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赵树理佚文不得不说的话
2018-10-05 12:18阅读：
2018年9月19日《山西日报》刊发《赵树理佚文的价值再现》一文，里面三处提到长治市赵树理文学研究会主办的会刊《赵树理研究》（现更名为《长治赵树理研究》），其中两处错误，特在此说明如下：
第一处错误
“山西长治的《赵树理研究》曾经在2006年第43期上刊发了从事赵树理研究的一丁先生《太行根据地文学艺术重要发现，赵树理致徐懋庸的信首次亮相》的重头文章，介绍了赵树理《致徐懋庸》的这篇“遗著”。研究赵树理的专家董大中先生据此将其编入具有权威性的六卷本《赵树理全集》，此信其后又以16000元的高价为晋城赵树理纪念馆购买收藏。”
说明：《太行根据地文学艺术重要发现，赵树理致徐懋庸的信首次亮相》一文首发于2005年12月18日《太行日报》（晋城市委机关报），3个月后，即2006年3月，《赵树理研究》刊发此文，文前未加任何按语，文后特别注明“原载《太行日报》2015年12月18日”。《赵树理研究》并没有对此文的真与伪下任何结论，只是转载一篇文章。至于董大中先生是否据此编入《赵树理全集》，那只有董大中先生自己明白，且董大中先生将此文编入《赵树理全集》时并未
与
《赵树理研究》编辑部沟通，征求编辑部意见。显然，董大中先生把自己的错误强加于《赵树理研究》有失公允。
至于“此信其后又以16000元的高价为晋城赵树理纪念馆购买收藏”，我不知道此事是真是假，但对晋城赵树理纪念馆（注：据我所知，晋城市文联没有这样一个单位，陈学清先生把名字搞错了，应该指的是晋城市赵树理文学馆）的这种慷慨和大气非常感到惊讶和怀疑。原因也很简单，晋城市赵树理文学馆在重新布展“赵树理生平展”时，采用长治市赵树理文学研究会大量珍贵资料（仅目前不全完统计，已达上百件），其中一半以上未注明资料出处和供稿者姓名。晋城市赵树理文学馆是晋城市文联的下属单位，我会就此事向晋城市文联交涉已快一年，晋城市文联至今未给出解决方案。试想，一个对文艺者权益肆意侵犯的晋城市赵树理文学馆，一个对文艺者权益极其不尊重的晋城市文联，16000元的高价收藏，不得不让人倍感惊讶！
此文的真伪于2015年8月得到确认。一位襄汾县汾城镇的七十多岁老人，在看到2015第一期《长治赵树理研究》上刊登的我写的《真假难辨的赵树理手迹》一文后，给我会来信，承认赵树理写给徐懋庸、段二淼、张木和等人的信，均出于他之手，并向大家致谦。信件收藏在我家里，必要时可以公开。
第二处错误
“《就职宣言》最初亦为山西长治的《赵树理研究》2006年第45期所刊布，并用‘编者的话’予以首肯。其后，学者张利以此为据，在《新文学史料》2009年第1期刊发《释读新发现的赵树理抗战初期的一封就职宣言》。但其后经董大中等人辨析，这篇《就职宣言》仍是一篇伪作。”
说明：《赵树理研究》在刊发此文时，因为对此文的真伪存在争议，故加了“编者的话”，尊重大多数人意见，开头写“《今日沁水》总编辑杜如湘先生把他人用毛笔抄写的这篇赵树理遗著提供给我们后，编辑部几个人进行了研读、分析，认为这篇作品——《就职宣言》是出自赵树理本人的”；尊重少数人意见，结尾写“如有不同的看法请提出来共同探讨，共同研究，以求真实。”有点智商的人一看就明白，《赵树理研究》编辑部最终并未给此文作出真与伪的定论，而是希望大家“共同探讨，共同研究，以求真实”，“予以首肯”的说法显然有误。
另外，陈学清先生在文章中把“李拉利”写成“李拉立”的错误，以及“赵树理纪念馆”说法的错误。在此不再累赘。
赵树理佚文争论的开端
对赵树理佚文的争论，据我所知，始于董大中先生发现并编入《赵树理全集》的赵树理《致王璧先生》信，2003年12月出刊的《赵树理研究》第36期，2004年4月出刊的《赵树理研究》第37期，刊登王玉祥、吴守苏、一天、阳南、八旬翁等人的来函和文章，对《致王璧先生》提出质疑，从赵树理与王璧先生的关系、信件文字的书写方式等诸多方面进行了阐述，认为此信为伪作。因为此事，董大中先生很是不舒服，并写下《关于赵树理致王璧信》，予以回应。
