃而长期背负“志大才疏”、“误国”的骂名。
然而，近年来随着宋史研究的深入，学术界开始跳出传统史学中“成王败寇”的单一视角，尝试将张浚置于南宋初年特殊的政治生态、地缘格局以及文武关系的背景下进行考察。基于近年来的研究成果，重新审视张浚，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不同于刻板印象的、更具悲剧色彩和历史担当的政治家形象。
一、军事战略的再审视：从“好大喜功”到“战略支撑”
传统评价往往聚焦于张浚指挥的几次重大军事失利，特别是1130年的富平之战和1163年的符离之战，以此断定其不知兵。然而，近年来的研究更倾向于辩证地看待这些战役的战略意义。
对于富平之战，以往多批评其轻敌冒进，导致陕西基地丢失。但新的研究观点指出，在金军重兵压境的态势下，张浚集结五路兵马主动出击，本质上是一种以攻代守的积极防御。虽然战败导致关中失守，但张浚在败退后迅速稳住阵脚，任命吴玠、吴璘兄弟在和尚原、仙人关等地据险而守，成功构筑了“川陕防线”。这一防线不仅保全了四川，更使其成为南宋后期最坚固的抗金堡垒，有效地牵制了金军主力，减轻了江淮战场的压力。从宏观战略来看，经营川陕是张浚对南宋生存格局的最大贡献，其战略眼光远超一时一地的得失。
关于符离之战，虽然有学者批评其隆兴北伐准备不足，但更多研究指出，这是在太上皇牵制掣肘、宋孝宗锐意恢复、主战派情绪高
涨背景下的必然产物。张浚作为主战派的精神领袖，其北伐虽有冒进之嫌，但在宋金和谈陷入僵局时，军事行动本身也是一种打破外交僵局的手段。
二、政治角色的重构：抗金意志的象征与文官治军的困境
近年来关于宋代“文武关系”的研究，为理解张浚的军事失败提供了新的维度。张浚并非职业武将，而是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文臣。在崇文抑武的宋代国策下，张浚作为文官统帅军队，本身就面临着巨大的体制性困境。
一方面，张浚是南宋抗金意志的坚定象征。在与秦桧等投降派的斗争中，张浚虽屡遭贬谪，但“志在恢复”的初衷未改。学界普遍认为，正是因为有张浚等主战派大员的支撑，南宋朝廷才得以在绍兴和议后的至暗时刻保留收复失地的政治火种，并为后来的“隆兴北伐”和“开禧北伐”提供了政治合法性基础。
另一方面，作为文官统帅，张浚既要驾驭骄兵悍将，又要应对朝廷的猜忌。研究表明，张浚在处理与曲端、郦琼等武将的关系时，固然有识人不明、手段刚愎的一面，但这背后也折射出南宋初年“外重内轻”格局下，中央试图收回兵权与地方武将割据倾向之间的深刻矛盾。张浚的悲剧，某种程度上是宋代文官治军体制在面对大规模全面战争时制度性失效的缩影。
三、道德与理学：南宋道学势力的护法者
除了军事政治，近年来的思想史研究也开始关注张浚在理学发展史上的地位。作为南宋理学的坚定支持者，张浚与朱熹、张栻（其子）关系密切。
学者们指出，张浚不仅在政治上推崇“正心诚意”，更在实际操守上践行了儒家士大夫的道德标准。他在相位期间，大力拔擢理学人士，为道学在南宋后期占据主流地位奠定了基础。虽然其政治对手往往攻击其“结党”，但客观上，张浚成为了南宋道学势力在朝廷中的政治后盾。这种道德上的纯粹性，使得他在当时享有极高的声望，朱熹甚至称其“虽无功而有德”。这种评价体系的差异，反映了历史评价中“事功”与“道德”之间的张力。
四、结论：并非完人，但在那个时代不可或缺
综合近年来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对张浚做出如下评价：
第一，他是有缺陷的战略家。
他在战术指挥上没有直接责任，但用人上偶有偏颇，导致了惨痛的军事代价。但他在大局观上保全了川陕，奠定了南宋偏安一隅的战略基础，这一点功不可没。
第二，他是坚定的爱国者与政治脊梁。
在南宋高宗朝摇摆不定的政治风气中，张浚始终如一地坚持抗金主张，成为维系南宋士大夫阶层抗金信念的核心人物。他的存在，本身就是对金人的一种威慑。
第三，他是悲剧性的时代英雄。
张浚的悲剧在于，他身处一个皇权猜忌、武将跋扈、国力衰微的时代，却肩负着“中兴”的重任。他以书生领兵，试图用道德理想去驾驭残酷的战争机器，其失败固然有个人的原因，更有时代的宿命。
综上所述，现代史学界对张浚的评价，已从简单的“志大才疏”转向了更为立体的“复杂的历史角色”。我们承认他在军事行动上的挫折，但更应看到他在国家危亡之际挺身而出的担当。正如历史学者所言，张浚或许不是那个能“直捣黄龙”的韩信白起，但他却是那个在风雨飘摇中，努力撑起南宋半壁江山的“国之柱石”。评价张浚，不应只看战场的成败，更应看他为那个民族存亡绝续的时代注入了怎样的精神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