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抗洪采访纪事
1998年夏，我国长江和嫩江、松花江流域发生严重洪涝灾害。8月下旬，我与时任人民公安报社副总编辑艾群直飞哈尔滨，与本报黑龙江记者站站长隋振生、记者王明义会合，一起沿松花江流域采访抗洪抢险。采访历时十余天，足及哈尔滨、大庆、佳木斯等地。我那时三十出头，精力正好，白天采访，晚上写稿，有时一天写几篇报道。26年后，我依然记得奔赴大庆市抗洪前线的那次经历。
一
我们到大庆市的时间是时年8月23日中午，高大气派的大庆市公安局机关大楼空空如也。招呼我们的局政治部副主任姜民说民警都上前线去了，林甸、杜蒙、肇源等几个县先后都受了灾，局机关的民警作为抗洪抢险的机动力量，市政府指哪儿打哪儿。家里就剩女同志，也不闲着，有的向前线送水送饭，有的三五一组白天黑夜在市区巡逻。问及局领导的去向，他说都分头带队在抗洪一线，局长刘忠志率领200多名民警正在位于肇源境内的“第三道防线”上。
老艾便提出去肇源。姜民面有难色。老艾问，远吗？姜民说远倒不远，不到200公里，但路很不好走，单程得四五个小时，那儿没法住，晚上回来不安全。
大家都看着老艾。老艾却十分坚定地说：去！马上去！
从内心讲，我是主张第二天再出发的。我们20
日晚一到哈尔滨即投入采访，接下来的两天都是白天采访，晚上写稿，最突出的感觉就是缺觉。三个多小时的路途中，一直惦记着到大庆能痛痛快快睡一觉，但一看年过半百的老艾如此精神抖擞，我还能说什么？
二
草草吃过午饭，就上路了。大庆市公安局宣传干事郭柏林头前带路，他把他那辆北京213开成了飞车，我们所坐的三菱吉普只好穷追。“飞”了不到一个小时便开始爬了，我们驶上显然是新近从农田里压出来的土路，车子剧烈地颠簸起来。后备箱放满救灾物资，我们的行李只能堆在座位上。我坐在最后一排一堆行李中间，左右各一个手提箱，在柏油马路上行驶，还可以靠着箱子打个盹儿，现在却只有抱着两只箱子跳舞了，只是舞步极不规则，两只箱子变成两只拳头，一会儿左边来一拳，一会儿右边来一拳，我被打得头昏眼花，暗暗叫苦，琢磨着那些坐着大卡车的士兵、民警是怎样从这条路上去前线的。
车子终于驶上相对平坦的一座水库的大坝。万顷烟波在太阳照耀下如碎金散银。我忽然想，如果我们是来旅游，那么现在就可以把车停下来，大口呼吸这在城市里花钱也买不来的空气，当夕阳归隐，湖面褪去最后一抹红晕，我们支起帐篷，升起篝火，然后打开老白干、花生米和亦俗亦雅的谈笑……但这畅想立刻便被眼前的情景冲断了。
大坝被冲断了，眼前是一道五六丈宽的缺口，要过去，车子必须从这边的坝坡溜下去，贴着水边而行，再从那边的坝坡爬上去。坝坡足有45度的倾斜，陡而且滑，下面便是不知底细的一湖浊水。汽车像一个不会游泳的人，顺着坝坡小心翼翼地向下磨蹭，一公分，两公分……在这一刻，我平日可称简单的大脑忽然复杂起来：车子一旦翻进湖里，十有八九是没命了。落水之前，开窗还是不开窗，开窗便于逃生，但也便于进水，那不开窗呢？一祈天，二祷地，三求孙师傅危难之中显身手。一到哈尔滨，我们便坐上了省厅安排的这辆三菱。孙师傅车开得好，人也厚道，下车了，搭手帮我们提行李；出发前，总在每人的坐位下放一瓶矿泉水......我瞅了瞅坐在前面的几位，没有一个人说话，也没有一个人打盹。坐在副驾位置上的老艾，拉直身子，一只手紧紧抓着头顶上的扶手。按照他的安排，此行要走遍嫩江松花江流域，除了到哈尔滨、大庆，还要去齐齐哈尔、佳木斯，还要去吉林的松源、白城，内蒙古的兴安盟等地，大庆是此行第二站，如果我们在这儿就“光荣”了，那只能算“出师未捷”。
车子小心翼翼挪下坝坡。左侧半个轮胎已没入水中，车身严重倾斜，向前蜗行。近距离看水，全没有刚才的诗情画意，觉得就像死神贪婪的脸，在向我们狰狞地笑。我索性闭上双眼，努力保持呼吸正常。十多分钟后，车子终于爬上坝面，所有人都长舒一口气。平日很少当面夸人的老艾，声音很大地对孙师傅说：“孙师傅，您的车开得真——棒！”
有了这一次经历，车子再颠再簸也觉得是患难与共的朋友了。郭柏林还是风风火火，稍微平坦的路，他就撒起欢儿，整得孙师傅跟也不是，不跟也不是。跟吧，怕把一车“领导”颠散了；不跟吧，万一走岔了路就不好办了。我们决定向前车喊话，让他慢点。郭柏林回话：再慢，到了前线就只能看星星了。于是只好就着他。
