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浚“志大才疏”说再检讨
2026-02-26 09:14阅读：
张浚“志大才疏”说再检讨
——以三次战役评价、用人争议与史源批判为中心
南宋名臣张浚，在后世史学与民间舆论中，常被定格为“志大才疏”的典型。这一评价构建于三大支柱：其一，富平、淮西、符离“三次大战皆大败”；其二，性格刚愎，早年依附权幸、杀曲端、疑岳飞、引秦桧；其三，宋高宗对其深恶痛绝，甚至有“朕宁亡国，不用张浚”之语。
然而，这一形象实为明清以来层累构建的“刻板印象”。回溯南宋当时，李纲、赵鼎、岳飞、朱熹、陆游、文天祥等爱国名臣对张浚多高度评价。王十朋赞其“学造诚明，才全文武……社稷之功最高”，魏了翁亦称“南渡以来……惟张忠献公人鲜异词”。可见当时公论，与后世“误国权臣”之形象大相径庭。本文拟通过复盘三次战役、辨析用人争议及批判后世史源，修正这一未经严密考证的“近世说法”。
一、“三次大败”的战略检视：非皆“才疏”所致
所谓张浚“三次大败”，实则性质各异，不可一概归咎于其个人才能。
（一）富平之战：绝境博弈下的“以攻代守”
传统史观多指责张浚不听曲端建议，执意决战导致关陕尽失。但置于南宋立国初期，此战实非“轻率浪战”。建炎四年，金军主力在江淮追击高宗，高宗命张浚在陕西发动攻势以牵制。张浚集结五路兵力，意图将金军主力吸引至西北“焦土”，为南宋立足江南赢得时间，其战略价值犹如二战之淞沪会战。
战役中，宋军一度重创金军，金将韩常被射瞎一目。战后金军主力被长期牵制在川陕，解除了金军对东南的直接威胁。高宗战后不仅未责罚，反擢升张浚为定国军节度使，肯定其战略意图。战败主因实为赵哲临阵脱逃导致诸军互不应援。张浚后来被召回，非因战败，而是高宗“忧心其不忠”，猜忌其功高震主。
（二）淮西兵变：收兵权困局中的政治替罪
淮西兵变常被归罪于张浚“嫉贤妒能”
，反对岳飞统军。然考证史实，张浚与岳飞实为知己伯乐。兵变根源在于高宗与秦桧“出尔反尔”，先许岳飞接管淮西军后又收回。张浚在外督师，对中枢决策并无主导权。他派吕祉监军意在补救朝廷失信引发的危机，却因处置失当导致郦琼叛变。张浚更多是在为朝廷的政治失信“背锅”，而非阻挠岳飞。
（三）符离之溃：体制困境下的将帅失和
隆兴北伐失败，常被视作张浚“老迈昏聩”。实则北伐受制于太上皇高宗的掣肘，张浚虽为都督，却无人事任免权。溃败主因是李显忠与邵宏渊将帅失和。从政治角度看，这场北伐以“以战止战”帮助孝宗稳固皇位。符离兵败后，孝宗反升张浚为右相，足见其对张浚政治贡献的认可。
二、用人争议与权臣关系：政治博弈与“识人不明”
传统观点指张浚“依附权幸、嫉贤妒能、引狼入室”，多源于对复杂政治关系的简化与误读。
（一）早年依附黄潜善与弹he李纲：政jian分歧非依附
张浚早年确因黄潜善提拔而弹he李纲，但他很快与黄潜善的逃跑路线决裂，上疏强调“修备治军”。对李纲的弹he，背景是靖康年间“劫寨之战”的战术争议，既有权力斗争，亦有对李纲“轻率用兵”的批评。张浚在抗金大方向上与李纲实属同阵营，将其定格为“依附权幸的小人”，是典型的“以一事论终身”。
（二）杀曲端：从严治军与政治立威
曲端之死被视为南宋第一yuan案。实则曲端骄横跋扈、拥兵自重，与上级王庶、张浚及同僚吴玠均有矛盾。张浚初到陕西，曾“以全家老少一百口”担保启用曲端。曲端后被下狱致死，是在富平战败后，张浚需“立威”并推卸责任的特殊背景下发生。此举虽有政治污点，但不能简化为“谋杀忠良”，忽略了曲端违抗军令的事实。
（三）荐举秦桧：用人失察非同mou