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今天，再去重新读董大中先生《关于赵树理致王璧信》，表面上看洋洋洒洒，论据充分，实质上并没有任何实质证据可证明该信为赵树理所写，所有的文字只不过是在彻头彻尾地为自己误认为或故意而为之该信为赵树理所写寻找无聊的助证，在真相面前，“有力”的回应显得是那样苍白无力。一是没有信的原件；二是缺少赵树理与王璧先生之间关系和来往的有力证据；三是其中的“三五友人已赴北平”并没有得到董大中先生初始时认为的当事人史纪言的肯定；四是刚从自新院回到家的赵树理“家父促生来并糊口”的说法非常勉强，因为这段时间的赵树理是自己“不想回家”；五是按董大中先生的说法，是王春与王璧先生关系友好，赵树理因了王春与王璧先生偶有接触，此时，赵树理对王春独自到校补考毕业一事非常不满，会不会对因了王春认识的王璧先生的滴水之恩念念不忘，甚至在自己初到太原，身无几文、工作未定、肚子恐也难以填饱，“近今生活方式，千折万变，不可臆测”的情况下给王璧先生写信？总之，此信正如董大中先生所言：造出这封伪信的人，首先必须对赵树理那几年的生平经历和思想状态有很深的了解。据此，我认为，此假信更像是某赵树理研究专家为自己撰写研赵文章捏造出来的“史料”。至于这次出版的《赵树理全集》是否仍将此伪信收入，暂时未看到该全集，不得而知。
至此，董大中先生好像与《赵树理研究》结下了梁子，双方发生了许多不愉快。2016年，我在编辑《赵树理老照片集》时，新发现一张赵树理与郭玉恩一起在田间劳动的照片，因董大中先生给《赵树理研究》供稿过相似的一张照片，便予以比对，虽然二者在景深和清晰度上都有非常大的区别，但是，为了尊重董大中先生，避免引起董先生误会，我还是把这张照片署名“董大中供稿”。至于董大中先生这些年来采用了长治《赵树理研究》上多少史料，又有多少件涉嫌侵权，当以百计了。
赵树理佚文的发现
长治市赵树理文学研究会成立30年，《赵树理研究》创刊30年，30年里，收集到赵树理佚文、遗物、留影、书籍版本等1000余件（篇），为广大赵树理研究者提供了珍贵的研究史料。且每一件赵树理佚文、遗物、留影、书籍版本背后，都有她珍贵的回忆。诸如我会常务副会长杨宏伟先生，根据自己的收藏出版了《赵树理书影集》，每次提起他的收藏，他都是津津乐道，有讲不完的故事。再如去年网上拍卖的一张赵树理老照片，我和会里的一位朋友约定最高出价至500元，最后，该照片拍出800元的价格，至今不知被那位藏友纳入怀中。
还有，我发现梁栋云先生所收藏的“1956年赵树理与山西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及省直部分单位做文艺工作的同志的合影后”，赶紧查找梁先生的资料，请武乡县的崔明同志帮助查找梁先生的联系方式，几经周折，最终与梁先生取得联系，经梁先生同意，在《长治赵树理研究》上刊发该照片，并发了梁先生写的《相遇春天》一文；当我发现邵荣虎先生《赵树理给我的一封信》后，赶紧搜索邵先生的相关资料，在“米草的博客”上发现杭州的庄月江先生与邵先生相识，便赶紧与庄先生联系，并通过庄先生与邵先生取得联系，最后邵先生给我寄来了他珍藏的《赵树理给我的一封信》影印件，在《长治赵树理研究》83期上予以刊发。今次出版的《赵树理全集》是否收入此文，并以何种方式收入，暂不得而知。
每一件关于赵树理的佚文、老照片、相关史料，背后都有其的故事，坐享其成者虽然可以享受其成果，但永远品尝不出其背后的甘味。
最后的话
陈学清先生在《赵树理佚文的价值再现》文尾写：“新时代呼唤文艺高峰的出现，同样，新的时代，也在呼唤编辑放弃匠人身份，向编辑家甚至是编辑大家迈进。”从该文中出现的错误来看，陈学清先生不仅没有看过《赵树理研究》第43期和45期，而且文章中的内容大多来源于道听途说，没有予以核实，只不过是充当了一次别人的吹鼓手，当了一次别人家出殡时的孝子。别说向编辑大家迈进，当一个编辑都不合格。
刚才，顺手拿出书架上的一本《文魂
赵树理在沁水》，该书为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出版，里面多张老照片没有署明出处，严重侵犯了长治市赵树理文学研究会的合法权益。在此，保留对山西人民出版社提起法律诉讼的权利。
鉴于上述行为，在此公开申明如下：谢绝陈学清本人和山西人民出版社在编辑出版物时以任何形式使用长治市赵树理文学研究会和《赵树理研究》（现名《长治赵树理研究》）拥有的任何史料资料，否则，后果自负。
（此文同时发往山西人民出版社总编室邮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