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人论礼
——阿姚说礼之三
不是只有中国人才讲礼,如孟德斯鸠所言,“无论在哪个民族中,人的内心活动都引起一种礼仪性的外部行为,人们将之称作礼貌和礼仪,这其实是不成文的法典,所有人都承诺要在相互关系中遵守。人人都默认,相互之间要有某种彼此尊重的表示,倘若没有这种表示,就构成冒犯”(引自《孟德斯鸠论中国》一书,下同)。不仅如此,东方之礼与西方之礼有一些基本的东西还是一致的。比如,礼是人的内心活动的外化,因此必须是自然的、真诚的;礼的功效是要让他人开心,所以必须是端庄得体的。不过,西方哲人常常喜欢入木三分地将崇高的东西贬为平常,如在孟德斯鸠看来,“因为人生来就要一起过日子,因而可以说,人生来就要彼此取悦”,这彼此取悦就是礼。而《礼记》的开篇是,“勿不敬,俨若思,安定辞,安民哉”。
不过,由于人的内在的或内心的价值取向不同,同样的礼还是体现了明显的东西之别。这个差异在于,中国的礼缺乏两样东西,一是理性,二是荣宠。荣宠一词取自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一书,所指为君主政体中所必需的美德,如同专制政体下的美德为服从一样。不知许明龙先生为什么将它翻译为荣宠,我把它理解为荣誉感或荣耀感。孟德斯鸠对荣宠的解释为,“人们在那里(指荣宠,引者注)向我们展示的美德是,自我完善的成分总是多于施惠于人的成分,与其说是号召我们与同胞们并起并坐,毋宁说是让我们出人头地。在那里,对人们行为的判断不是好坏,而是美丑,不是公正与否,而是伟大与否,不是合理与否,而是非凡与否”。这在专制中国看来简直就是大逆不道,因为中国是以牺牲自我、泯灭个性为高尚的国度,礼的最后标的物是君主与家国。
而理性,在西方价值观里差不多就是人区别于其它生命的唯一标志,礼同样是理性的产物。如在洛克看来,“一切德行与卓越的原则,就在于能够克制理性所不允许的欲望的满足”(引自洛克《教育漫话》一书,下同)。他还说,
——阿姚说礼之三
不是只有中国人才讲礼,如孟德斯鸠所言,“无论在哪个民族中,人的内心活动都引起一种礼仪性的外部行为,人们将之称作礼貌和礼仪,这其实是不成文的法典,所有人都承诺要在相互关系中遵守。人人都默认,相互之间要有某种彼此尊重的表示,倘若没有这种表示,就构成冒犯”(引自《孟德斯鸠论中国》一书,下同)。不仅如此,东方之礼与西方之礼有一些基本的东西还是一致的。比如,礼是人的内心活动的外化,因此必须是自然的、真诚的;礼的功效是要让他人开心,所以必须是端庄得体的。不过,西方哲人常常喜欢入木三分地将崇高的东西贬为平常,如在孟德斯鸠看来,“因为人生来就要一起过日子,因而可以说,人生来就要彼此取悦”,这彼此取悦就是礼。而《礼记》的开篇是,“勿不敬,俨若思,安定辞,安民哉”。
不过,由于人的内在的或内心的价值取向不同,同样的礼还是体现了明显的东西之别。这个差异在于,中国的礼缺乏两样东西,一是理性,二是荣宠。荣宠一词取自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一书,所指为君主政体中所必需的美德,如同专制政体下的美德为服从一样。不知许明龙先生为什么将它翻译为荣宠,我把它理解为荣誉感或荣耀感。孟德斯鸠对荣宠的解释为,“人们在那里(指荣宠,引者注)向我们展示的美德是,自我完善的成分总是多于施惠于人的成分,与其说是号召我们与同胞们并起并坐,毋宁说是让我们出人头地。在那里,对人们行为的判断不是好坏,而是美丑,不是公正与否,而是伟大与否,不是合理与否,而是非凡与否”。这在专制中国看来简直就是大逆不道,因为中国是以牺牲自我、泯灭个性为高尚的国度,礼的最后标的物是君主与家国。
而理性,在西方价值观里差不多就是人区别于其它生命的唯一标志,礼同样是理性的产物。如在洛克看来,“一切德行与卓越的原则,就在于能够克制理性所不允许的欲望的满足”(引自洛克《教育漫话》一书,下同)。他还说,