张浚曾荐秦桧，以为其“议论刚正”，但很快发现其“极其阴险”并反对其拜相。张浚晚年与赵鼎相遇，始知“都为秦桧所卖”。这证明张浚在秦桧问题上是“识人不明”的受害者，而非“引狼入室”的共犯。
三、“志大才疏”说的史源考辨与层累构建
张浚“志大才疏”的形象，很大程度上源于后世文人的层层累积与对南宋史料的误读。
（一）南宋士人的意气之见与误读
所谓“志大才疏”的最早源头之一，源自朱胜非。建炎三年，朱胜非因苗刘兵变被罢相，心怀怨望，在高宗面前攻讦张浚“喜事而疏”。此语实为泄愤之辞，高宗并未采纳，反重用张浚。然而后世往往忽略其背景，以此作为张浚“才短”的铁证。
更为关键的是对朱熹言论的误读。世人多引《朱子语类》中“张魏公才极短，虽大义极分明，而全不晓事”之语。然考据原文，此语实出自朱熹学生林子蒙之口，非朱熹本人观点。朱熹在对话中，实引张浚《镇江录》以反驳朱胜非之虚夸，其对张浚的评价侧重于“大义极分明”，并未全盘否定。将弟子之言冠于宗师之首，以讹传讹，遂成定论。
（二）野史传闻的泛滥与高宗语录证伪
支撑“否定张浚”论的几条核心语录，皆经不起考证。
王明清《挥麈录》载高宗“朕至覆国，不用此人”，不仅时间上与淮西兵变不符，且与绍兴末年高宗复用张浚判建康府的事实相悖。其实，此语发生于绍兴十年宋金议和敏感期，高宗对冯楫作此语，意在向金人展示议和诚意，是一种政治姿态，而非真实用人方针。
周密《齐东野语》载高宗告诫孝宗“毋信张浚虚名”，更是孤证。周密先人周秘曾弹he张浚，家学偏见明显。且孝宗即位后锐意恢复，重用张浚，并未受此所谓“告诫”影响。
（三）元明清文人的道德化审判
元明清时期，文人论史往往陷入“后见之明”的道德审判。
元人揭徯斯称“宋之不能中兴，由张浚之逐李纲，杀曲端，引秦桧，杀岳飞也”，将南宋国运悉数归罪于张浚。此论无视高宗作为最终决策者的责任，混淆了张浚“公心弹he”与“私意陷害”的区别。
明清学者更是推波助澜。明人谢肇淛直接以“志大才疏，丧师辱国”定性；王夫之指责其“首施两端”；清人王鸣盛甚至称其“无分毫之功，有邱山之过”。这些评价往往脱离南宋初年“地缘危局、皇权猜忌、将帅不和”的具体语境，仅以成败论英雄，甚至将富平之战此类具有战略牵制意义的行动，简化为“lang战”。
尤其荒谬者，如清人昭梿，以张浚在富平、淮西、符离之战时“皆去行间数百千里”为由讥其遥控，殊不知这正是都督府统帅体制的常态，且忽视了张浚在各战役中的战略指导与政治统筹作用。至于王士禛讥讽张浚书法诗文拙劣，更是以文人心态度英雄之腹，与军国大政无涉。
四、结语：大忠大义下的“台柱”宰相
综上所述，所谓张浚“志大才疏”、“三战兼败”，实为南宋初年皇权私欲、文武博弈与地缘危局交织下的产物。深入研究南宋历史，其核心主线是宋高宗赵构“迎回生母、卖国自保”的“小私”，与张浚、岳飞“以战北伐、恢复中原”的“大忠”之间的矛盾。
赵构杀岳飞、贬张浚，利用秦桧塑造了张浚“志大才疏”的假象，以掩盖其自身失德失信。张浚在政治与用人上确有失误，但这些失误是在特定制度环境、军政格局和权力博弈中发生的，多为特定军政格局下的形势所迫或用人之误，与其“大忠、大义、大担当”的政治品格并不相悖。
张浚、岳飞一文一武，构成了“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的道德典范，是中华先进文化得以保存的主要功臣。后世文人未能洞察高宗之私与历史之诡，反而将中兴受阻之责归咎于前台效力的张浚，不仅掩盖了历史的真相，更是对这位南宋台柱型宰相的不公。张浚之过失，瑕不掩瑜，其不失为南宋立国的中流砥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