为了消解旅途的单调，也为了给连续长途驾驶的孙师傅解乏，老艾提议大家说说笑话。东北黑土地除了盛产高粱玉米，就是各类段子和笑话。隋站长说抗洪以来，黑龙江产生了不少新民谣，比如，“不管几个轮儿，都插小红旗；不管官与卒，都穿迷彩服”。他接着评论道，抗洪也要算经济帐，不能为整景儿而铺张浪费，那些不与泥水、沙袋打交道的人穿迷彩服，难道不是一种浪费吗？其时我们都穿着迷彩服，大家不禁哈哈而笑。
孙师傅也来了兴致，他说我讲个通俗的吧：嫩江、松花江发生特大洪灾，我们的田省长打电话向当时中央主管防洪的领导报告。领导问：“黑龙江哪儿受灾比较严重？”田省长说：“整个浪都受灾了。”“整个浪”是黑龙江地方话，意思是“整个”、“全部”。领导以为“整个浪”是个地名，在地图上找了半天没有找到，又拿来军用地图，也没有找到“整个浪”这个地方。
这笑话就像开窗通风，一扫全车的疲惫萎靡。
驶进一个村庄，郭柏林嘎然停车。没等我们下车，十几个正在路边闲坐的村民便围了上来。他们似乎都认识郭柏林。郭柏林拿出一个塑料袋，递给其中一个人。原来这个村已处在洪水包围中，由于饮用水遭到污染，不少人得了疟疾，郭柏林路过这里得知此情，这次便送了药来。
就在我们要重新启程时，忽听孙师傅“啊”了一声。我们随着他的目光看去，三菱的左后胎爆了。准确地说，是纰了。车胎变成一绺一绺的，象破布条一样缠在钢圈上。孙师傅说难怪一路上总感觉使不上劲，你们没觉出颠得慌？大家面面相觑。一路都在颠，我们对胎好的颠和胎坏的颠早已丧失了分辨力。
过了这个村子，又行驶约一小时，下午五点多钟，我们终于来到了位于肇源境内的“第三道防线”西顺义乡大坝上。
三
我们到达西顺义乡大坝已经下午五点多了。坝内天水相连，一眼望不到边，两米高的高粱只剩下一簇簇尖穗。在四公里长的一段土路上，军人和警察已经用沙袋码起一条一米多高的白色长龙。大坝外，水面已高出公路半米多，我们只好停车，挽起裤腿沿大坝步行。
之前大庆市曾构筑起两道防线，均被洪水摧毁。西顺义乡大坝是最后一道防线，身后便是产量占大庆油田总产量五分之一的采油七厂，还有解决大庆市吃水问题的“南引工程”，洪水一旦突破此道防线，后果不堪设想。
我们沿着大坝没走多远，便见红旗猎猎，上写“大庆市公安局抗洪抢险突击队”。旗下，大庆市公安局的民警正往坝上垒沙袋，个个汗流浃背，泥泞满身。继续前行，在堤坝尽头，我们见到已连续在坝上奋战两天一夜的局长刘忠志。用不着问什么，仅从他疲惫的神情和浑身的汗腥气味，就能知道这位局长这些天是怎样度过的。
刘局长与我们并肩坐在大坝的沙包上。他一面打开几瓶矿泉水，递给我们一行，一面说:“从7月8日投入抗洪抢险以来，我们已连续作战40多天，市领导信任我们，把我们作为机动队，哪里有险情就派到哪里。
“昨天参加抢修西顺义大坝，下着大暴雨，200多名民警没处躲，就站在雨中浇着。我们用了一天半筑起100米长的延长坝，接着又堵漏。今天早晨6点吃的饭，中午饭迟迟没有到，原来后勤部两位女同志护送的送饭车半路翻了，村民看见了，帮他们抬车、捡拾盒饭，终于在下午一点多钟把饭送了上来……我们的民警一边抗洪一边为灾民捐款，平均每人捐款都在300元以上，截止目前，全局共捐了57万元，还有价值百万元的物资。”
我和明义以膝为桌，飞快地记录着，连喝水都顾不上。最后我问：“啥时能撤下去?”刘局长说:“身后是大油田，咋能撤？水涨堤高，水延堤延，死守到底!”
就在我们采访时，第二批增援的民警乘大卡车到达现场。
采访结束时，明义提醒我：“把没有喝完的矿泉水拿着。”是的，这里到处是水，但能喝的水却弥足珍贵。
四
夕阳归隐，夜色沿着水面一步步涌过来。一阵风起，天似乎阴了下来。姜民催促我们赶快返程。返程路上，人困马乏，大家都很少讲话，全无来时的兴奋和活跃。
穿过一片玉米地时，老艾从副驾上转过身来，问：“此时此刻，诸位最大的愿望是什么？”
振生说：“天别下雨。”
明义说：“快回大庆。”
我说：“车开慢些，让我睡一觉。”
老艾接着自问自答：“我真想下车掰几个青苞米，拢一堆火，烧着吃。”
大家都说这是好主意，但谁也没有让车停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